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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通纳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典礼日前一个星期，阿切尔·斯隆给了他一个全职大学讲师的工作职位。斯隆解释说，大学的政策是不雇本校的毕业生，可是由于战时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大学教师缺乏，他才有可能说服行政管理部门开个例外。

斯通纳曾有些不情愿地给本地区一些大学和学院写了几封求职信，冒昧地详细列举了自己的若干资格；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时，他奇怪地有种解脱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释然还一知半解；在哥伦比亚的这所大学，他已经熟悉了那种安全和温暖，这种东西小时在家就本应该感觉到过，但却未能感觉到，而且对自己能在别处找到这些东西的能力并无把握。他感激不尽地接受了斯隆提供的机会。

接受这份工作后，他忽然意识到，斯隆在美国参战的这一年骤然老了许多。他五十好几，显得要多老十岁；那桀骜不驯的铁灰色的鬈发，曾经在头顶蓬蓬松松，现在已经变白，在贫瘠的头骨上平平地贴着，已经了无生命力。他的那双黑眼睛已经迟钝无神，好像蒙了层潮湿的薄膜；那张遍布皱纹的长脸，曾经坚硬如薄薄的皮革，现在松脆得像年代久远、干燥的纸张；他那平板、冷嘲热讽的声音开始透出一丝颤音。看着他，斯通纳心想：他快要死了——一年或者两年内，甚至十年内，他就会死去。一种不成熟的失落感牢牢地控制住他，于是他转身而去。

1918年的那个夏天，他的大量心思都用在琢磨死亡上。马斯特思的死对他的震撼比自己想象的要强烈得多。第一批美国军人在欧洲的伤亡名单开始陆续公布。以前，他想到死亡，无非把死亡当作一个文学事件或者时间对不完美的肉体施加的缓慢、默默的耗损。他没有想过死亡就是发生在某个战场上的暴力爆炸，没有想过死亡就是割裂的喉咙里血流如喷。他对这两种死亡方式的不同感到不解，也不明白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他发觉自己内心慢慢酝酿出某种痛苦，他从自己的朋友戴夫·马斯特思那鲜活的心中曾经瞥到的痛苦。

他的论文题目是《古典传统对中世纪抒情诗的影响》。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重读经典和中世纪拉丁诗人的作品，特别是有关死亡的诗。他又一次惊异于那些罗马抒情诗人接受死亡时坦然、优雅的态度，好像他们面对的那个虚无不过是自己曾经享受过的绚丽岁月的一种应有属性；拉丁传统的后期基督徒诗人看待死亡时表现出的痛苦、恐惧以及勉强掩饰的憎恶令他惊奇，死亡承诺，无论多么模糊，会有一种华丽、愉悦的永恒人生，好像死亡和承诺不过是一种嘲弄，会让他们活着的光阴发馊。每当想起马斯特思，斯通纳就把他想象成卡图卢斯或者更温柔和抒情的尤维纳利斯，一个自己故国的流放者，想到他的死亡不过是又一次流放，只是要比他以前熟悉的流亡更加陌生和长久。

1918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对每个人来说形势已经明朗，欧洲的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多久了。持久、猛烈的德国反攻在巴黎遇阻，福煦元帅下令展开一场全面的联合反击，迅速把德国人推到他们的原始防线之后。英国开始进攻北部，美国人穿过阿尔贡，付出了一场代价，这个代价在到处弥漫的洋洋得意中被普遍忽视了。报纸在预测圣诞节前德国人会发生一场崩溃。

所以，新学期是在一种紧张的友善欢快和健康舒服的氛围中开始的。师生们发现在楼里彼此都笑脸相迎，有力地点头示意。教职员工和行政部门对学生中发生的过激表现和不起眼的暴力冲突都视而不见；一个身份不明的学生，很快就成为当地的某种民间英雄，他爬到杰西楼前的一根大柱子上，在柱顶上吊了一只用稻草填充的凯泽像。

大学里唯一对这种四处弥漫的欢欣鼓舞似乎无动于衷的人就是阿切尔·斯隆。自从美国宣布介入战争的那天开始，他就自我逃避，这种逃避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变得更加明显。他不跟同事说话，除非系里的事务迫使他不得不说，有风言风语称，他上课时举止十分怪异，听课的学生都相当排斥；他枯燥、机械地照读讲义，从不看看学生的目光；他盯着讲义时经常说着说着就没声音了，而且有时一两分钟，有时甚至长达五分钟沉默不语，其间既不动弹，也不回应课堂上提的尴尬问题。

当阿切尔·斯隆把那一学年的教学安排交给他的时候，威廉·斯通纳目睹了学生时代就认识的这位聪明睿智、喜欢冷嘲热讽的人的最后遗迹。斯隆给了斯通纳两组新生作文教学任务，加一门中世纪英语文学的高年级概论；他接着说，依旧闪烁着一丝冷嘲热讽的色彩：“你，还有我的许多同事，以及为数不少的我们的学生，听了会很高兴，我要放弃很多课了。

其中一门就是不怎么受欢迎但我自己最喜欢的大二英国文学概论。你还能想得起这门课吗？”

斯通纳点点头，笑而不语。

“没错，”斯隆继续说，“我深信你会记着。我想请你替我教这门课。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赐赠；但是，我想也许你会觉得好玩，从此你将从自己当学生时开始学习的地方正式开启自己的教师职业生涯。”斯隆看了看他，眼睛明亮、专注，就像战前那样。接着那层冰冷的薄膜又落在眼睛上，他转身离开斯通纳，收拾起桌上的纸张来。

就这样斯通纳从自己最初开始的地方启程了，一个高大、瘦削、驼背的男子站在同一间教室，当年同样高大、瘦削、驼背的男孩坐在这里听着最终把他带到这里来的那些话语。他后来从未进过这间教室，没见过自己当年占据的那个座位。他总是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在那里。

那年11月11日，开学两个月后，停战协议签署。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消息传来，课堂立刻解散了；学生们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奔跑，开始集会，小范围游行，四散开来后又聚拢在一起，弯弯曲曲地穿过教学楼、教室、办公室。斯通纳有些不情愿地加入了穿过杰西楼的一支游行队伍，穿过走廊，爬上楼梯，然后又穿过走廊。他随着一小群学生和老师，被裹挟着经过阿切尔·斯隆办公室打开的门；他瞥了眼，斯隆坐在书桌前面的椅子里，他的脸没有被挡住，扭曲着，在痛苦地哭泣，泪水如激流般沿着皮肤深深的皱纹淌下来。

有那么片刻，仿佛受到了震惊，斯通纳任由自己被人群席卷着往前走去。后来，他脱了队回到校园附近自己的那间小屋。他在小屋的阴暗中坐着，听着外面欢乐和发泄的大喊大叫声，想起阿切尔·斯隆面对只有他看得清或者认为看得清的失败发出的哭泣；他知道斯隆已经崩溃，永远不会再回到从前。

11月底，许多前往参战的人开始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到处点缀着军装的橄榄黄。这些延期休学又归来的人中就有戈登·费奇。在离开大学的这一年半中，他的体重增加了，开阔、爽朗的脸，曾经温顺地沉默寡言，现在换上一副友好但自命不凡的矜持表情；他戴着陆军上尉军阶条带，说话时经常带着“我的人”兄长般的爱抚口吻。他对威廉·斯通纳的态度既疏远又友好，对系里的老职工刻意表现出不同，显得过度关心。秋季学期已经过去不少，给他安排任何课都太晚了。所以，那一学年剩下的时间，他被安排了一个可以理解的临时差使，文理学院院长的行政助理。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新职位的模棱两可性，同时又十分精明地看出了它的多种可能性；他与同事的关系都处得小心翼翼，而且客客气气地不明确表态。

院长乔赛亚·克莱蒙特是个上了年纪、留着小胡子的矮个男人，已经过了强制退休的年限若干年；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大学从一个师范学院转成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里了，父亲早年还做过一任校长。他的根扎得很深，又是大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就没人有勇气坚持让他退休，虽然他处理事务的能力越来越不行了。他的记忆力快没了；有时还会在杰西楼的过道里迷路，他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只好像个孩子般让人领着坐到办公桌前。

他对大学的事务已经糊涂不清，乃至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说，为了欢迎复员老职工重返教工队伍和行政机构，家里要举办一场欢迎会，收到请柬的大多数人都感觉这是在开一个瞎编的玩笑，或者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可这并非玩笑，也不是错误。戈登·费奇确认了这些邀请；大家普遍暗示，是他怂恿举办的这场招待会，又是他落实了各种计划。

乔赛亚·克莱蒙特多年前就已丧妻，一个人过着，有三个黑人仆佣，差不多跟他本人一样年迈了，生活在一个内战前的大家庭中，这个家庭曾经在哥伦比亚一带人人皆知，但是在那种独立的小农和房地产商进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迅速分崩离析了。那地方的建筑很舒适但没有显明的特色；虽然它的整体形态和宽阔上体现着“南方味儿”，但又没有弗吉尼亚民居新古典式的僵硬。木板都涂成白色，绿色装饰框住窗户和小阳台的栏杆，这些扶手从高一层时不时地伸出来。场院延伸进一片围住这块地方的林子。高高的杨树，在十二月的午后已经没有了叶子，整齐地沿着车道和人行道排列着。这是威廉·斯通纳靠近过的最宏大的房子了；那个星期五下午，他怀着几分担忧走到车行道上，然后加入一群自己不认识的员工中，他们在等着开大门让进去。

戈登·费奇还穿着他的那套军装前来开门让大家进去；这群人走进一个小小的正方形的门厅，尽头有一条陡直的楼梯，栎木栏杆朝上通向二楼。一张小幅的法国花毯，挂在楼梯的墙上，就在人们进去时正对面，蓝色和金色都已经相当淡了，在几只小小的灯泡发出的昏黄的灯光中，差不多连上面的图案都看不清了。斯通纳趁跟他一块儿进来的人在那个小门厅里溜达的工夫凝望着挂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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