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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午后，王佐动身去迎接朱军长。他以为朱军长一定会骑骏马走大路上井冈山，就到村外大路口等候。但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了，还没有见到朱军长的身影，只好返回村子。

王佐走到村口，一个战士前来报告说：“朱军长早就到啦！”王佐忙问：“朱军长在哪里？”战士回答：“朱军长看望战士们去了。”王佐大步流星往三十二团驻地跑。

在苍茫的暮色中，王佐远远望见有一个结实健壮的身影正在从田塍上向军营走去。王佐赶上去一看，正是朱军长。他敬了个军礼，问：“朱军长，您从哪条道来的？叫我在村外大路口空等一场。”

朱军长笑嘻嘻地回答：“这是军人的职业习惯嘛，叫做出其不意。”

王佐听了以后，一边笑一边说：“你这出其不意，害得我苦等了半天。”

朱军长问：“你等我有什么要紧事吗？”

“等你到我那里去住嘛。”于是，王佐一五一十地把准备房屋的事情告诉给朱军长。

朱军长耐心地解释说：“红军讲究官兵一致，同甘共苦。我和战士们一起睡惯了，一天不和大家睡在一起，我就要睡不着呀！”

王佐说：“井冈山冬天冷，垫稻草睡你吃不消。”

朱军长回答：“稻草很好嘛，战士们能睡我也能睡。”

就这样，朱军长和三十二团的战士一起睡稻草铺，吃红米饭，喝南瓜汤，过着艰苦的生活。

王佐的妈妈见朱军长和战士们一样过着艰苦生活，心理总过意不去。有一天，她亲手做了几道好吃的菜，亲自去请朱军长到家里吃饭。朱军长坚决不去，并耐心地向她说明红军官兵应该同甘共苦的道理。王佐的妈妈非常感动，连声称赞朱军长是好榜样。她逢人就讲：“朱军长是为穷人打天下，吃苦在前的带路人。”

左宗棠收复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很早以来，西域就同内地有密切联系。公元前101年（西汉武帝太初四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使者校尉。公元前60年（西汉宣帝神爵二年），西汉政府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境内）设置西域都护，郑吉担任首届都护。《汉书·郑吉传》上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从此以后，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在西域设官建制，有效地行使对西域地方的管辖权。

18世纪上半叶，乌兹别克族的明格部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起一个封建汗国，名“浩罕”。1865年初，浩罕国派军官阿古柏率兵侵入新疆。阿古柏“用武力，更多的是用奸诈手段”，先后侵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城，于1867年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意为“七城之国”，自封为“巴达吾来特阿孜”，意为“洪福之王”。随后，阿古柏又用两年多时间，镇压当地群众的反抗，进一步攻占吐鲁番，又翻越天山夺取乌鲁木齐，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都落入阿古柏的魔掌。

新疆地处中亚东部，与中亚和印度接壤，英、俄两国都将新疆视为战略要地，势在必得。阿古柏成为他们争取和利用的对象。这是新疆危机的根源。俄国在利用阿古柏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的同时，又亲自出兵侵占伊犁，使新疆危机雪上加霜，更为严重。

面临新疆危机，清政府内部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海防论的主要代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主张舍弃西北，专注东南，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塞防派的主要代表是湖南巡抚王文韶，他认为：俄国侵吞西北，日甚一日，“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因此，他主张：“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陕甘总督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指出：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力主收复新疆，左宗棠的意见令“中朝动色”。清廷权衡利弊，采纳左宗棠的意见。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那时候，左宗棠已经年逾六旬，而且体弱多病。他曾在致湘军将领刘锦棠的信中说：“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左宗棠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勇敢地担负起收复新疆的重任。

1876年，左宗棠率清军分三路进入新疆。他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正确方针，先收复了乌鲁木齐及周围地区，然后攻占吐鲁番，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清军得到新疆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进军南疆时，当地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加入战斗，痛击阿古柏军队。1877年，阿古柏兵败身亡，清军收复喀什噶尔。第二年，除伊犁以外，新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左宗棠上奏朝廷，提出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收复伊犁的问题，如果达不到目的，再采取军事手段。他的意见得到朝野上下爱国人士的一致赞扬。

1880年初，根据左宗棠的意见，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国谈判收复伊犁问题。在谈判中，俄国多方要挟，蛮不讲理，曾纪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左宗棠深明外交必须以军事为后盾的道理，虽主谈判，但不忘备战。为了支持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左宗棠率兵前往哈密，在哈密设立抗俄司令部。在前往哈密的征途中，他让士兵抬着棺材走在队伍的前面，表明誓死抗击俄国、收复伊犁的决心。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自古以来，玉门关几乎成为人们西行的极限。此时，左宗棠已年近古稀，体弱多病，可他却说：“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差堪告慰。”连当年前往哈密拜访并留住军营一个多月的德国人福克都说：“一月以来，觉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正是左宗棠震惊中外的豪情壮举，有力地支援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终于迫使俄国将伊犁归还中国。《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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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病逝后，有人评论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　文襄公，是清廷赐给左宗棠的谥号。

“我有我的生产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军事进攻和严密经济封锁，解放区衣食物资奇缺。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使解放区军民在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解放区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由陕甘宁地区部队创造的。那时候，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自己种菜、养猪、打柴，做鞋，党中央及时总结这个好经验，进行宣传推广。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生产动员大会，组成生产委员会，根据部队、机关、学校各自的具体情况规定了生产任务。几万党政军学人员，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从1940年春季起，日本侵略军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急于变华北为“大东亚兵站基地”，对解放区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解放区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保证部队、机关和学校的供给，同时还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党中央发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号召，大生产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因为指挥抗日战争工作繁忙，就让勤务人员在往处附近给自己分一块荒地。勤务员们都说：“主席，您工作忙，身体又弱，就不要参加生产劳动啦。”毛泽东一摆手，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勤务人员说不动毛泽东，只好分给他一亩地。当天下午，毛泽东便在休息时拿起锄头去刨地种菜。几个警卫员、勤务员都急忙跑来，要跟他一起刨地。毛泽东阻止他们，并且说：“你们有你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大家只好不帮忙了。

毛泽东种的蔬菜长出来了。毛泽东高兴地和勤务员小王一起抬大粪给蔬菜施肥，他们干得很带劲。杨家岭村有一个不爱劳动，成天闲逛的农民，看到毛泽东顶着烈日在地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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