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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五章 虚空（第1页）

学校里没有哪个学生的父母像毕司沃斯先生这么热切。他热衷于中学的每一项规矩、仪式和习俗。他热爱学校的指定教材，并将阿南德的奖学金学生表格送到海洋广场的缪尔·马歇尔家的乐趣留给自己，然后带回一包免费赠送的书。他给课本包封皮，在书脊上标出书名，在每一本书的扉页和封底上都写上阿南德的名字、年级、校名和日期。阿南德则为对学校里的其他同学隐瞒这件事费尽心机，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自己写的，而且可以随意在书上涂画。虽然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都觉得没有必要，他还是去参加了学校的授奖演讲日活动。他还坚持要去看科学展览，完全败了阿南德的兴致，一个黑人男孩跑到没有父母陪同的伙伴们身边说：“喂，伙计，蜗牛可以自己干自己。”阿南德却不得不留在毕司沃斯先生身边，而他呢，从展览打头的电气演示开始就尽职尽责地认真观看，最终也没有走到比显微镜更里面的地方。“站在这里，”他告诉阿南德，“在我拉出显微镜玻璃片的时候挡着我。我要咳嗽，然后在上面吐唾沫。这样我们两个都可以看一看。”

“是的，爸爸。”阿南德说，“当然，爸爸。”但是他们没有看蜗牛。作为一项试验，每个男孩都发了一本家庭作业册，他们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应该每天填写并签名，毕司沃斯先生每天准时填写签名。但是其他父母很少这样做，很快，那些家庭作业册就被抛到一边了，而毕司沃斯先生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坚信全校都和他一样关注阿南德；当阿南德犯了哮喘后又回去上课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下午总是问：“那么，他们说什么了，嗯？”好像阿南德的缺席让学校的秩序大乱了一样。

十月，米娜也开始喝牛奶吃梅干。她出乎意料地被选中参加十一月的奖学金考试。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陪她前往奖学金考试大厅，阿南德不无优越地重温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校长办公室里的公告板上，深为学校对他的宣示而感动。中午米娜从考场出来时非常振奋，但是在阿南德的严厉拷问下，她变得迷惑和低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觉得可能还有别的误以为正确的错误。他们带她到乳品店吃午饭，三个人都觉得浪费了钱。当考试结果出来之后，没有人向毕司沃斯先生祝贺，因为米娜的名字在那些仅仅通过考试但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之列，在印得极为细小的栏目中根本不起眼。

变化在他无知无觉的时候发生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城市失去了浪漫和希望，也不知何时他开始觉得自己老了，他的事业已经到头，他对未来的展望都寄托到了阿南德身上。每一种认识都姗姗来迟，而当他意识到的时候，他也不觉得惊讶，那只是一种他早已接受的状态。

但是有一天半夜他突然醒来时，又觉得不该这样，他意识到已经有一段时间自己接受了处境是无法改变的：人声嘈杂的房子，楼下的厨房，饭菜要经过前门楼梯才能端到房间里来，逐渐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同他和莎玛挤在两间屋子里。他开始把房子——从敞开的门中看见的明亮的客厅，八点钟时从餐厅传来的餐具叮当声，去看电影时一路上碰见的车库，下午用水管浇灌的花园，星期天早晨懒洋洋躺卧在阳台上的光腿的人们——看作和其他人相关的东西，就像教堂、屠宰货摊、板球比赛和足球比赛。房子已不再激起他的雄心，也不再引发痛苦。他已经失去了对房子的展望。

他沉浸在绝望中，正如他沉浸在想象中的虚空里，那虚空代表着他还不曾经历的生活。一夜又一夜，他耽溺着。但是他不再因惊慌而心悸，不再有愤懑如鲠在喉。他只是发现自己非常不甘愿，他心中对离开后果的担忧现在越来越深重。

他调查申请救济的穷人并为需要救济的人撰写报告。他和W.C.塔特尔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寄宿的学习者们继续读书学习。阿南德和维迪亚德哈继续互不理睬，两个表兄弟之间的冷战开始在学校里闻名。维迪亚德哈也上了这所学校，虽然没有那么光鲜。格温德继续打琴塔，穿他的三件套，开他的出租车。寡妇们不再到皇家维多利亚学校学习缝纫，她们放弃了做衣服发家的计划和其他所有的构想。其中一个在房子下面露宿，威胁着要在乔治街市场上摆货摊，最终被劝阻回矮山去了。W.C.塔特尔买了一个叫格罗里亚·沃伦的十五岁美国人的唱片，唱的是《你永远在我心上》。每天早晨当寄宿的学习者们涌出房子后，毕司沃斯先生便逃到《特立尼达卫报》去上班。

十分突然地，他振奋了精神。

事情发生在阿南德中学二年级时。因为他对穷人的了解无人能及，毕司沃斯先生成了《特立尼达卫报》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专家，附带的职责包括采访慈善团体的组织者并参加很多聚餐。有一天早晨他在桌子上看到一张便条，通知他去采访新到任的社区福利部的负责人。那是一个还没有开始运作的政府部门。毕司沃斯先生知道这是战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他根本不了解这个部门具体要做什么。他调来档案资料查询，却一无所获。大部分资料是他自己写的，他自己都忘了。他打电话约好当天早晨的采访就去了。一个小时之后，他沿着红房子的台阶走进铺着沥青的庭院时，脑子里想的是给《特立尼达卫报》的辞职信而不是采访稿。他得到了一份社区福利官的工作，每月五十元，比他在《特立尼达卫报》的工资要高，他接受了这份工作。而他仍然不明白成立这个部门的目标是什么。他猜测是组织村民生活；至于组织村民生活的原因和方法，他还是一头雾水。

但他很快就被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罗基小姐吸引了。她是一个高大的精力充沛的女人，已经快步出中年。她既不浮夸也不咄咄逼人，没有他在那些掌权女人身上往往会看到的特性。她相当优雅，甚至在还没有谈及这份工作之前他就开始试图讨好她。她同时还有一种新奇的吸引力。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和她同龄的印裔女人如此机警、聪明又有求知欲。当她提出给他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拒绝了罗基小姐要他仔细考虑的请求，他害怕任何拖延。

他心情愉快地从圣文森特街回到报社。刚才发生的一切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匪夷所思。他不再想关于新工作的事情。他不过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态度讨论了一番战后发展，因为这和他以及他的家人没有什么关系。而现在，星期一的早晨，他就这样得到了一份新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成为新时代的一分子。这是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他开心地回想着听过的关于公务员的各式笑话，深深地感受到自从伯耐特先生离开之后他恐惧来临的重压。他随时都有可能被《特立尼达卫报》解雇，没有任何人或者事情可以保护他。但是政府部门不可能就这样解雇一个人。会有像惠特利那样的协议会，他相信是这样。解雇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这正是那个美妙的词儿——而按照他的理解，这个过程如此复杂，公务员很少有被解雇的。那个关于窃取并卖掉了整个部门打字机的邮递员的故事怎么说来着？难道他们不是说“把那个人调到没有打字机的部门去吗”？

他在脑海里给《特立尼达卫报》写了多少封辞职信啊！当他向秘书处知会以后，辞职的时候到了，他坐在斯林百金床上给《特立尼达卫报》写信，他没有使用他琢磨了多年的句子和词语。相反，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感谢了《特立尼达卫报》雇用他这么久，使他开始了城市生活，让他有机会给政府工作。

当他收到编辑回信时，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编辑只用了区区五行字回信，感谢他的信，认可了他的工作，惋惜他的离去，并祝他在新工作中好运。信由一个秘书打出来，在信的左下角印着秘书漂亮的小写字母的姓名缩写。

写完辞职信，他不再理会申请救济的穷人，而是兴致盎然地准备自己的新工作。他从中心图书馆借来有关书籍，借阅了社区福利部的一小部分藏书。他开始阅读社会学的书，但是立刻就懊恼不已，因为他无法理解书上的语言和图表。于是他转向简单一点的关于如何在印度建立村庄的平装书。这些书很有趣，书上给出建造村子排水沟的前后图片，展示了如何不花钱地建造烟囱，如何打井等等。这些让毕司沃斯先生深受启发，以至于他很想在自己的房子里实践。有相当一部分书莫名其妙地强调在集体工作中民歌和民间舞蹈不可或缺，有一些书还给出了民歌的例子。毕司沃斯先生仿佛看见自己带领一群唱歌的村民一起修路，一起建造大棚屋，一起打井，他们边唱歌边一起收获庄稼。但是这一幕并不能使人信服，他对印度村民太了解了。比如，格温德喜欢唱歌，而W.C.塔特尔喜欢音乐，但是毕司沃斯先生无法想象自己带着他们和唱歌的学习者们给房子下面重铺水泥地板，或者给半墙抹上灰泥，或者建造另一个厕所和浴室。他甚至疑心自己能不能让他们唱歌。他阅读了有关家庭手工业的内容：颇具浪漫色彩的字眼，让人联想到衣衫整洁的农民，五官典雅凝重，在共同搭建的大棚屋里，坐在纺车前织出长长的布匹，然后夜晚时分点着火把，在村子里的树下唱民歌，跳民间舞蹈。但是他知道晚上当朗姆酒屋关门时，村子里是怎样的情形。于是，他便想象着自己在一间高大的木材搭建的大厅里，恪守纪律的农民们编着篮子，而他在他们的行列中巡视着。家庭手工业让他了解了青少年犯罪，他发现青少年犯罪远比成年人犯罪有意思。他尤其喜欢那些放荡不羁的罪犯照片：身材矮小，抽着烟，目空一切，但却充满魅力。他想象着自己获得了他们的信任，然后又赢得了他们永久的爱戴。他阅读了一些心理学书籍，了解了琴塔鞭打维迪亚德哈的行为心理学术语。

罗基小姐起初鼓励他对工作的热情，现在则试图抑制他的狂热。这个月他经常和她见面，他们之间的关系越发融洽起来。每当她把他介绍给别人的时候，她总是称他是她的同事，从来没有人这样和蔼可亲地对待过他；在和她相处时少了拘谨之后，他变得非常愉快。

不久他就大吃了一惊。

罗基小姐说她想见见他的家人。

读者！学习者！格温德！琴塔！斯林百金床和那个穷木匠做的餐桌！可能还有某个不死心的寡妇试图在大门口卖橙子或者鳄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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