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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足疾（第1页）

（一）

不知什么时候，一不小心踩到了文曲星的尾巴，我的左脚小趾掌关节突然疼痛起来。我以为又是痛风，只是感到蹊跷的是，以往痛风好发在右脚后跟，这次却疼在左脚，有点儿新意。当天晚上，我服了一粒止痛药睡下了。谁料到，夜里疼非但没止住，反而越发加重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脚面又红又肿。到了下午，还有点低烧，感到这一回不是以往的痛风，有点像流火，应该上医院了，才从床上爬起。这时才知道，路是肯定不能走了，脚还没着地，疼就开始钻心了！天下着雨，照惯例，我给“海博”打了个电话订车，在听筒里听了一阵音乐，最后被告知“对不起”。我又给“强生”要车，最后结果也是没车。于是，我按通了小区总控室，请门卫给我拦一辆出租车开到楼下来接我。等了20分钟，门卫反馈说没有空车。唉，上海每天至少有六千辆出租车在路面上转，但一到关键时刻，一部空车也没有。我狠狠地瞪了老婆一眼，“就是你不让我买车，你看，出了事就这么干靠着！”瞪完后仔细一想，好像有点问题，脚疼成这样，有车给你，你能踩离合器吗！唉，幸亏别人没听见，否则又要当作“霸气”的典型案例了。我的医疗关系原先定在市一医院，搬家后也没办转换手续。此去医院，要行18公里左右，如再空耗下去，就泡汤了呀！我只得忍痛下楼，一步一挨地走到小区南门口，疼得脸部皮肤发紧，估计当时的脸色很白。保安知道我就是刚才“要车的业主”，继续为我张罗，向北门、西门呼叫协力拦车。终于有一辆沪b.x的紫红色小车徐徐开了过来。当我坐进去后，看了看表，50分钟过去了。司机是个光头小伙，很是灵活。车子开上南浦大桥的引桥时，发现从引桥到大桥上的车辆停堵着绵延数里，他回头对我说，“大桥走不动，走大连路隧道吧？”我当然同意啰。他车头轻拨，走上了东方路，朝隧道开去，路程多走一点，但时间肯定会省一点。这当尖儿，时间就是疼痛啊！

医生看了看我的左脚，鼻子哼了一声。我问他，“是痛风还是流火？”他回答：“都有点像。”“怎么办呢？”“也用抗生素消炎，也分解尿酸，我给你开两种药吧。”我疑惑道：“如果是痛风，你给我打那么多抗菌素好吗？”“试试看。如果明天见效，就说明是感染。”我明白了，医生开药，靠的是“尝试错误”，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医疗方案，取了药，再挪到急诊室打点滴。输完500cc的药液，已是下午6点了。

（二）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大楼的边沿已经积水。一院急诊大厅的后门与武进路的后门很近，门廊里挤满了等出租车的人。我只好又拐到吴淞路的大门口去。从急诊室的东门到吴淞路的大门，要穿过一个停车场，大约80米的路程。在大雨中拖着病足走完这段路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唯一的选择就是：义无反顾！小折叠伞在这么大的雨中，只是一种安慰品，雨水和汗水掺和着在脸上流。我的目光始终盯着大门口，仿佛看到有很多空车急驶而过。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68年分配前不久的一个日子里，我骑着自行车从第五宿舍外出，穿过夏雨岛的红木桥，拐上了丽娃河畔的弹格路，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女生在一拐一拐地缓慢前行，身影有点熟悉。骑到跟前看清果然是班里的一同学。我下了车问她：“怎么啦？”她说：“脚崴了。”“怎么会的？”“演出时不小心崴的。”我信然，属工伤。因为那年头的舞蹈崇尚激烈，北京都发生过演出“亚非拉要解放”时跳折腰椎的事！“到哪里去？”我问她，她回答说去卫生科换药。我晃了一下自行车，对她说，“上来吧，我送你过去。”载着这位伤员，我沿着弹格路边上的泥土路，小心翼翼地把车骑到校卫生科。待她换完了药，又将她送回到第六宿舍……突然，透过睫毛上的水珠，我看见一辆停在不远处的银色的小轿车降下了车门玻璃，有一位女士在向我招手，我一阵狂喜，“遇到救星了！”定神一看，招呼的不是我，而是我后面的一对母女。那失落，就甭提啦！

好不容易捱到大门口，我知道，此时此刻，天时、地利、人和均对我不利。天下着大雨，又是下班的高峰期，还是在医院的门口，关键是我又行动不便。你说说！我无望地站在雨中等待着。不久居然有一辆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紧跟在一辆大公交车后面，朝我驶来。我知道，这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我果断地举起了右手，车子准确地停在了我的面前。进车后，我念叨了一句：“谢谢！”

（三）

接连输了六天的抗菌素。医生本来建议输大剂量青霉素，但这一次我皮试呈阳性，后来只好改用头孢拉啶。三天后，又改用头孢曲松。为了避免长途奔波，妻子建议就到附近的地段医院卫生站去输液。我想象中的卫生站，也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护士吧。但输液是基本功，大概不会出什么问题，也就接受了她的建议。妻子又去小区物业借了一辆手推轮椅，把我推到了西泰林路上的浦发绿城。卫生站就站在小区的大门口，是一座一层的独立建筑，挂号间兼药房，另有一间门诊室，一大间输液室和一小间准备室。规模比我想象的要正规得多。浦发绿城是上海世博会拆迁移民的重点安置区域，规模很大，官方语言是本地浦东话。卫生站的手续是规范的。尽管我只是输液，也同样挂号，然后由医生转开处方，再回到挂号处交费。当我把头孢曲松交给准备室的护士时，她朝我看了一眼，说：“迭格阿老伽钿来，喔？”（这个药很贵，是吗？）我说：“是。6针花了570多元。”“哦，已经便宜点勒，老底子要耶坝度块耶瓶勒。”（“……以前要100多元一瓶呢。”）输液室房间很大，用屏风在中间一隔为二，靠墙和屏风安放着宽大的靠椅，椅子上罩着翠蓝色的布罩，每三个椅子旁装有一个呼叫按钮。有三位老人正在输液。这条件和环境，要比市一医院的急诊室好多了！上海自第一次“市场化”医改后，调整了政策，全面实行社会保险，连婴幼儿、从外地退休回沪的人员及外来劳动者都纳入医保范围，大大便利了人民群众。医疗行业，如城市公交一样，本来就是属接受市政补贴的行业，前一阶段的改革过于强调市场化，弄得老百姓就医难，买药贵，一片怨声载道。现在地段医院的卫生站延伸到居民小区，按医保逐级就医，既方便了群众，又减轻市级医院的压力，情况有所好转。今天，连我也享受到了方便。

第二天去卫生站，我坚决不坐轮椅了。坐在轮椅上，一是有一种莫名的苍凉感，二是妻子没学过驾驶，不懂“内轮差”的道理，拐弯时老是要我站起来让她调整方向，加上推起来晃晃悠悠，缺乏安全感。“那你怎么去呀？”她问我。“我骑小轮车。”我有一辆可折叠的小轮自行车，左脚用后跟还是可以发力的。

（四）

由于连续六天向血液系统里派遣了大量的精锐部队，左脚小趾的红肿明显消退，压痛感也缓和了，但脚面的红肿非但不退，还有加剧的趋势。停了两天药后，问题更严重了，左脚大脚趾根处开始红肿，且有明显的痛感。这迹象不合常规。加上打了几天点滴后心脏出现早搏现象，我决定暂停输液，改用中医。于是，给一位民间中医陶医生打电话，请他到我家来看一下。陶医生是我的一位台湾研究生介绍给我的。五年前的一次流火，是在接受了大剂量的青霉素点滴，同时服了他的方子后彻底痊愈的。7月1日下午，陶医生带着一位助手来到我家，望闻问切一番，对我说：“你不是流火，也不是痛风，是老毛病，内热过重。你经络不畅，内热郁积在胸腹部，导致脸部发红，胸口堵阻，胃纳较差，心脏也有点问题……”他给我讲了一大通中医学说。“是不是像堰塞湖一样，很危险？”我问道。他乐了，说：“对啊！堰塞湖。”“怎么办呢？”“疏通经络，排险啊！”他在一张a4纸上开出了40味中草药，嘱咐我先煎服，再煮水泡脚，与上次一样，如法炮制。

当天晚上大脚趾疼痛加剧，简直就是没地方放脚，任何一种姿势都会疼痛。被子压在脚上都疼得受不了。我把它称为“主动疼”。为了争取主动少疼，我只好把腿斜搁在席梦思上，将脚悬出席梦思。就这么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必须参加一个追悼会。清晨就打的到华东师大，然后坐学院的车去宝山杨行殡仪馆。许多同事劝我别去了，我还是执意前行。死者老徐，是我系的一位退休美术教师，前不久在某幼儿园作画，从9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下，额部颅骨破碎，抢救无效。1994年，我从南京师大调往上海幼专工作时，我的邻居、南师大艺术系张主任曾嘱咐我，他的同学老徐在上海幼专供职，要我多加关照。因此，我没到上海，就知道老徐了。以后，全校并入华东师大，他与我在同一个系里。退休后，他又在行健学院学前系兼课，而我又是那个系的主任。因此，无论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去为他送行。步履维艰，心情沉重。虽然每走一步，我都要咬一下牙根，但事后，我心里充满了一种释然感。

下午，抓回了中草药。我希望它能泄洪，解除堰塞湖的危险。

2008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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