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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两个极端（第1页）

这一届的珠戏年会——至今仍被人称为“中国家屋游戏”，而且往往被人当作经典之作加以引证——对于克尼克和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而言，可说是由他俩的劳绩而来的一种善果，而对卡斯达里和教育委员会来说，也证明了他们征召克尼克担任珠戏的最高首长，是做对了。华尔兹尔、珠戏学园，以及英才集团，由此再度过了一次辉煌而又欢乐的庆会。此种年会，已有多年没有像此次这么热闹了，而这是自从卡斯达里有史以来，由这位年纪最轻、最受争议的珠戏导师初次公开露面、小试牛刀的结果。尤足称道的，是华尔兹尔决意补偿、洗刷去年所招的败绩和耻辱。这次既没有人病倒在床，又没有被吓坏了的代理人，在幸灾乐祸的英才分子的冷酷封杀中，在虽然忠实，但有气无力的胆怯职员的勉强支撑下，怀着恐惧紧张的心情等待大会的来临。这次，这位导师、这位祭司长、这个饰以金银的主要祭品，在以符号作成的庄严棋盘上面，以静默无言、不可侵犯的神态，对众发表他和他朋友合作的作品。他浑身放射着任何世俗集会不可企及的那种沉着、强劲，以及尊贵的光彩，在许多助手的簇拥之下进入大礼堂，有板有眼地依照规定的仪式指导他的年度大赛。他拿起一支发光的金笔，以优美的笔触，一个字一个字写在他面前的小板上，而这些清秀的字迹，便以珠戏的字体被放大一百倍，投射到大礼堂后壁的巨大看板上面，被数以千计的人悄声拼读而出，被发言人朗读出来，播放到全国和世界各地。而到第一节完了之时，他便将那一节的节要公式写在他的小板上面，以优雅动人的姿势指示静坐事项，放下金笔，登上他的座位，摆出完美的打坐姿态，而当此之时，在此大礼堂，在珠戏学园，在卡斯达里的里里外外，在全球的许多国家里面，所有一切玻璃珠戏的忠实信徒，也都一起坐下来做与此完全相同的冥想，直到大礼堂中打坐的这位导师再度立起身来。这整个仪式，看来好像已经做过许多次了，但仍是一样的新颖感人。这个抽象而又似无时间限制的珠戏世界颇富弹性，可以上百的微细差别反映一个人的心灵、口音、气质，以及字迹，而这次的这个人是个伟人，其所得的涵养工夫足以使他自己的灵感遵从珠戏本身的不可破坏的内在法则。所有的助手和对手，英才选手，莫不皆像训练有素的军人一般服从指示，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纵然只是在导师身边奏乐或协助拉幕的人，好像都在依照他自己的灵思演出他的戏局一般。而那些群众，挤满会堂和整个华尔兹尔的广大信众，成千上万的灵魂，都跟着这位导师踏上那神圣的曲径，穿过无数多重次元的珠戏心象，而为这个仪式提供了根本的和弦与动人心魄的洪亮钟声——对于心地较为纯朴的社区成员而言，可说是此次庆会带来的最妙乃至唯一的感受，而对那些高明珠戏鉴赏家和英才批评家，以及珠戏助手和职员，乃至珠戏首长兼导师来说，亦可在他们之间唤起一种肃然起敬的情境。

这真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连来自外界的使节也都感到了此点并加以称道了；而在这几天当中，亦为玻璃珠戏争取了许许多多而永远皈依的新信徒。但在这次为期十天的庆会结束后，约瑟·克尼克却在此种胜利之光中对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结述此一经验时，说了一些颇为奇异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满足了，”他说，“不错，卡斯达里和玻璃珠戏都是美妙的东西，两者都已接近完美的境地了。只是它们太完美、太美好了。它们实在太美了，美得使人才一想到它们就为它们担忧了。我们只要想到它们也跟其他各种东西一样注定有一天也要成为陈迹，心里就不是滋味。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得不想到此点。”有了这种历史性的陈述，本传的作者就不得不去探究此一工作之中最为微妙而又神秘的部分了。诚然，他很想将这件工作稍稍延后一点，以便乘着此等清楚明白而毫不含糊的情势，继续描述克尼克的成功、他的公职典范，及其人生的顶峰，但是，假如我们不将这位大师生活和性格中的双重性或两极性先做一番说明的话，那我们不但似有引人误解之嫌，同时也离题太远了——虽然他的这种特性，除了德古拉略斯之外，并无他人知晓。实在说来，从现在起，我们的工作将是：以克尼克心灵中的此种二分性，或其不断交替的两极性，作为他的天性里面的主要特色，并如实地加以证实。实际说来，作为一位传记作家，如果他认为应当完全以写圣徒言行录的精神来写卡斯达里一位导师生平的话——admaioremgloriamcastaliae（为了彰显卡斯达里的光荣），他就不难将约瑟·克尼克担任导师的那几年时光——除了临终那一段时间，完全写成一系列光荣的业绩，完成的任务，所得的成就。在只信文献史实的史家眼中，克尼克导师的服职行为跟历史上的任何珠戏导师一样，不但无可指责，而且值得赞美，就是比之在华尔兹尔一窝蜂热衷珠戏的时期担任导师的罗德威克·华色马勒，也不逊色。然而，克尼克担任导师的职务，却得了一个异乎寻常、特别轰动的结果——而在许多判官心中，更是一种可耻的结局，但这结局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意外或不幸，而是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前因后果。在此，我们的部分工作就在指出：此种结局与这位可敬导师的辉煌成就并没有什么抵触之处。克尼克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位德范长昭的行政长才，是他那种高级职位的一种荣誉，是一位无可非议的珠戏导师。但他不仅看出，卡斯达里的光荣——甚至在他为它献身的时候就已感到了——乃是一种有了危机而正在衰退的伟大。他参与它的生活之中，并非没有顾虑，没有怀疑——就像大部分与他同辈的卡斯达里人一样——因为，他不但知道它的起源和发展，而且晓得它是一种历史的实体，不出时间的范畴，免不了要受无情的时代浪潮的冲击和摧残。他对此种历史脉搏的感触，他对他本身及其活动所得的此种感受，就像一个在成长与转变的血流之中运行的细胞一样，早在他从事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在他的心中成熟了。这虽受了本笃会那位大神父约可伯斯的影响，但这种意识的根苗，很久以前就在他的心中出现了。不论何人，只要真正有意探测此种生活的意义，分析它的特性，都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到这些内在的根源。

这个人，这个能在他生平最得意的一天，能够在他第一次主持珠戏大会之后，能够在他成功地发扬卡斯达里精神之后，说出“我们只要想到它们（卡斯达里和玻璃珠戏）也跟其他各种东西一样注定有一天也要成为陈迹时，心里就不是滋味——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得不想到此点”这句话的人，对于自然的变幻无常和人为之事的可疑性质，在他尚未洞悉历史的演变之前，早就有了哲学上的感悟。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他的童年时代，我们就会记起，每当他的一位同学因使老师失望而被英才学校降调一般学校，乃至从艾萧尔兹消失而一去永不复返时，他就感到心情抑郁而惶恐不安。据记录所载，在被赶走的那些学生中，没有一个曾是少年约瑟的好友；使他感到烦恼的，并不是为了个人的损失，并不只是因了这或那个人消失不见了。而是，使他感到悲哀的，是他儿时对于卡斯达里的永恒性和完美性所抱持的信心，起了轻度的动摇。他自己将他的奉召看得非常郑重，乃至视之为神圣的使命，而有幸进入英才学校的其他孩子和青年，却不知珍惜此种恩典而平白地将它丢了开去。这事令他吃惊，同时也显示了俗世吸引人的魔力。此外，还有一点——虽然，关于此点，我们只能推想——就是：这类事情导致了他对“教育委员会绝不会错”这种说法的怀疑，因为，该会经常把外面的学生选进卡斯达里，随后又将人家赶将出去。至于这些批评当局的早期疑虑，是否也影响到了他的思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孩童时的他总是觉得，开除英才学生，不但是一种不幸之事，同时也是一种不当之举，是一种丑陋的污点，而这种事情的发生，咎在整个卡斯达里。我们认为，这就是学童时代的克尼克之所以在此类情况中感到惊慌和烦恼的根由。在卡斯达里这个学区的范围之外，另有一种与卡斯达里及其规则背道而驰的生活之道，既不为卡斯达里的体系所能接纳，而卡斯达里又无法加以驯服和提升。并且，不用说，他也知道他的心中也有这么一个世界。并且，他也有与支配他的那些法则背道而驰的种种冲动、幻想，以及欲望，而对这些，他只有设法用苦功逐渐加以克制。

他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冲动，在其他许多学生心中，可能显得十分强烈，以致冲破种种抑制而爆发出来，而使甘拜下风的学子背离卡斯达里的英才天地，走进另一个只受本能支配而不受教养节制的世界。在力求卡斯达里美德的人看来，那个外在的世界，有时似乎是一种邪恶的地狱，有时似乎是一种诱惑的游乐场和斗技场。若干代以来，已有不少有良知的青年体验了卡斯达里规范的这种罪的观念。而事隔多年之后，作了成年历史学者的克尼克更加清楚地感到：如果没有这种自我与本能的罪恶世界为其支持的实质和动力，历史也就无从产生了，而像教会组织这样崇高的造物，也是在此种浊流之中出生，迟早仍为浊流吞没的产品。在克尼克的生活中，这就是支持一切强力活动、志趣，以及上进的基础。对他而言，这并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问题而已。因为，它比其他的任何问题都更触及他的最内自我，故而他感到他对它也有部分的责任。他的天性之一是，一旦见到他所信仰的理想或他所爱敬的国家、社会有了弊端，就会生病、憔悴，乃至死去。

我们沿着这条线索继续上溯，来到克尼克初至华尔兹尔时期，他当学童的最后几年，以及他与寄读生戴山诺利相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适当的地方做了详细的描述。卡斯达里理想的忠实追随者，与来自俗世的普林涅奥所作的此种邂逅，不仅有其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对于年轻的克尼克，亦有一种深切的象征意义。因为，当时强加在他身上的那种艰难而又重大的任务，使他走上其后所走的道路，从表面看来，似乎完全出于偶然，但实际上与他整个的天性太切近了，致使我们情不自禁地要说他此后的生活，只是一再复演这个角色，且愈来愈能作完美的适应。不用说，他所担任的这个角色，就是扮演卡斯达里的代战者兼代表人。事隔十年之后，他又不得不面对约可伯斯神父重演一次，其后他又以珠戏导师的身份演到终了：演的虽是教会组织的斗士兼代表，但他不但不息努力向他的对手学习，并且，他的努力旨趣，不在促进卡斯达里的严格隔离，而是使它积极地面对那个外在的俗世，并与之合作共勉。他与戴山诺利所做的那种演讲竞赛，多少还有一些游戏的成分；但他与远为实在的朋友对手约可伯斯神父所打的那种交道，就完全是认真不苟的事情了。他以这两个对手为对象考验了他自己，在与他俩所作的对抗里逐渐成熟，向他俩学了不少东西，而在与他们所作的辩论和观点互换中付出了相当的东西。对这两个对手，他一个也没有击败；他与他们争论的目的，自始就不在于此。但他成功地赢得了他俩的敬意，成功地使他们尊重了他所拥护的原则和理想。就算他与那位饱学的本笃会神父所作的辩论没有直接导致实际的结果，但卡斯达里得以在罗马教廷设立一个半官方的特使，亦是一种不小的贡献——比起大多数卡斯达里人所能猜估的功劳要大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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