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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纳雄耐尔（第1页）

一

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以及前妻，都先他而死——被毒杀、处决、流放失踪，或精神失常而病殁。已近60岁的老先生，与和他生活了30年的妻子，在花草繁盛的墨西哥城柯亚坎区，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旧思路敏捷，文笔犀利。在孤独而漫长的深夜，他怀疑自己；一个支撑了他大半生的信念，慢慢开始动摇，他甚至考虑过自我了断。

很多人来看望这位传奇老人。即便沦落至此，他还是拥有无数崇拜者。当然也有人痛恨他，不远万里派来刺客，有一回竟然用机枪扫射卧室。

虽然历史被数度篡改，但谁都不会忘记那张独特的脸——列昂·托洛茨基，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生于乌克兰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被逮捕流放后，他冒用一位警官的姓名，抛下妻儿，从一个偏远的流放地漏夜逃亡，假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他是“十月革命”的策划者、组织者，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列宁的挚友。在最疯狂、最暴虐的革命初期，他乘坐铁甲列车穿梭于欧亚大平原，一边读法文小说，一边指挥血腥厮杀……

柯亚坎区在墨西哥城南端，林荫葱葱，院墙高深。僻静的街上，偶尔见到一两位方头大耳、穿着大花短裤的美国游客。他们旁若无人的谈笑提醒了我：现在不是30年代，而是一个世纪的末尾。

60多年前，被开除苏共党籍和苏联国籍的托洛茨基，连续遭到几个欧洲国家入境拒绝，却意外获得墨西哥接纳。邀请者包括墨西哥总统，还有著名艺术家、弗里达的丈夫迭戈·里维拉。那时，墨西哥仍停留在今天我们无法辨认的时代。艺术家地位之尊贵，超越老板大亨甚至国王总统。里维拉最新的构想，是由全球艺术家组成共产主义大公社，革命元老托洛茨基住到家里，正好做公关策划和形象顾问。那段美妙的合作延续了不到一年。托洛茨基夫妇收拾起不多的家当，搬到距离迭戈和弗里达家4个街区的另一栋小房子里。据说有过一些无端的政治分歧。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疲惫伤感的老托洛茨基和年方28岁的弗里达之间，出现了某些不便张扬的微妙感情。

这里是他夫妻俩最后的家。机枪扫射事件之后，四面加固了水泥和铁板，乍一看去，像一座奇形怪状的大碉堡。窄小的园子内，一座清素的墓碑，四面摆着鲜花。墓碑上边，一面红旗在风中飘动。

墓中长眠的老革命者，最后死于一把猝不及防的冰镐。从照片上看，老人头上裹着纱布，被一群医生、警察围在中间，手执一卷报纸，怒斥由斯大林同志派来的不速之客。弥留三天之后，撒手而去。

托洛茨基故居的卧室和书房狭长，展品只寥寥几件。我仔细辨识盖了邮戳的明信片上优美细腻的钢笔字迹，认出“亲爱的”、“全世界劳动者”等俄文。还有一排照片，两位老人，头发花白，坐在野外，攥着一束热带花草，旁边蹲着他们心爱的小兔子。

二

托洛茨基是相当精确的预言家，特别是在他永远丧失家园和祖国之后。

他曾经估算出希特勒进攻波兰的大致时间段，误差只有几个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他又预言希特勒大约将于1941年下半年突袭苏联。他亦最早提出“欧洲合众国”的构想，主张超越国界，组建一个联邦式的整体。唯一没有兑现的，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他所念念不忘的世界劳工阶级大革命。

托洛茨基恃才傲物，为人自负狂妄。铁心支持他的人多数是天真加上偏激，文人气重。短短几年，以他在苏共党内的雄厚资历，竟弄到四面楚歌，孤家寡人。他和列宁共同塑造了一个新的体制。在那个体制的顶峰，只容得下一个人，其余的或者匍匐，或者被消灭。这恐怕是托洛茨基未能预见到的。

20年代末，斯大林逐走他时，似乎并非决意置他于死地。以后恨他到偏执妄想、夜不能寐的程度，应该与两人的个性有关。托洛茨基见过世面，通晓欧美，文笔优美而且有力，攻人短处时毫不留情。要他从此退隐江湖不问政治，实在强其所难。斯大林亦是旷世雄才，自尊极强，然而个性绵密内敛，若论口才和文化视野，比起托洛茨基，不是一般的逊色。据内幕人士说，到了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每写一篇文章，编辑部墨迹未干，抄件早经特工渠道送上斯大林同志的书桌。然后，工作人员便隔门听到阵阵咆哮，伴随椅子掀翻、茶杯摔碎的声音。

1937年，大清洗，罪名多多少少围绕着“托匪”、“托派间谍”这么几个标签。当初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周围早已沉默的七八位老同志不算，上百万的普通百姓、军人、艺术家，背着莫名的罪过服刑或受死。没有遗言，没有墓碑，了无痕迹。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也并非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其一是阶级专政：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则应该由所有工人，以民主的方式，实行整个阶级的专政。如果由斯大林委派来的政委们专政，革命岂非白折腾一场。其二是连续革命：苏联人应当诱发最先进的西方国家一道革命，实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关上大门自己闹军事共产，终归没有前途。

听说托洛茨基要撰写一部名为《斯大林》的长篇专著，克里姆林宫便下达了格杀令。

三

我到欧洲漂游数年，有一回，我惊异地发现，精心拟定的行程，竟然与革命前托洛茨基某次逃亡的路线大体重合。比照传记中发黄的地图，我逐站核实，唏嘘良久。

可以核对的事实是，不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在柏林、日内瓦，托洛茨基获得了当地社会民主党的慷慨资助。第二国际的互助机制，那时尚未瓦解。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他们留下这座大庙，在欧洲剩下两位掌门人。一位名叫伯恩斯坦，早年被德国政府驱赶至瑞士，后来去英国与老病的恩格斯为伴，乐不思蜀；另一位名叫考茨基，留在马克思的故乡，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大。西欧大陆连续几十年未发生战争，经济繁荣，各国的工资水准持续上升，包括最底层的工人。德国实行过一段新权威主义，后来俾斯麦退休，选举逐渐放开。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由百分之十几上升到三十几。在100年前，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和中欧，经过马克思之后几十年的缓慢博弈，正在进入主流社会。

在维也纳的那段日子里，托洛茨基认识了一位出身背景和观念理想都与他极其相似的波兰犹太女子，名叫罗莎·卢森堡。她比托洛茨基年长8岁，一样地心高气傲、聪敏绝顶——德国社会民主党里崛起的咄咄逼人的新星。

托洛茨基与罗莎关系奇特，既互不相让又惺惺相惜。罗莎遇害后，托洛茨基曾寄予深情的赞词。也许正因为他们是最天才、最具人格力量的革命者，历史才将他们的姓名和思想紧紧拴在一起。两人最后遇难的方式，也神奇地类似——头颅骨被敲碎——惩罚那颗不安分的脑袋。

四

那一连串小国家，各有引人肃然起敬之处，亦各有必须防范之处。搭上火车，三四个小时就能穿越一条新的国界，接近一段截然不同的历史。我不明白，那些小国家的人民，为何不爱互访，特别是老年人。也许是几十年的积怨、血腥的记忆，或者干脆就是没头没脑的势利和轻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在过去100年里，他们各自的边界，不是坚固的城墙，而是起伏的潮汐、翻滚的泡沫、游弋不定的波浪。在100年前，作为独立国家，其中的大多数并不存在。

我慢慢还发现有些不便随意触碰的话题，比如，托洛茨基的名字。某些久远的、隐忍的、深入骨髓的憎恨，开始冒出污黄色的气泡。不是完全针对解体了的苏联，或是消散了的红色意识形态，更多更主要的，是针对托洛茨基和罗莎共同的种族。

不止一个人悄悄地告诉我，欧洲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千万人无辜死亡的大灾难，总归与“他们”有关。不论是金融大亨，还是赤色激进分子，“他们”总是要破坏和瓦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最习惯的生存方式，是悄悄寄生于另一个国家。

我不太相信这些话。无论如何，托洛茨基、罗莎和考茨基不可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一个巨大的国际阴谋。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投票支持战争，法国、英国的左派党或工人党也做了相似的决定。这意味着，各国的工人大众总体而言支持祖国和政府。这也意味着，欧洲工人阶级为了老板和将军们，开始了自相残杀。马克思的幻想和希望，在这一天已经破灭和死亡。

罗莎生于1871年，与巴黎公社那个短命的组织同年，与那首响彻全球的《国际歌》同年。她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宣布与社会民主党决裂，成立了另一个党，取名“英特纳雄奈尔”，这个词的意思是：无产者的国际主义。

这是罗莎和托洛茨基共同的精神底线。法西斯主义者对所谓“犹太国际阴谋”的解释失之肤浅。不能否认，作为个人，他们真诚而无私。在无意识中，他们背负着那个古老流浪民族的神秘心灵和悲剧命运，虽然他们自己不能承认。

后来德国战败，亦爆发革命，但情况完全没有朝着托洛茨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罗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不乐观，但是，为了不背弃同志和同伴，她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比托洛茨基先走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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