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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我发现儿时认识的一个妇女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的太太（二人都是我们家的常客）那些日子一直坚持记日记。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妈妈在轰炸时有时坐在走廊角落的地板上，把笔记本放在膝头，笔记本下还垫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书，她在写着什么，全然不顾炮弹爆炸、迫击炮轰鸣和机关枪扫射，对于终日住在我们黑暗、臭烘烘的“潜水艇”里的同住者之间的争吵充耳不闻，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漠然对待先知耶利米充满宿命色彩的叨咕、约瑟夫伯伯的哀叹，以及一个老太太（她的哑巴女儿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给她换掉湿尿布）宛如婴儿般的刺耳哭喊。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母亲在写些什么，我没有拿到她的笔记本。也许她在自杀前将其全部焚烧了，连一张写满字的纸片都没有给我留下。

我在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的日记里读到：

1948年2月24日

我疲倦……如此疲倦……储藏室里满是死伤者的物品……几乎无人前来认领这些物品：无人认领，物品的主人遭到杀戮，或者受伤躺在医院里。一个头和胳膊都有伤但可以走路的人来到这里。他的妻子被打死了。他找到她的外衣、照片和内衣……当初怀着爱与生存之乐购买这些物品，而今它们却被堆在了地下室……一个年轻的小伙子，G.前来寻找他的物品。在本—耶胡达大街的汽车爆炸事件中，他失去了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之所以得以逃脱，是因为那天夜里没在家睡觉，他在值班……顺便说一句：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物品，而是照片。他在幸存下来的数百张照片里，寻找为数不多的家庭照。

1948年4月14日

今天早晨宣布……凭煤油本（户主本）上的一张配给券，每家可以在指定肉商那里领到四分之一只鸡。一些邻居让我替他们领，因为我无论如何都要去排队，而他们还得工作，排不了队。我的儿子约尼提出，在上学之前替我去站队，但我跟他说我自己去。我把亚伊尔送到幼儿园，便去了盖乌拉街，肉铺就在那里。差一刻八点，我赶到那里，看到五六百人站在那里排队。

据说很多人夜里三四点钟就已经赶到，因为风传头天就要发鸡。我不想排队，但是我答应邻居们把配给给他们领回去，我不愿意空手回家。我决定像别人一样“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排队时，我得知，从昨天起一直传播的“谣言”得到了证实：是的，百十名犹太人昨天在谢赫贾拉被活活烧死。他们本是被护送前往哈达萨医院和大学的。百十个人，其中包括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医生和护士、工作人员和学生、职员和病人。

简直难以置信。耶路撒冷有这么多犹太人，但是当这成百人在只有一公里之隔的地方濒临死亡时，却无人相救……他们说：英国人不让。要是这样恐怖的事件就在你眼前发生，四分之一只鸡又算得了什么？但是人们耐住性子排队。不断闯入你耳际的是：“孩子越来越瘦……他们有几个月没尝到荤腥了……没有牛奶，没有蔬菜……”站六个小时很艰难，但是值得：孩子们就会有鸡汤喝了……谢赫贾拉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但是谁又知道在耶路撒冷等待我们大家的是什么？死者已已，生者尚存……队伍缓缓地向前移动。“幸运之星”抱着分给每家每户的四分之一只鸡回家了……葬礼终于结束……下午两点，我领到了自己的配给和邻居们的配给，我回家了。注

1948年4月13日，七十七位医护人员、教授和学生遭到屠杀，许多人被活活烧死，父亲本来是要和那个护送队一起上守望山的。民族卫士总部，抑或他在国立图书馆的上级，命他去把地下室的某个书库锁上，因为守望山已被与城市隔绝。但就在动身的头天晚上，他发高烧，医生坚决禁止他下床。（他近视眼，人又单薄，每次发烧，他眼前便模糊一片，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而且还会神志不清。）

四天前，伊尔贡和斯特恩帮攻克了耶路撒冷西部的阿拉伯村庄代尔亚辛，杀害了那里的许多居民，全副武装的阿拉伯人于是在4月13日早上九点半对经过谢赫贾拉去往守望山的护送队发起攻击。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亚瑟·克里奇·琼斯注本人向犹太代办处代表作出承诺，只要英国人在耶路撒冷，就会确保安排固定的护送队，帮助医院和大学做好防卫工作。（哈达萨医院不光给犹太人看病，而且为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服务。）

护送队中有两辆救护车，三辆公共汽车，为预防狙击，车窗玻璃上安装着金属板，还有几辆装载医药等必需品的货车，还有两辆小轿车。快到谢赫贾拉时，一个站在那里的英国警官向护送队发出信号，公路畅通无阻，安全如旧。在阿拉伯人居住区中央，差不多就在流亡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袖、纳粹支持者、大穆夫提阿明·阿里—侯赛尼的别墅脚下，离希尔瓦尼庄园大约有一百五十米，前面的车辆碾到一枚地雷，顿时手雷、燃烧瓶从公路两旁疯狂地扔向护航队。火整整烧了一个上午。

离袭击地点不到两百米处，有一个英国军事哨卡，其任务是保障通往医院那条公路的交通安全。英国士兵一连几个小时站在那里观望袭击，手指都没有动弹一下。九点四十五分，英国在巴勒斯坦武装的最高指挥官戈登·麦克米伦将军驱车而过，停也不停。（他后来眼睛眨都不眨地声称，在他的印象中，袭击已经终止。）

一点钟，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一些英国车辆从旁边驶过，没有停留。当犹太代办处的联络军官和英国军方指挥部联系，要求允许派哈加纳运走死伤人员时，得到的答复则是“部队已经控制了局面”，指挥部禁止哈加纳进行干预。然而，哈加纳救援武装从城市和斯克普斯山出发，试图帮助身陷绝境的护送队时，却阻止他们接近出事地点。一点四十五分，希伯来大学校长犹大·列昂·玛格内斯先生给麦克米伦将军打电话请求救援，答复是“军队正在想方设法赶到出事现场，但是那里正打一场大仗”。

没有战斗。三点钟，两辆公共汽车起火，几乎所有乘客，多数已经负伤，要么已经奄奄一息，活活葬身火海。

一共死了七十七个人，其中包括哈达萨医学组织负责人哈伊姆·雅斯基教授、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列奥尼德·多尔扬斯基教授和摩西·本—大卫教授，物理学家古恩特·沃尔夫森博士、心理学系主任恩佐·伯纳文图拉教授、犹太法专家亚伯拉罕·哈伊姆·弗来曼博士，以及语言学家本雅明·克来尔博士。

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后来发表一项官方声明，把屠杀说成是在“一位伊拉克军官指挥下”所做的一场英雄业绩。声明谴责英国人在最后一刻进行干预，宣称：“如果没有军队干预，一个犹太乘客也存活不了。”注只是出于巧合，由于高烧不退，也许还由于我母亲知道怎样遏制他的爱国主义激情，我父亲没有参加那个护送队，没有被活活烧死。

这场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哈加纳首次在全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威胁说，如果英国军队胆敢干预，就要进行武装反抗。在一次大举进攻中，沿海平原到耶路撒冷主要公路的封锁得到解除，而后又遭封锁，又解除封锁，但是由于阿拉伯正规军的介入，希伯来大学再度遭到围困。从4月到5月中旬这段日子，阿拉伯人居住的城镇，还有一些阿拉伯人犹太人混居的城镇——海法、雅法、太巴列，还有萨法德——以及北方和南方的几十个阿拉伯村庄均被哈加纳攻陷。在那几个星期，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失去了家园，沦为难民。许多人至今仍为难民。许多人出逃，但许多人是遭到了武力驱逐。数千人遭到屠杀。

也许当时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的人们，谁也不会伤悼巴勒斯坦难民的命运。老城里的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在那里一连居住了数千年（唯一的断档是在1099年，十字军把当时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全部杀光或者赶跑），沦于外约旦阿拉伯联盟之手，那里所有的建筑都遭到洗劫，或被夷为平地，居民遭到杀戮、驱逐或囚禁。古什埃齐昂的定居点也遭到抢占和破坏，居民遭到杀戮或沦为俘虏。阿塔罗克、内韦雅考夫、卡利亚和贝特哈拉瓦遭到破坏，居民流离失所。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上万犹太人害怕等待自己的将是同样的命运。当守卫者之音广播电台宣布塔里比耶和卡塔蒙的阿拉伯居民纷纷逃走时，我不记得自己曾经为阿爱莎和她弟弟动过恻隐之心。我只是和父亲一起把耶路撒冷地图上的火柴棍向前挪动一下。几个月的轰炸、饥饿和恐惧让我心硬如铁。阿爱莎和她的小弟弟去了哪里？去了纳布卢斯？大马士革？伦敦？还是去了德黑沙难民营？而今，倘若阿爱莎依然健在，她该是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了。她的小弟弟，小弟弟的一只脚有可能被我砸坏，现在也是快六十的人了。也许我可以动身去寻找他们？去查明希尔瓦尼家族的人在伦敦、南美和澳大利亚如今过得怎么样。

但是，假设我在世上某个所在找到了阿爱莎，或找到当初那个可爱的小男孩，我如何介绍自己呢？我说什么？我真能解释什么吗？我能主动给予什么吗？

他们是否还记得？倘若记得，他们记住了什么？抑或日后所经历的恐惧，使二人忘却了在树上卖弄自己的傻瓜？

并非都是我的过错。不全是。我实际上只是说话，喋喋不休地说话。是阿爱莎对我说，过来，看看你会爬树吗？如果没有她的敦促，就不会发生我爬树的事，她的弟弟——

一切已然过去。无可挽回。

泽弗奈亚街的民族卫士总部发给父亲一支旧步枪，让他夜里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街道巡逻。那是一支黑色步枪，沉甸甸的，磨损的枪托上刻着多种外文单词和词首字母。父亲还没有学怎么开枪，就迫不及待试图破解那些字母。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一支意大利步枪，不然就是一支美国的老式卡宾枪。父亲把枪摸了个遍，在上面瞎琢磨，推也推不动，拉也拉不开，最后把枪放在地上，回过头去检查弹盒。这下立即赢得了耀眼的成功。他设法取出子弹，一只手显摆一把子弹，另一只手则显摆弹盒，欣喜若狂地向站在门口的我这个小人儿挥动这两样东西，并且揶揄那些给拿破仑·波拿巴泄气的胸襟狭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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