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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1页）

我刚开始申请法学院的时候没打算申请耶鲁、哈佛、斯坦福这神话般的“三巨头”。我根本就没想过会有机会进那些地方。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去不去名校根本不重要，因为我想所有的律师都能找到好工作。我只要随便去一所法学院，然后从此一帆风顺：得到高薪，拥有体面工作，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接着我最好的朋友达雷尔（Darrell）在华盛顿一家很火的餐厅撞见他在法律学校的一个同学正在收拾餐桌，因为这是她唯一能找得到的工作。因此，在下一轮申请的时候，我试了试耶鲁法学院和哈佛。

我没申请斯坦福这所全国顶尖学府，你要想知道为什么，就必须了解我小时候学到的经验有时候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申请斯坦福法学院，不像常规的那样提交大学成绩单、法学院入学考试分数和申请短文就行了，而是需要提交一份由大学校长填写并签名的表，证明你在大学里不是一事无成。

我并不认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校长。学校太大了，我确信校长女士一定非常和蔼，而且填这个表肯定也就是走个过场而已，但我就是问不出口。我从没见过此人，从没上过她的课，最重要的是，我不信任她。无论她有什么美德，理论上讲她对我都是一个外人。我挑选出来帮我写推荐信的教授都是我能信任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听他们讲的课，还参加他们的考试，写他们布置的论文。虽然我因为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收获了无上教育和生活体验而深爱这个地方及这里的人们，但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我尝试说服自己，甚至都打印出了表格并带到了学校，但最终我还是把它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斯坦福法学院里是不会有我J.D.了。

我决定了最想去的学校是耶鲁。耶鲁自有其吸引人之处——小班教学和独特的评分系统，校方宣传说可以让学生轻轻松松步入法律事业。但其中很多学生都来自精英私立大学，而不是和我一样来自大型州立学校，所以我猜我肯定没希望了。不过我还是在网上申请了，因为流程相对简单。那是2010年早春的一天下午，我的电话响了，来电显示一个以203区号开头的陌生号码，我接了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告诉我他是耶鲁法学院招生办主任，说我已经被录取为2013级学生了。我一阵狂喜，整个3分钟的对话里一直跳来跳去。他说再见的时候，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所以接着我打电话给莉姨报告这个喜讯时，她还以为我刚出车祸了呢。

我下定决心要去耶鲁法学院，也愿意接受随之而来的约20万美金的学费债务，不过耶鲁法学院提供的资助比我想象的多多了。第一年几乎给我全额资助，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因为我是全校最穷的学生之一，耶鲁给我好几万助学金。穷到如此地步还能得到这么大好处，这真是头一次。选择耶鲁不仅因为它是我梦想的学校，还因为性价比最高。

《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最贵的学校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反而最便宜。比如，一个学生的父母年薪3万美元，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过了贫困线。这个学生在威斯康星大学一个较不受欢迎的分校要付一万学费，但在该校最好的麦迪逊校区只花6000美元，而在哈佛大学，虽然学费高达4万美元，但只要交1300美元就行了。当然，像我这样的孩子并不懂这些。我的好兄弟内特是我一生的朋友及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想去芝加哥大学读本科，但他没有申请，因为觉得付不起学费。然而，他在芝加哥大学花的学费很可能比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还要少，就像我在耶鲁花的钱远远少于其他所有学校。

接下来几个月我在为远行做准备。我叔叔阿姨的朋友帮我在当地一家地砖公司的仓库找了个活儿，整个夏天我都在工作——开着铲车，把地砖装好便于运输，打扫那间巨大的仓库。夏天结束时，我存了足够的钱，不用担心搬去纽黑文了。

我离开米德尔敦的那天感觉和此前离开家乡的任何一天都不同。当我离家去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还会经常回来，而且今后可能还会在故乡待很长时间（的确如此）。在海军陆战队服役4年后，再离家去哥伦布读大学也就不在话下。我对离开米德尔敦前往其他地方已经驾轻就熟了，也习惯了那种孤独。但这次我知道我可能真的不会回来了。但没关系，因为米德尔敦对我已经没有家的感觉。

我第一天去耶鲁法学院的时候，看到走廊墙上的海报上写着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Blair）要来参加一个小活动。我简直不敢相信：托尼·布莱尔就在一间教室里给几十个学生做演讲？如果他去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那里的千人礼堂都会座无虚席。“嗯，他经常来耶鲁演讲，”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儿子在这读本科。”几天后，我在走向大门的时候转过一个拐角，差点撞上个人，我说“对不起”，然后抬头看了看，发现那人竟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GeorgePataki）。名人来访的事儿一星期至少发生一次。耶鲁法学院是读书人的好莱坞，每每令我这个游客叹为观止。

根据学校课程设计，第一学期还比较轻松。我在其他法律学校的朋友都被铺天盖地的作业包围，并且为严苛的评分系统所苦——评分曲线把你和你的同学置于残酷的竞争中。而我们这儿，院长在入学指导的时候说让我们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无论它们能把我们引向何方，不要过多担心分数多少。一开始的四门课都算学分课，成绩不计入绩点，这就容易多了。

其中一门是16人的宪法研讨会，我在班上找到了家的感觉。我们几个自称像在“错位玩具岛”（IslandofMisfitToys）[1]上一样。我们中有来自阿巴拉契亚的保守乡巴佬，印第安移民的绝顶聪明的女儿，在社会上打拼十多年、熟谙人情世故的非裔加拿大人，菲尼克斯来的神经科学家，家就住耶鲁旁边、胸怀大志的民权律师，极力主张进步、幽默感绝佳的女同性恋等，虽然我们之中并没有真正的凝聚力量，但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在耶鲁的第一年令人震撼，但这种震撼是积极的。我一直以来都是个美国历史迷，所以我发现校园里的一些建筑年代比独立战争还久远时非常激动。有时我会在校园里寻找能够说明那些建筑的年代的标示。那些建筑都是新哥特式的杰出艺术品，高耸入云，美得令人窒息。楼宇内部，精致的石刻和木饰给法学院营造了一种类似中世纪的氛围。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我们这儿是霍格沃茨法学院，把法学院和那套奇幻小说里的场景相比真是再生动不过了。

课程很难，有时候好几天都要在图书馆熬夜学习，但也不是难得让人没法活了。我有时会想校方终会发现他们看错了我，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真诚道歉并让我回米德尔敦。但有时也会想我只有全情投入才能顺利完成学业，毕竟这里有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而我并不很符合资格。事实上，虽然学校里确实有罕见的天才，但大多数同学虽然聪明却也不是奇才，因此在课堂讨论和考试的时候，我基本都能应付过来。

当然并不是事事顺心。我一直自认为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有一次我把一篇草率写就的作文交给一位以苛刻著称的教授，他写了一些严厉批评的话返还给我。“太差了。”他在其中一页潦草地写道。另一页，他圈出了一大段，在页边写到，“一堆糟粕一样的句子拼凑成一段话，真令人作呕。改。”我听小道消息说这位教授认为耶鲁应该只录取来自哈佛、耶鲁、斯坦福和普利斯顿这样的大学的学生。他说：“我们不是去纠正错误的，这里有太多小孩需要被纠正了。”听了这番话，我下决心要改变他的想法。学期末，他给我的作文的评价是“优异”，并承认他对州立大学的看法可能错了。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大获全胜：深得教授喜爱，成绩很棒，暑假要去梦想的岗位上实习——给一名在任参议员的首席法律顾问当助理。

耶鲁虽然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但也在我脑海中种下了怀疑自己归属何处的种子。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像耶鲁这样的地方。在故乡，常春藤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一个也不认识；在自己家，我是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在整个家族，我是第一个去专业学院学习的人。2010年8月我来到耶鲁的时候，耶鲁法学院已经培养了最近上任的三位最高法院法官中的两位，6位最近的总统中的两位，更不用说在任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耶鲁的社交仪式有不寻常之处：鸡尾酒招待会和宴会既是业界交流也是个人交友的地方。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这帮人是我老家的人轻蔑地称为“精英”的群体中的新晋成员，从外表看，我也是其中之一：白人，高大，挺拔。来耶鲁之前，我从没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在耶鲁我有了这种感受。

一个原因是社会阶级方面的。一项针对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95%的耶鲁法学院学生来自上中产阶级或更高，大多数人可以说非常富有。显然，我既不是上中产阶级，也不富有。耶鲁法学院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来自穷人家庭，虽然从外表上看我并不特殊。常春藤学校看重多元化，但几乎每个人，黑人、白人，还有犹太人以及穆斯林等，他们都家庭完整、衣食无忧。

第一学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参加完酒会想去一家鸡肉料理店吃点东西。我们这一大帮人吃完后留下一片狼藉：脏盘子一堆，鸡骨头乱丢，沙拉酱和汽水溅得桌上到处都是。我不忍把这一团乌糟扔给某个可怜的服务生去清理，于是留下来收拾。十几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帮我一起收拾，就是我的好兄弟贾米尔（Jamil），他也来自穷人家庭。后来，我告诉贾米尔，我们也许是学校里唯一不得不给别人擦屁股的人。他只是点了点头，默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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