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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第1页）

关于简·奥斯丁，应该从哪儿说起呢？著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有句名言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1]简·奥斯丁（1775—1817）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家庭，本人一生四十多个年头的岁月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理智与情感》（1795）、《傲慢与偏见》（1796）、《诺桑觉寺》（1798）、《曼斯斐尔德庄园》（1812）、《爱玛》（1814）、《劝导》（1816）——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看来平凡而琐碎。在她的六部小说中，没有拜伦式慷慨激昂的抒发，也极少见惊心动魄的现实主义描写。对于简·奥斯丁，要想捕捉她的“伟大”之所在，应从何处下手呢？她笔下那一场一场的舞会、一次一次的串门喝茶、一顿一顿的家宴和一桌一桌的纸牌，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散步、闲谈等如何能体现她的小说艺术的伟大呢？

评价奥斯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题材问题。毫无疑问，奥斯丁是写小题材的。据她自己说：“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是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2]她还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二寸象牙”上“细细地描画”。[3]这是奥斯丁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当有人建议她在创作上改换路子写这写那，她都婉言谢绝，坚持说：“不，我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按自己的方式写下去……”[4]

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问题。别小看“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尽在其中。至少在奥斯丁的作品里是如此。以《傲慢与偏见》为例，仅第二十九章罗新斯庄园的一次宴请和饭后的一桌牌就说明了多少问题。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仅凭自己的家产、地位便在柯林斯牧师夫妇面前那样骄横，柯林斯牧师竟对她那样谦卑，他被邀请为夫人凑上一桌牌，便感到不胜荣幸，“他赢一次要谢她一次，如果赢得太多，还得向她道歉”[5]。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阿谀奉承问题。要知道，柯林斯教区牧师的职务是咖苔琳夫人提拔的，他视夫人为“施主”，当然不好意思再赢她的钱。这仅是个小小的细节，却有趣地反映了当时教会对地产的依附。至于威廉·卢卡斯爵士，既然本身已经封了爵位，何至于在牌桌上“不大说话，只顾把一桩桩轶事和一个个高贵的名字装进脑子里去”[6]？原来，他是在镇上做生意起家的，曾在当市长的任内向国王献过辞，从而获得爵士头衔。他是个商人变贵人的典型，骨子里还是个商人，难怪羡慕贵族，从莫里哀的茹尔丹先生以来就是如此，或许可追溯到更早的罗马喜剧。再如，彬格莱先生和他的两个姊妹出场不久，第四章便交代说，“她们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体面家族。她们对自己的出身记得很牢，可是却几乎忘了她们兄弟的财产以及她们自己的财产都是做生意赚来的”[7]。对于细心的读者，看到这“北部”一词，就一目了然。彬格莱一家是在工业首先发达起来的北部发家致富的，这样赚来的钱带着铜臭气，与贵族攀交的彬格莱小姐当然不愿意正视它。这是当时普遍的阶级心理。后来的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北部与南部》中对照了农业的南部与工业的北部，更充分地描写了发了财的北部企业家在文化教养上的欠缺与自卑。奥斯丁这里轻轻一笔带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不过，要论证奥斯丁作品的历史社会意义，要从根本上解决对奥斯丁的评价，还得从她大量描写的“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入手来说明问题。

《傲慢与偏见》开卷第一句话便宣称：“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在这里，关键的字是两个：有“财产”和有“需要”。原文中的inwantof系指客观需要，不是主观“想要”，这种提法使命题更具有“真理”的客观性。

《傲慢与偏见》便以班纳特一家为典型来检验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住在浪博恩村的班纳特一家是当地的第一大户，班纳特先生的地产年进两千镑，刚够一家子的开支。根据遗嘱上的附加条款，这份产业必须传给男性继承人，班纳特夫妇没有儿子，产业要由一位远亲继承。他们的五个女儿没有生活保障，只能等着结婚。因此，当有十万镑遗产的彬格莱先生租下邻近的尼日斐庄园时，这就难怪班纳特太太，像四邻八舍所有那些家里有女儿的太太一样，要把这位尚未见过面的彬格莱当作自己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福气！”

[8]

《傲慢与偏见》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对于那些待嫁的女孩子，彬格莱只是个抽象存在，她们远远看见他“身穿蓝上衣，骑着一匹黑马”就足够了。关键是有“财产”。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丁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是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因此，我们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我们也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

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作者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灾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决定作用。

《傲慢与偏见》里描写了各种不同的婚姻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夏绿蒂与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9]；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傲慢与偏见》也描写了人们对婚姻的不同追求与看法。如咖苔琳夫人一心要把女儿安娜小姐嫁给外甥达西，以便“把两家的地产合起来”，她并且认为达西“有义务”、“有责任”这样做。有两万镑嫁妆的咖罗琳·彬格莱小姐一贯挥霍无度，喜欢与有身份地位的人结交，紧紧盯住年进一万镑的达西先生。彬格莱小姐还极力阻止她哥哥与班纳特家的大女儿吉英之间的爱情，她希望哥哥娶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小姐，一来可以“增加财产、提高地位”，二来亲上加亲，可以此促成她自己与达西的婚事……达西的表兄费茨威廉上校是位伯爵的小儿子，不能继承家产和爵位，他坦白地向伊丽莎白说，自己挥霍惯了，在婚姻大事上不能不考虑钱财。他说，在婚姻问题上只有达西有条件不受钱财的约束而自由选择。

对这形形色色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观，作道义上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使整个故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历来英国小说描写婚姻的不知有多少，但像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那样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在英国小说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奥斯丁用最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的结婚是个典型。柯林斯牧师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又受到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提拔，获得了教区牧师的职位，他有了房子，有了很不错的收入，就缺个会理家又会陪伴他的驯服太太，加之他“施主”的怂恿，因此他急于娶妻。从夏绿蒂方面而言，则她从这桩婚事中得到了房子、小园子、家具陈设等一个舒服的小家。伊丽莎白去看望她时发现，“操作家务，饲养家禽，教区事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对她还没有失去其吸引力……”[10]，“只要把柯林斯忘掉，其余一切都很舒适融洽”[11]。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有趣的是，没有财产的妇女的确嫁了有财产的单身汉，但在婚姻带给她的乐趣中，恰恰没有丈夫的地位。这不是对小说一开始提出的“举世公认的真理”的一种绝妙的讽刺吗？

但问题不仅止于此。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种标准化的婚姻关系，令人特别不舒服，为他们感到难堪。在奥斯丁笔下，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关键在于事情办得那样仓促，采取纯粹的、赤裸裸的交易形式。

我们由此便可以理解，在《傲慢与偏见》第一章中，班纳特太太要抓住新迁来的彬格莱先生，为什么非要催着自己的丈夫出发先去拜访他不可。按照资产阶级婚姻“仪式”的要求，必须得由一家之主的班纳特先生率先去拜访新来者，待对方做过礼节性的回访后，主妇方可出面设家宴招待客人，而在家宴上，女儿们便露面了。这是促使有财产的单身汉陷入情网的第一步。紧接着便是舞会，喜欢跳舞被视为一个“好兆头”，是“导致谈情说爱的一个步骤”[12]，这也许是奥斯丁小说里舞会场面多的一个原因吧。总之，通过夏绿蒂的婚姻，通过她做到的和没有做到的，奥斯丁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而且还审视了它的形式方面，即它的“仪式”。在吉英与彬格莱的关系中，吉英虽然默默地爱上了彬格莱，却从不表露，直等到最后彬格莱向她求婚。他们的结合完全合乎“仪式”，是资产阶级“自由选择”、“有爱情”的婚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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