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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有其屋（第1页）

一

刘易斯·拉涅里（LewisS.Ranieri）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擅长做意大利菜。他原本的职业志向是当一名厨师，可惜因为有哮喘病，受不了厨房里的油烟，只好半途而废。踏入华尔街之后，他继续维持暴饮暴食的爱好。在曼哈顿南端纽约大厦1号39楼交易厅正中央，有个不起眼的角落，专属于刘易斯和他的随从弟兄们，我们称之为“大胖桌”。

这个部门的正式名称是：所罗门兄弟公司营销与交易部房贷债券组。这里也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金融创新和全美楼市大泡沫的总源头。在当时，1987年1月，没有谁能够真正预测到后来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份纯洁和无知应该也包括了刘易斯本人。

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喽啰们，刚刚从培训班结业，便被分配到不同的交易或销售组。每天清晨7点，准时到达各人的位置，旋开座位上的三四个荧光屏，摊开当日的《华尔街日报》，背熟各项关键指标，还有收益曲线的形状变化，等等。倘若与交易桌的头儿同时到达，被他支遣去买一杯咖啡，那是极大的幸运和荣耀。

我和莎丽·艾瑟曼一起被分配到股票交易组。那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起点。培训班里几位明星同学都去了联邦债券桌，40楼交易厅的屋顶，比我们39楼高出两倍。楼上的交易员们，一抬头便可瞻仰大总裁约翰·古特弗罗因德（JohnGutfreund）的伟岸身躯。他壮硕的宽肩、闪亮的秃头、肥厚然而精悍的手指，还有夹在手指间始终燃着的雪茄，赐予我们共同的灵感、恐惧，还有骄傲。知道吗，兄弟，今天交好运了！早晨，在电梯前面，约翰给了我一个微笑。

过去两年，房贷债券组是全公司获利最高的交易区。不知为何，他们那一组和我们股票组并排，搁在憋闷低矮的39楼。据说刘易斯手下有些大胖子对此颇有微词，但这并不影响每周五雷打不动的暴食比赛。有一回，面孔黝黑的墨西哥外卖员拖进来价值400美元的100个大牛肉卷，在一小时内被我们的9位胖邻居一扫而空。

二

2008年3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点了5个人的名，称他们为导致金融危机的“五头公羊”：前任总统克林顿、前任美国国际集团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本·伯南克和亨利·保尔森，还有已经默默无闻的刘易斯·拉涅里。事实上，捆绑型房贷债券的最早版本，应当回溯到1977年。它的原初著作权，理所当然属于刘易斯本人。

培训期间，刘易斯给我们上过两次课，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记忆中，他没有多谈房屋和住房抵押贷款，而是重点解释一个称为“Fungible”的稀奇概念。在英语里，“Fungible”是一个很少使用的形容词，意思是可重复、可定量、可替换。一般而言，家庭和房子不可轻易替换。然而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应当并且有一天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可以说，房子是“美国梦”的中心内涵。遵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Fungible原理，一切集体的、物质的梦，都可以延伸、组合、重复、量化、交换。刘易斯·拉涅里的天才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把美国人对未来拥有房屋的期待，转变为能够进行规模交易的浮动证券。

捆绑房贷债券的操作原理，像刘易斯最喜欢打的鲜红背带一样，简单、突兀、和蔼而且动人：甲借钱给乙，拿到一张借据；甲同时放款给10个人，拿到10张借据。根据还款周期、利息曲线、信用级别，甲将10张借据编排为两套组合，打个折扣，再转卖给银行丙。丙又将各处汇总来的30份组合，一共包括300份原始借据，捆绑为6个系列，打个折扣，转卖给花旗银行；花旗银行又将之再度包装，形成重新捆绑的周期和系列，卖给美国国际集团，或者接下来又转卖到三家不同的风险对冲基金……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还有两个证券市场的格言，我们早听说过，刘易斯又特意强调了数遍。大师告诉我们：第一，幻觉即现实，幻觉即利润；第二，每一分钟，生出一群大傻帽；今天的大傻帽，明天的大傻帽，100年前的大傻帽，相互之间，没有区别。换句话说，你的幻觉，成为我的利润；我的错觉，又成为他的利润。幻觉和错觉，来自人类心灵深处从渴望到恐惧的复始循环。谁都不想当那最后一个大傻帽，但我们最终无法逃脱宇宙元素排列组合加减乘除所确立的概率和运数。

几个月后，刘易斯风头太甚，率领众部属向大总裁古特弗罗因德伸手要权，在董事会上数次激烈斗争中颓然落败，被驱赶出门。后来自己办过几个中小规模的投资公司，据说获得了一定成功。不过，在华尔街的大擂台上，他终究未能找回20世纪80年代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蓬勃声势。刘易斯走了之后，我们股票交易桌的周围，一下子变得冷请寂静。再也无须担心四面射来的湿纸团击中脑袋，也听不见意大利厨子头发蓬乱着来回奔走，发出逗人的咆哮。

20年后，次贷危机爆发，震撼全球。充斥于各大跨国银行和投资基金账目的所谓“有毒资产”，正是刘易斯最初发明、推销，后来被大家争相模仿的捆绑房贷债券。当然，除了经济学家蒙代尔，很少听到有谁再提到刘易斯·拉涅里，还有他对人类金融史的巨大贡献。

三

莎丽·艾瑟曼，生于1962年，“夏天之爱”前的旧金山。父母离异，她随母亲长大；搬迁过7个不同的城市；史密斯学院俄语系学士，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离开华尔街后，她是唯一与我保持联系的朋友。不敢说她是一位美女。她颧骨凸出，身材细高，骨节粗大，手势和眼光都像男人。她对我态度始终友好，这一点，在所罗门公司的女孩子中极其难得。

战战兢兢干了一年半，我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夜夜失眠，性欲低落。同女友分手之后，我对冥想和武术发生兴趣。长久站桩，或静静打坐，心中空无一物，灵魂重新浸润于悠远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我在公司的境遇有所改善，上司看我的目光由不耐烦转为偶尔的赞许。然而，这些良性变化于我毫无帮助。对华尔街的生涯，还有所罗门公司，我已彻底没有了感觉。每天下午，盯着荧光屏上的价目，对着嘴边的听筒，机械地报价喊价，然而心思飘到了很远很远，说不清楚的地方。

最后的几个星期，我明知自己状态极差，却泰然自若，心如死灰。有一天，下班很晚，我去46楼的公司餐厅吃饭，远远看见莎丽一个人坐在角落，形单影孤。我走过去，和她一起坐下。窗下是灰色的纽约港，去斯丹顿岛的渡船缓缓离岸。海面上的自由女神，闪耀着银白色的亮光。我对莎丽说，恐怕我很快会做出愚蠢的事，也许将来要后悔。莎丽说，你不必苦恼，我理解你的意思。在一起坐了很久，她跟我讲她小时候的事。最后分别前，她对我说，你怕什么？那么年轻，以后穷怕了，再回来就是。我问她，你是否穷怕了呢？她想了很久，然后微笑，点头。

告辞那天，一道进入培训班的几位哥们儿姐们儿请我吃饭，包括莎丽。出乎意料，大家向我展示暧昧的敬意。也许，甩手不干的念头，萦绕于我们每个人潜意识的最深处。

在曼哈顿的酒吧里，女孩子们一听到“所罗门”、“高盛”这几个字，眼睛都直直发亮。事实上，我们很少有空闲去品味那份优越和自豪。每日早出晚归，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漫无止境的压力和焦灼，没有亲身体验过，根本无法想象。同事们该回去上班了，我下地铁，去火车站。他们祝愿我今后潇洒自在，顺水顺风。

为了自己也解释不清的缘由，我舍弃了一个待遇丰厚的职位，还有似锦的前程。随后的经历，自然包括困窘、颠沛，还有排山倒海的懊悔。然而，我始终没想到要再回去。

1991年，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指伪造客户姓名、超越指标套购联邦债券，被政府罚款2.9亿美元。大总裁古特弗罗因德黯然辞职，公司从此一蹶不振；几年后，公司被另一家投行史密斯巴尼并购，随后又转卖给花旗集团。历经80年风雨的老字号分解散伙，“华尔街之王”的宝座，让位给更加沉稳且凶悍的高盛集团。

莎莉一直在所罗门坚持。公司拍卖后，她转往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利率兑换组。2001年，她39岁，依旧单身。她决定彻底退出，在中央公园东边买了漂亮的大公寓，一个人住，养好几条狗。她和我已不属于同一个阶层。可是，每次我回纽约，她总能找出时间，一道吃顿午饭。

我离开美国，去别的国家漫游了10年。慢慢地，我找回了对金融和投资的浓厚兴趣。在我们的时代，华尔街是唯一和最后的宗教。它崇拜的偶像，是无限扩张和可替换的数量，以及这个数量对时空和脆弱生命的征服。每分钟诞生一群大傻帽，你不做多，就被做多；你想做多，却被做空。一切都可以被替换。唯有排列组合的数字和幻觉，道生万物，千古不变。

对冲基金“铁蝴蝶”策略，伦敦银行间拆借率，套利3.5或2.75个基点；这千千万万条无声无形无色的神秘光线，重新使我着迷。它们连接起房屋和梦想，外汇和债券，东莞的工厂，曼谷的按摩院，上海的楼市，山西的煤矿，莫斯科的“一只蚂蚁”市场；它们环绕拥抱这个让我浪迹四方的蓝色地球。但我不属于这个宗教。华尔街的祈祷方式，是大脑细胞的高速消磨；做空，做多；排山倒海的数字；充血的眼球。我是不可救药的流浪汉，无法再加入任何一种日复一日的崇拜和祈祷。我只是徒劳地怀恋那窥测的惊喜，做空的歹毒，还有穿透人类愚蠢的畅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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