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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分子（第1页）

一

“莉莎，亲爱的，我还从没写信感谢你去年二月冒着暴风雪、或是在暴风雪之后去看我们的房子（可怜的老迪斯默尔[1]，我想它现在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了），还把在那里的所见告诉我。我也要感谢你的丈夫用雪地车送你过去，我猜想用木板钉起破窗户以防野兽之类入内的也是他吧。值钱东西真不能放在有蛀虫和灰尘的地方，更别提有那些学坏了的半大少年了！我听说你现在是基督徒了，莉莎，这真是太棒了！你重生了吗？我一直很喜欢听这句话！

“哦，莉莎，我知道自己很无聊，但当看到那些晒黑了的漂亮孩子们从树丛后面冲出来吓我一跳、蹦蹦跳跳冲进水塘里的时候，我仍会想起你和可怜的小肯尼。

“拉德纳在手术前的那个晚上一点儿死亡的征兆都没有—也可能是之前我给你打电话的那个晚上。现如今人们很少因为一个简单的心脏搭桥手术死掉，他也完全没想过那就是自己的临终时刻。他还在操心自己有没有关掉水管呢，他越来越爱为这些琐碎的小事烦心。这也是他年纪大了的表现。尽管我觉得水管爆掉也不能算是小事，那可是场可怕的灾难。但灾难还是发生了。我曾经到那儿去看过一次，奇怪的是，当时的一切都让我觉得自然而然。拉德纳一死，好像事情就应该那样似的。尽管我知道自己得动手清理一切或是雇个人来做，但当时这反而像是不正常的。我真想划一根火柴，把一切都烧成灰烬，但当时要是那么做了的话，那我肯定会被关起来。

“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是将拉德纳火葬的，可当时根本没想到。我只是把他安置在杜德家墓地，好吓我父亲和继母一跳。但现在我得告诉你，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正在加拿大轮胎商场[2]后面，他们在那里搭起了巨大的塑料棚子，就像春天促销花坛花草时搭起的那种。我打开了汽车后备箱，像是每年买鼠尾草或者凤仙花时那样。很多人在那里等着，穿着绿围裙的男人们在大棚子里来来往往。一个女人对我说：“七年时间真是转眼就过去了。”她像是认识我，但我不认识她，我还在心里想，怎么老是有这种事啊？是不是因为我在学校教过书？还是你会客气地说是因为我的为人处世？

“然后，我忽然明白了‘七年’的意思，也知道了这些人，还有我自己是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是为遗骨而来的。我是为了拉德纳的遗骨而来，梦里是他下葬之后七年。但我又想，这不是希腊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的风俗吗？为什么我们这里也这么做？我问周围的人，是墓地太拥挤了吗？为什么咱们也开始有这种风俗了？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的做法，还是别的什么？听到我的问题，那些人看起来很不高兴，甚至很生气，我就想，我都干了些什么呀。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还是有人给我这样的眼色—是因为用了‘异教徒’这个词吗？后来，有个人递给我一只塑料袋，我感激地接过来拿着，心里想，拉德纳强壮的腿骨、宽阔的肩骨、聪明的头骨肯定都被藏在那个大塑料棚里的洗刷设备洗得干净又光滑了。这似乎是因为我们对彼此的感情被净化了，但这种感觉要更加有趣、更加微妙。尽管如此，拿到那袋东西，我高兴极了，周围的人也非常开心，有的人甚至高兴得把手里的塑料袋都抛上了天空。有些袋子是湖蓝色的，但大部分是绿色的，我的是那种普通的绿色袋子。

“‘哦，’有个人对我说，‘你拿的是那个小女孩吗？’

“我明白他指的是小女孩的遗骨，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袋子特别小、特别轻，根本盛不下拉德纳，我是说，拉德纳的骨头。哪个小女孩啊？我心里想。但当时周围的一切已经让我困惑不已，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我忽然想到，他们说的是不是小男孩？我醒过来的时候脑子里正想着肯尼，仍在疑惑当中，那场事故之后是过了七年了吗？（莉莎，说起这个希望你别难过。我知道，出事的时候肯尼也已经不是小孩了。）醒了以后，我心想一定得问问拉德纳。其实没醒之前我就早已知道，拉德纳的身体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对他的感觉，他的重量、体温、味道，都只是回忆而已。但我仍然觉得—当我刚睡醒的时候—他就在隔壁房间，我还可以喊他的名字，把我的梦和任何事情讲给他听。接着，我就必须得让自己清醒：这不是真的。每天清晨都是如此。这让我感觉浑身发凉，瑟缩不已，好像胸口压着几块厚木板，它们让我无法从床上爬起来。我经常有这种感觉。不过现在没有，我只是描述给你听。其实，现在拿着红酒坐在这里，我觉得挺高兴的。”

这是贝亚·杜德一直没写完也从来没寄出的一封信。在卡斯泰尔斯她那疏于照料的大房子里，她一边沉思一边喝酒，这在别人看来像是一种缓慢的堕落，但在她看来，这却是一种伤感的快乐，就像是一场大病的恢复期。

贝亚·杜德遇到拉德纳，是在一个星期天，她和彼得·帕尔开车去乡下游玩。彼得·帕尔是科学课的老师，也是卡斯泰尔斯高中的校长，贝亚曾经在那里当过一阵代课老师。她没有教师资格证，但她是英语文学硕士，而且那时候管得也不严。有时候，他们也叫她去帮忙，比如组织学生远足，带全班去参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或者每年一次学莎士比亚时去游览斯特拉福德[3]。当发现自己对彼得·帕尔产生兴趣的时候，她就试着避开这些事。她希望事情做得得体，这是为了他好。彼得·帕尔的妻子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住在一家疗养院，他始终如一坚持去看望她。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好男人，大多数人也理解他需要一位固定女朋友（贝亚说她觉得女朋友这个词很可怕），但是可能有些人觉得他选的人不怎么样。贝亚自称之前的生活浮沉不定。但她跟彼得安定了下来—他的体面、真诚和幽默感把她带入了一种正常有序的生活，她觉得自己很享受这种日子。

当贝亚说起自己那“浮沉不定”的生活时，用的是一种讽刺或者轻蔑的语调，根本听不出她对自己的情爱生涯到底是什么看法。那生涯始于她结婚的时候。她的丈夫是一位英国空军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驻守在沃利附近。战后，她跟着他去了英格兰，可是没多久就离婚了。她回到家乡，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帮她的继母照料房子，比如获得了英语文学硕士。然而，生活的主旋律还是那些风流韵事，她也知道，当自己贬低它们的时候说的根本不是实话。它们既甜蜜又辛酸，她既快乐又痛苦。她知道在酒吧里苦苦等待一个再也不会出现的男人的那种滋味。等待来信，当众痛哭，也曾被不再爱的人纠缠。（她曾经不得不从轻歌剧协会辞职，就是因为一个傻瓜总用男中音为她独唱。）不过，她仍然觉得情事萌发的第一个信号如此美妙，仿佛是阳光照在皮肤上的温暖，是门廊里轻轻传来的音乐，或者像她经常说的那样，像是黑白电视广告忽然变成了彩色的。她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也不觉得曾经浪费过时间。

但她的确觉得、的确承认，自己很虚荣。她喜欢被赞美，喜欢被关注。比如，彼得开车带她去乡下，从来都不是为了享受单独和她度过的时光，这事总让她恼怒不已。很多人喜欢他，他也喜欢很多人，甚至是刚刚认识的人。每次他带贝亚出去，最后都成了顺便拜访某人，要不就是遇到以前的学生在加油站工作，一聊就聊一个小时，要不就是停在乡村小店买冰激凌，结果和偶遇的人一起郊游去了。她爱上他，是为着他那种悲伤的处境，那种勇敢和孤独的气质，那薄薄嘴唇上羞涩的笑容，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社交成瘾的人，就是那种看到别人一家子在前院里玩排球也跃跃欲试想从车里跳下来加入其中的人。

五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个阳光耀眼、树木葱茏的日子，他对她说要顺便看望一个叫拉德纳的人，就几分钟。（对彼得·帕尔来说，每次都是“几分钟”。）贝亚以为彼得以前见过这个人，因为他直呼他的名字，而且似乎对他非常了解。他说，战争一结束拉德纳就从英国来到了这里，他以前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是的，和她丈夫一样！），曾经中过枪，半边身子都被烧伤了，所以才决定隐居。他从充满腐败、战争和竞争的社会中隐退，在斯特拉顿镇北部买下了四百英亩荒地，大部分是沼泽和灌木丛，将其建成了一片令人赞叹的自然保护区，有小桥，有小路，还让溪水汇成了小小池塘。他沿着小路展示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鸟类和动物标本。他曾是一位标本剥制师，大多为博物馆工作。人们走过他的小路，观赏那些展品，都是免费的。他受过最残酷的伤害和打击，已经远离了这个世界，却倾其所有回馈给了大自然。

贝亚后来发现，那些话大部分都不是真的，或者不全是真的。拉德纳根本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支持越战，相信核武器是一种有效威慑。他也赞成社会竞争。他只在脸颊和脖子的一侧有烧伤，那是在法国卡昂一次地面战中被炮弹炸伤的（他是在陆军服役）。他也不是战后立刻离开英国的，而是在一家博物馆工作了好几年，直到发生了一些事—贝亚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事—让他对那份工作和那个国家都失望透顶。

那片土地，以及他在上面付出的辛劳，是真的。他也的确是一位标本剥制师。

贝亚和彼得费了很大劲儿才找到拉德纳的房子。房子掩映在树丛里，是当时很简单的A型框架建筑。他们终于找到了私家车道，停好车，走下来。贝亚还以为自己会被介绍给他认识，然后跟着他们参观，可能一两个小时都很无聊，接着，彼得·帕尔和拉德纳故友重逢聊天时，自己可能得坐在旁边喝喝啤酒或者茶。

拉德纳绕过房子迎面走来。在贝亚的印象里他带着一只凶恶的狗。但不是这么回事儿，拉德纳根本没有狗，他自己就是那只凶恶的大狗。

拉德纳对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想干什么？”

彼得·帕尔说，他要开门见山。“我常常听人说起你在这里创造的奇迹，”他说，“我直说吧，我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教育高中的孩子或至少试着在教育他们。我努力想教给他们一些观念，能使他们将来不至于把这个世界搞得乱糟糟的或是干脆把它炸上天。但在他们周围，全是些坏例子，几乎没什么正面的东西。这就是我贸然来拜访你的原因，请你考虑。”

实地考察。优选的学生。见识一下个人所能做的贡献。尊重大自然，与环境协作。这是亲眼见证的好机会。

“哦，我不是教育工作者，”拉德纳说，“我他妈的可不关心那些小崽子。我最不想看见的就是一群蠢货抽着烟在我的地盘上晃来晃去。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印象，以为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益，那是我最没兴趣的事儿。有时候，我允许人们从这里走过，但仅限于我选定的那些人。”

“哦，那我想知道，”彼得·帕尔说，“就我们，今天—你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今天禁止入内，”拉德纳说，“我正在小路上干活儿。”

回到车里，沿着碎石路往回开，彼得·帕尔对贝亚说：“哎，我觉得已经打开局面了，你觉得呢？”

这不是玩笑。他根本不开这种玩笑。贝亚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但她意识到—或者几分钟之前在拉德纳的车道上就意识到—她和彼得·帕尔之间是一个错误。她再也不想要他的亲切、他的好意、他的困惑和努力。以前吸引和抚慰过她的一切现在都已化为灰烬。因为她看到了拉德纳。

当然，她可以不这么对自己说。但那不是她的本性。尽管过了好几年规矩日子，但那仍然不是她的本性。

当时她有几个朋友，她给他们写信，探讨和解释自己生活中的这个转折。她写道，自己很不愿意承认，之所以受到拉德纳的吸引是因为他粗鲁、暴躁，甚至有点儿野蛮，他脸上的伤疤在枝叶间透出的阳光下就像是闪闪发光的勋章。她真的很不愿意这么想，因为这难道不是所有无聊爱情剧里的情节吗—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好好先生只能被甩？

不，她写道，但她真正的想法—她知道这是一种退化，又很讨人厌—她真正的想法是，有些女人，像她这样的女人，可能一直都在追寻一种可以容纳自己的疯狂。如果不是生活在一个男人的疯狂之中，那么和他生活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男人们可能会有那种很普通、很平常的疯狂，比如对某支球队的热爱。但这可能还不够，不够强大—这种不够强大的疯狂只能让女人发脾气、不满足。比如彼得·帕尔，他所表现出的和善与希望也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但最终，对我来说，贝亚写道，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疯狂。

那么，拉德纳又能给她些什么，让她能够安于其中呢？她不仅是指她明白了学习豪猪生活习惯的重要性，还就某些她，贝亚，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事情给报纸写了些言辞犀利的信。她还指自己竟能生活在无情和貌似轻蔑的冷漠之中。

在最初的半年里，她这样解释了自己的处境。

还有几个女人曾经以为自己有能力应付这种局面。她发现过她们留下的蛛丝马迹。一条腰带—26码、一瓶可可油、高级发梳。他没有让任何一个留下来。为什么让她们走、让我留下？贝亚问他。

“她们谁也没有钱。”拉德纳说。

玩笑。我受够玩笑了。（现在，她的信只写在自己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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