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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那几天，我心情特坏，近乎绝望。我开始无缘无故地讨厌这所学校，讨厌它的运作方式，讨厌它的选址：位于优美天然的景色中央，却显得暗淡隐蔽，像个监狱。艾莉森不再写信了，我也变得越来越孤独了，这是常理之中的事。外部世界，英国，伦敦，变得虚幻起来，这很荒唐，有时甚至令人害怕。我断断续续与之保持书信联系的两三位牛津朋友，也沉落到地平线之下湮没了。我有偶尔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海外广播的习惯，但这些新闻广播似乎是来自月球的，它们所关注的时局与社会和我已经没有任何联系。难得一见的英国报纸变得越来越像它们自己的系列特写“百年前的今天”。全岛的人似乎都感受到了这种与当代现实隔绝的处境。每天从雅典开来的船出现在东北地平线上之前几个小时，港口的码头上总是挤满了人。尽管他们知道船只停靠五分钟，上船或下船的旅客可能不到五个，他们还是要看。我们仿佛都是囚犯，对获救仍然抱有渺茫的希望。

然而小岛依然十分美丽。临近圣诞节时，天气变得恶劣又严寒。咆哮的蓝色大海卷起巨浪，狠狠地撞击着学校海滩上的砂石。大陆上的群山覆盖着皑皑白雪。越过波涛滚滚的大海，壮观的白色山肩如同从北斋[12]的画中跳出一般，矗立在西北面。岛上的小山变得更加光秃，更加寂静。我出去散步往往是出于百无聊赖，但每次出去都能发现新的僻静之处，新的地方。但是最后，这一十全十美的自然领域变得令人生畏了。在这片土地上，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能利用它，它不适合我。我是城里人，我没有根。我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又无法回到一个更古老的时代。结果我成了一个斯喀戎[13]式的无所归属的人。

圣诞节假期来了。我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游玩。我只能一个人去，好让自己离开学校清静一下。要是艾莉森没有跟上别的男人，我会飞回英国去找她。我曾经考虑过要辞职，但又想到这样打退堂鼓等于承认自己再次失败。我对自己说，只要春天一来，情况就会有所改善。我一个人在斯巴达过圣诞，独自在皮尔戈斯迎新年。乘船回弗雷泽斯之前，我在雅典待了一天，又去逛了一回妓院。

我很少想艾莉森，但我感觉到她的存在，也就是说，我想要把她抹去，但抹不掉。有时候我想终身不结婚，过隐修生活。有时候我又渴望有一个可以讲话的姑娘。岛上的女人是阿尔巴尼亚人种，灰黄色的脸略显阴郁，和独立教会[14]的教徒一样容易被勾引。倒是有些男学生更吸引人，他们风度高雅，个性鲜明，和刻板的英国私立学校学生——一群穿粉红色制服的蚂蚁，全是从阿诺德的教学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很不一样。我有过和纪德一样的矛盾心情，但得不到回应，因为资产阶级的希腊最痛恨男色关系，阿诺德之流在那里可以活得很自在。此外，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只是懂得了（揭穿了我自己教育中的一个谎言）同性恋也可能带来安慰。这不仅是因为孤寂——而是因为在希腊。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的英国传统观念在这里显得十分可笑。我是否会做这种社会不可饶恕的事，纯粹是个人的欲望问题，像抽不抽一个新牌子的香烟一样，从道德观点上看，事情就这么简单。在北边，善和美也许是可以分离的，但在希腊则不然。

现在谈我的诗。我已经开始写诗，写弗雷泽斯岛，写希腊。写诗对于我，从哲学角度看是深刻的，从技术角度看是令人激动的。我越来越梦想能在文学上取得成功。我盯着房间的墙壁，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想象好评如潮，著名诗人纷纷给我写信；名望、赞美、更高的名望纷至沓来。当时我还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的绝妙定义，她说：“诗人与出版无缘”，当一个诗人就是一切，人家知不知道你是诗人倒无所谓。这一聊以自慰的文学前景，是我脱离现实构筑起来的，它开始支配我的生活。学校自然就成了替罪羊——一个人如果被毫无意义的日常工作所包围，怎么能写出完美的诗歌呢？

但是，三月里一个凄凉的星期天，我对诗歌的衡量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把过去写的希腊文诗歌拿出来读，还它们以本来面目：大学生水平，没有节奏，没有结构，平庸的见解，用超量的华美修辞笨拙地加以掩饰。在惶恐之中，我又看了自己在牛津大学在东英格兰写的其他诗歌。它们也不见得好些，甚至更糟。发现这一真相，就像雪崩一样，几乎把我彻底埋葬。我不是诗人！

这一发现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安慰，它带给我的只是极端的愤怒：在同一个脑袋里，进化的精灵竟然允许思想的高度敏感和写作的极端无能并存。我的自尊心在痛苦地惨叫，像兔子掉进了猎人的陷阱。我拿起过去所写的全部诗歌，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直到手指发疼。

接着，我到山里去散步，尽管当时天很冷，还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世界终于公开宣布与我作对了。这是货真价实的谴责，是我无法置之不理的。即使是我最坏的经历，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们有如燃料、矿石，最终是可以利用的，并不全是废物和痛苦的经历。我历来把诗歌看成是救急的工具——是紧急出口、救生衣、辩解。现在我身处茫茫大海，救生圈像铅一样沉下去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了自怜的眼泪。我的脸僵硬麻木有如面具，与三角墙顶端雕像的脸无异。我在雨中走了好几个小时。我坠入了地狱。

有一种人介入社会而毫无意识，另一种人则是通过控制社会来介入。第一种人是工具，是齿轮，第二种人是工程师，是司机。但是已经决定退出的人，只具备在自己的存在和虚无之间表示脱离社会的能力。这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思想，我写作，我绘画，故我在”。连续几天，我觉得自己充满了虚无，比过去肉体上的和社会上的孤独更可怕——一种被放逐到孤岛上的形而上学之感。那是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像癌症或肺结核。

才过了一天，不是一星期，就真的摸到了：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长了两个疮。我自己也料到会这样。二月底我去过雅典，又逛了一次克菲西亚的妓院。那时我就知道自己又冒了一次险。当时似乎没什么事儿。

一整天，我处于震惊之中，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村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在职的，学校的医务工作由他负责，另一个是不苟言笑的罗马尼亚老人，虽处于半退休状态，但还接待一些病人。校医不断进出教师休息室，我不能去找他。因此我去找了佩达雷斯库医生。

他看了两个疮，又看看我，耸耸肩。

“可喜可贺呀，”他说。

“是……”

“我介绍你到雅典去看一个医生。我把他的地址给你。你是在雅典染上这个病的吗？”我点点头。“雅典的鸡很会传染，只有疯子才会到雅典去上鸡的当。”

他有一张蜡黄色的老脸，戴夹鼻眼镜，笑中不怀好意。他是被我的问题逗笑的。我还是可以治好的。我虽然没有传染性，但不应再有性行为。他如果有适用药品苄星青霉素，他是可以给我治的，但他弄不到这种药。他听说，在雅典的一家私人诊所可以搞到，但我得花大钱了，要知道药物确实生效得等八个星期。他冷冰冰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他所能提出的只有古老的砷和铋疗法，而且无论如何我必须先做化验检查。他对人的同情心早已丧失殆尽，当我付给他诊疗费时，他用一双龟眼看着我。

我站在他门口，还傻乎乎地想得到他的同情。

“我真该死！”

他耸肩，开门送我出来，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只能告诉我患了什么病。

情况真是糟透了。离学期结束还有一个星期，但我想立即离校，回英国去。但一想到伦敦我就受不了，在希腊，人们不知道我是谁，在小岛上则不然。我并不完全信任佩达雷斯库医生，有一两个老教师是他的好朋友，我知道他们常去找他打牌。我仔细观察每个人的笑容，仔细聆听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从中推测出发生了什么情况。我认为，第二天我就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出了冷漠的幸灾乐祸。有一天早上课间休息的时候，校长对我说：“打起精神来，于尔菲，不然我们可就要说你是为希腊美女而伤心了。”在我听来，这话已经讲得够白了。听了这话之后大家发出的微笑，在我看来也超出了正常的限度。看完医生不过三天，我就断定每个人都已经知道我的病情，包括学生在内。每逢他们在低声耳语，我都能听到一个词“梅毒”。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里，希腊的春天突然来临了。只两天时间，似乎遍地都开满了银莲花、兰花、日光兰、唐菖蒲花。到处可以看到迁飞的鸟群。这种景象只有春天才能见到。鹤在天上排成高高低低的队列，呱呱叫着从头顶上飞过。天是蓝的，不掺杂一点杂色。学生们在歌唱，哪怕是最严厉的老师，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我周围整个世界全都起飞了，唯独我被固定在地上。一个没有天才的卡图卢斯被迫居住在一个叫作莱斯比亚的无情地方！夜晚变得很恐怖，有一天晚上，我给艾莉森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解释自己的一切；告诉她，她在酒吧写的那封信，我还记得，而且我相信她说的话；告诉她我讨厌我自己。那时，我有意把信写得充满怨恨，因为我离开她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不合算的赌博，也是输得最惨的一次。我本来是可以和她结婚的，起码在这荒凉之地也能有个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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