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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夜间谈话过去了几年，梅纳赫姆·贝京及其党羽在爱迪生礼堂失去我已经七八年之久，我与大卫·本—古里安见了面。那些年里，他是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许多人把他视为“那个时代的伟人”，以色列国开国元勋，“独立战争”和“西奈战争”中的大赢家。敌人恨他，嘲弄围绕他所进行的个人崇拜，而崇拜者已经将其视为“民族之父”，是奇迹般地将大卫王、犹大·马加比、乔治·华盛顿、加里波第、犹太人中的丘吉尔乃至上帝的弥赛亚等云集一身的人物。

本—古里安不仅把自己当成政治家，而且，也许主要，当成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精神导师。他自学希腊语，为的是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原著，涉猎黑格尔和马克思学说，对佛教和远东思想感兴趣，深入研究斯宾诺莎学说，以至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已经当上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每逢横扫牛津那些不错的书店寻找哲学书时，都经常让头脑敏锐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相伴。有一次伯林对我说：“本—古里安煞费苦心，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知识分子。这依据的是两个错误，他首先错误地相信哈伊姆·魏兹曼是知识分子；其次，他还错误地相信杰伯廷斯基是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就是用这种方式，用一颗聪明的石子，无情地击中三只飞鸟。）

本—古里安总理时不时在《达瓦尔》周末增刊上就哲学问题发表冗长的理论性反思。1961年1月，有一次，他发表一篇评论，说明不可能实现人类平等，尽管他们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博爱。

鉴于我本人捍卫的是基布兹价值，我就给《达瓦尔》撰写了一个小小的回复，带着应有的谦恭与尊重，指出本—古里安先生大错特错了。注我的文章发表时，在基布兹胡尔达引发众怒。基布兹成员对我的出言不逊大光其火：“你胆敢不同意本—古里安的说法？”

然而，仅仅过了四天，天堂之门向我敞开：民族之父从高处降临，俯就发表一篇谦恭有礼洋洋洒洒的回复文章，占据了报纸的几个显著栏目，为“那个时代的伟人”辩护，抨击社会渣滓。注

同一拨基布兹人，就在两天前他们想送我去接受某种再教育，因为我出言不逊，现在却高兴得神采飞扬，忙不迭地和我握手，要么就拍拍我的后背：“呢个，你成了！你流芳百世了！你的英名有朝一日会出现在本—古里安文集的索引里！胡尔达基布兹的名字也会出现在那里，谢谢你！”

但是，奇迹时代刚刚拉开序幕。

一两天后，又打来了电话。

那电话没有打给我——我们的小房间尚无电话——电话打到了基布兹办公室。贝拉·皮，一个基布兹老成员那时碰巧在办公室，她跑来找我，苍白颤抖，就像一张纸，哆哆嗦嗦，就像刚刚看见众神的四轮马车被火舌包围，她告诉我，就像在颁布临终遗言：总—理和国防—部长召我明天早晨晋见，六点半整，在特拉维夫国防部长办公室，与总—理和国防—部长进行私人会晤，应本—古里安个人邀请。她在说总—理和国防—部长时，好像在说“当称颂的神”。

现在该轮到我苍白了。首先，我仍然穿着军装，我是一个正规军人，军队里的陆军上士，我险些害怕自己违反了某些规章制度，在报纸专栏上与我的最高统帅进行意识形态争论。其次，除笨重的铆钉军靴，我就没有一双鞋，我怎么去见总—理和国防—部长呢？穿拖鞋吗？再次，我根本就无法在早晨六点半赶到特拉维夫，胡尔达基布兹的头班车要等到七点钟才发车，直到八点半才能赶到中心汽车站。

于是我彻夜默默地祈祷降临灾难：战争、地震、心脏病发作——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关系。

四点半，我第三次擦拭我的铆钉军靴，穿上鞋子，牢牢系紧鞋带。我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便装，卡其布长裤，白衬衣，套头衫和风衣。我出门走上主路想搭车，竟然奇迹般地搭成了，晕晕乎乎，来到了国防部长办公室。它不在骇人听闻、天线林立的国防部大楼里，而是在背后的一个院落里，在一个风光迷人具有田园情调的巴伐利亚式两层小楼里，小楼红瓦墁顶，爬满了青藤，它由一个德国圣殿骑士在19世纪建成，那个圣殿骑士在雅法北部的沙地上建立起一个宁静的农业聚居区，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被英国人驱逐出境。

风度翩翩的秘书未曾注意到我的身子在抖动，嗓子眼卡住了；他简要向我布置任务，带着某种近乎亲切的热情，好像和我一起背着隔壁房间里的神明，在策划着什么。

“老人，”他开始使用充满深情的昵称，从本—古里安五十多岁起人们一般就这么称呼他，“你知道，怎么说呢，这些天热衷于长篇哲学对话。但是，他的时间，我相信你可以想象，如同金粉一样。他实际上还在自己处理所有的国事，从战争准备到与大国的关系再到邮局工人罢工。你呢，当然过二十分钟就要借故退出，这样我们可以抢救一下今天的日程安排。”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做的莫过于“巧妙退出”了，不是二十分钟以后，而是马上，立即。一想到上帝自己就在这里，是他本人，就在灰门后边，再过一分钟我就在他的掌控之下，敬畏与恐惧让我险些昏厥。

秘书真是别无选择，只得轻轻从身后把我推进最为神圣的所在。

身后的门关上了，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背靠着刚从那里走进来的那扇门，双膝发抖。大卫王的办公室非常普通，几乎没什么家具，比我们在基布兹住的简易房大不了多少，对面是个窗子，拉着有乡村气息的窗帘，给灯光补充了些许日光，窗子两旁分别放有金属文件柜。房间中央是一张玻璃面的大书桌，几乎占据了房间的四分之一。书桌上放有三四摞书、杂志和报纸，各种文件与文件夹，有的打开，有的合上。书桌两旁，放着两把带有官僚气的灰色金属椅，那些年你在任何管理部门或军事办公室都可以看到这种椅子，椅子下面始终刻有“以色列国有资产”的字样。房间里再没有别的椅子。一张囊括整个地中海流域和中东地区、从直布罗陀海峡到波斯湾的巨幅地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从上到下，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只有邮票般大小的以色列下面，画了一条粗线。另一面墙放着三个书架，满满当当排着书，好像有人会突然在这里患上急性读书狂热症，刻不容缓。

在这间斯巴达式的屋子里，一个人迈着小碎步迅速踱来踱去，他双手背在身后，眼睛盯着地板，大脑袋前伸，仿佛要撞什么东西似的。这个人看上去和本—古里安一模一样，但是又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真正的本—古里安。那时，以色列的每个孩子，即使是幼儿园小孩在睡梦中都知道本—古里安的样子，但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显然在我看来，民族之父该是个头顶云天的巨人，可是这位冒名顶替者又矮又胖，身高不到五英尺三。

我大惊失色，几乎有些不快。

然而，在让人感到宛如无穷无尽的两三分钟持续不断的沉默里，我还是诚惶诚恐地背靠着门，尽情饱览这一身材壮实有力的小个子男人那怪异、易受催眠的仪表，介于坚韧不拔的山村老爷爷和精力旺盛的古代侏儒，他躁动不安、倒背着手不住地来回走动，脑袋前伸，像个攻城槌，陷入沉思，孤高超然，并不劳神做出一丝暗示，说明他意识到某人，某物，一粒浮尘，突然降临到他的办公室。大卫·本—古里安那时大约七十五岁，我只有二十岁。

在他圆形露天竞技场般的秃顶周围，散落着先知般乱蓬蓬的银发，巨大的额头下面是两道乱蓬蓬的灰色浓眉，浓眉下是一双敏锐的灰蓝色眼睛，明察秋毫。他长着宽大粗糙的鼻子，一个不知羞耻的丑陋鼻子，一个色迷迷的鼻子，似反犹主义漫画中的形象。他的嘴唇薄而冷漠，而下巴却像一个古代水手那样突出而桀骜不驯。他的皮肤如同生肉一般粗糙红润，短脖子下的肩膀宽大有力，胸脯宽阔，敞开的衬衣领口上露出手掌宽的毛茸茸前胸。他恬不知耻凸出的肚子，像海豚的隆峰，似乎显得很坚硬，仿佛混凝土垒就，但令我困惑的是，所有这些奇景竟以两条侏儒般的粗腿作结，如果不是亵渎上帝，可以说那双腿有些滑稽可笑了。

我尽量慢慢喘气。我肯定是嫉妒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戈里高利了，他自己缩成了一只甲虫。血液从手脚涌流到肝脏。

我们每天在收音机，甚至在梦中听到的富有穿透力的硬邦邦的声音首先打破了沉寂。全能的人气哼哼地看了我一眼，说：

“怎么！你为什么不坐下！坐！”

我迅速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对着书桌，笔直地坐着，但只是坐在椅子边，不可能朝后倚了。

沉默。民族之父继续来回踱步，步履又碎又快，像囚禁起来的雄狮，或者是万万不可迟到的人。过了无穷无尽长时间，他突然说：

“斯宾诺莎！”

他停住说话。他走到窗户旁边，突然转过身来说：

“你看过斯宾诺莎的东西吗？看过，但是也许你并不理解？很少有人了解斯宾诺莎，很少。”

之后，他依旧在门窗之间来回走动，并就斯宾诺莎的思想发表了长篇演讲。

在演讲当中，门犹犹豫豫开了一条缝，秘书怯生生地把脑袋伸进来，微笑，试图咕哝些什么，但是受伤的狮子朝他劈头盖脸吼道：

“出去！别捣乱！你没看见我正在进行很长时间以来最为有意思的谈话之一吗？你走开！”

那个可怜的人立即消失了。

直到现在我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出声。

可是这种情况表明本—古里安喜欢早晨七点钟之前讲述斯宾诺莎。他确实一刻不停地讲了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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