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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别（第1页）

1924年6月10日午前10时。

上海三菱公司码头，N邮船公司的二层楼上。

电话声、电铃声、打字机声、钢笔在纸上赛跑声，不间断地，在奏着近代文明的进行曲。栗鼠的眼睛眼睛眼睛，毛虫痉挛着的颜面筋肉，……随着这进行曲的乐声，不断地跃进，跃进，跃进。空气是沸腾着的，红头巡捕、西洋妇人、玉兰玉兰水的香气、衣缝下露出的日本妇人的肥白的脚胫……人是沸水中浮游着的水滴。

在买三等船票的柜台外面站着一位脸色苍白的青年，头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俄国式的“鲁白西袈”①，侧着身子在柜台上填写买票的愿书。他写出的名字是王凯云，要乘上海丸到日本长崎去的。

①作者原注：一种向左边开襟的俄国常用的短装。

青年写好了，抬起头来看着旁边卖头等票的地方站着一个西洋人，携着个五岁光景的儿子。西洋人有五十岁的光景，蓄着长长的头发，梳着“沃尔白克”②，蓄着山羊胡子，一眼看来便晓得他是美术家，而且是法兰西人的样子。

②作者原注：“沃尔白克”（all-back），头发不分开，整个向后梳。

西洋人果然用着法国话在和卖票的日本人攀谈。日本人只把日本后来反问，两下都不懂。青年在旁边看见他们为难的情形，便挨近去向西洋人默礼了一下，替他把话翻译了。

西洋人也是要到长崎去的，问几时有船，问头等票要多少钱，问五岁的孩子要不要票。交涉的结果，仍然是乘上海丸，定买头等C的一张整票和一张半票。

西洋人在愿书上写着A.H.比利时人。……

两人各把愿书和钞票交给卖票者之后，退坐在沿壁的木凳上攀谈起来了。

比利时人说：

——“我本来是P大的绘画教授。1908年便到P大教画，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国学生对于绘画虽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丰富，生活是不吃苦的。1917年以后，薪水便渐渐拖欠起来，到最近两三年来简直是分文不发了。我的爱妻在今年正月死在北京，现在只留着这个五岁的小儿。……”

比利时人说到这儿，便沉默着了。他把两手抚摩着他膝间站着的小儿，小儿抬起头来望他。两人的眼睛正整相对，含着泪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什么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后问他。

——“我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去游历一下罢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国我也厌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开了一次个人展览会，想把我十六年来所作的画都卖成钱。但是中国人不行，中国人的脚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览会的。卖不了我都把来烧了。我所有的家具也卖了，一架钢琴卖了两百块钱。那是我爱妻所钟爱的钢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们几天没米下锅的时候，便想变卖它，但她总不肯。可怜她竟至死了。……这钢琴留着，我有什么用呢？它是大使我伤心。……我现在有了钱，我把P大的教职辞了，我想到俄罗斯去。东方我要永别了，但我在往俄国之前，我想去看看日本。朝鲜我是在八年前去过的，朝鲜人我觉得比中国人还要好。朝鲜人便是一个‘悲哀’，中国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名其妙。就譬如中国人做教授，不怕口头在反对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没米下锅，没学生上课，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简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大学教授都是些烈士罢了。”

——“怎么是烈士呢？”

——“我们有句古话，叫做‘烈士殉名’。”

——“啊，啊，说不定，说不定。但是你呢？我看你日本话谈得很好，法国话也还说得不坏。……”

——“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是在那边的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工科。法国话是我自己学的。”

——“你要到日本去做什么呢？”

——“我想去找点职业。”

——“中国没事情给你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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