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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1页）

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1935年，国难日益深重，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

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易水（艾寒松）《闲话皇帝》一文。因语涉日本天皇，日方以“侮辱天皇”为借口，向国民党当局兴师问罪。国民党畏于其淫威，竟与日本沆瀣一气，查封《新生》，逮捕发行人杜重远，判刑一年两个月。酿成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屈膝媚日丑态令海内外所不耻。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当局的运动，终以“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销而平息。但至7月，国民党又修正通过限制更多、规定更严苛的《出版法》，再次激起新闻界、文化界的抗议。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纷纷批判《出版法》。

邹韬奋办《大众生活》周刊，发表社会名流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

北平的张东荪、谢冰心、罗隆基及“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国事不能不问”的梁实秋，共同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新开张》一文，其中说：

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惑不安者，即是其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

梁实秋带有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基本上是反文学主潮又不失针砭的，他的这段话，比简单地骂几句国民党的反民主反自由的本质，要深刻得多，具有深远影响。

7月，何应钦按照“何梅协定”，命令隐藏一切抗日纪念物，讨好日本。为在抗日中捐躯的将士所立的“大青山公墓”墓碑也遭到遮盖。胡适以诗《大青山公墓碑》讽之，他对中国战胜日寇的信心已十分明朗：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在争民主、争自由的洪流里，大学生也投入其中。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学生自治会声明，“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记”。

冰心出版《平绥沿线旅行记》、小说集《冬儿姑娘》。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沈从文发表小说《顾问官》《八骏图》《自杀》《新与旧》，出版小说集《八骏图》。胡适发表论文《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政论文《敬告日本国民》《华北问题》等，出版《南游杂忆》《胡适论学近著》等书。林徽因创作小说“模影零篇”之《钟绿》《吉公》，写诗《城楼上》及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萧乾出版《书评研究》一书。

一身重病，宁死不屈——诗人、散文家朱自清与郭沫若

岁月和人格，构成逝者的历史位置。

朱自清是值得追思的。他的诗文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他的人品也是清明高尚的。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散文大家之一。20世纪20年代，朱自清散文便被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是的，朱自清是极少数能熟练驾驭新文学语言，作品语言和结构均趋于完美的作家之一。他继承了中国经典美文传统，又发展了这一传统。

朱自清于散文美学范畴，提出了“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并在其散文创作中执着地表现人生的态度和自觉的审美追求，是对现代散文美学的一大贡献。

朱自清（1898—1948），江苏扬州人。早年在家乡就读，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提前投考本科，改原名朱自华为朱自清，字佩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加入北大新潮社。后又加入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通县等地讲演，热情宣传新思潮。是年年底开始在《新潮》《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短诗，如《睡罢，小小的人》《怅惘》《光明》《小草》等。

1920年提前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到杭州、上海、温州等地中学任教。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任教时，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与叶绍钧、刘延陵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第一个新诗刊物《诗》。他的《送韩伯画往俄国》，是一篇向往光明的诗作，把“红云”比喻苏俄，赞美追求光明的友人“提着真心”，“向红云跑去”。《光明》则表现了诗人积极进取、正视现实的精神，“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当时，诗人并不知道怎么“去造”光明，因此《匆匆》等诗，不免流露出怅惘之情。

1922年，朱自清浸透着寂寞空虚情感的长诗《毁灭》诞生。此诗收敛起幻想，鞭策自己继续追寻光明。两百多行的篇幅，由低抑到轻扬的律调，曲折顿挫地抒写自己的心境：

从此我不再仰脸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1924年写的《赠A。S.》等诗篇，表现了诗人反封建反帝的激情。而《血歌》是诗人在五卅惨案发生后，以“火山的崩裂”的愤激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的诗篇。散文《执政府大屠杀记》是诗人为亲历“三一八”斗争而写的揭露控诉军阀暴行的檄文。这时期朱自清写的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等，都从侧面接触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1924年，朱自清结集出版了第一本诗文集《踪迹》。1925年，由好友俞平伯介绍，朱自清北上清华大学任教授，创作由诗歌转向散文，发表了《背影》《荷塘月色》等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代表朱自清散文较高成就的，大都收入《背影》《你我》诸集子里。《背影》写的是家庭发生变故的背景下，父亲送别儿子时的一番情境，作者以简约、朴素、亲切的笔触，表达对老父亲的怀念之情。《荷塘月色》是明净幽远、意境卓绝的写景散文。叶绍钧这样赞誉朱自清的散文：

念起来上口，有时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

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后来还到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一直到1933年。

从现在的讲义内容上看，朱自清研究的是上自1898年，下迄1933年的文学状况。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共有八章。1982年经人整理后，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题，发表在该年第十四辑《文艺论丛》上。

认真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会发现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文学评价甚高。朱自清与郭沫若年龄相当，又都是在二十多岁以写新诗在文坛暴得大名，更有趣的是二人都是从写新诗转向研究古代中国文化。但他们的人品性格、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却有着很大差异。朱自清先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后又执教于弥漫书香之气的清华大学国文系，乃典型的学院派文人。而郭沫若则不同，先留学日本，是创办创造社的中坚，后又投身北伐，身兼政府要职又能埋头创作、研究文史，是革命家兼学问家类型的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创造社一直与其他文学社团都有过论争，与文学研究会也曾笔战不休。笔者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中，有过较多评述。参加革命活动的革命作家郭沫若，与自由主义的学院派文人，有着理不清的隔膜和矛盾。

奇怪的是，革命作家郭沫若偏偏受到学院派文士朱自清教授的高度赞誉。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中，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让文坛愕然。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第二章第七、第九两部分，都讲到了郭沫若。特别是在最后一部分中，重点介绍了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

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文学=F（革命）

“革命文学”口号酝酿于1923年，由共产党人邓中夏等人首先提出，1926年郭沫若与蒋光慈等人重新提出。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根本不是郭沫若们的发明。在政治上，他们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而文学观念上，则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郭沫若们正是持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政治=文学”的错误观念，首先拿五四时期资深的作家如鲁迅、胡适、茅盾等人开刀祭旗，对他们进行“总的清算”。

朱自清介绍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文学=F（革命）”时，未加以批判，这与朱自清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院派的思想局限有关。比起在北平任教的朱自清对郭沫若诗歌的推崇，沈从文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所开的以新诗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学课中，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就相对客观。

1930年下半年，沈从文的讲义改名为“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以线装发行。沈从文将此书寄给远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并在《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中说：

我那个讲义（《新文学研究》）或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些。

沈从文在讲义中，讨论了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焦菊隐、刘半农、朱湘六位新诗诗人的诗作，没有提及“新诗祖宗”胡适，也没把写“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之《女神》的郭沫若列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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