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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什么不能动宪法2（第1页）

然而，对于真正关心这个国家走向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那被监控的几千个人，或者被拘留的那几百个人的权利，甚至不仅仅是这其中涉及到的被践踏的法律程序，而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三权分立――的失衡。在这个失衡的过程中，总统权力越来越大，国会和法院的权力越来越萎缩，从而使支撑美国政府制度的"三角架"越来越向一边倾斜，出现摇摇晃晃的迹象。如果说一个具体的法律程序被践踏，可以及时修补，宪政框架的倾斜，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06年1月16号，前副总统戈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声疾呼美国不能丢弃它三权分立的优良革命传统。他从当前的国家安全处的窃听案件谈起，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固然，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由于党派之见而夸大其辞，但是，观众也不得不承认他敏锐的问题意识。美国宪法的精髓，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它所构架的权力制衡。这种权力的平衡，可能被一个*者大刀阔斧地公然推倒，也可能被一个扩张权力的总统一点一点地蚕食。正是因为这种蚕食的危险，对任何一点政治病毒建立一个强大的预警机制，可以说是政治健康的前提。

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当初制定宪法时，初衷并不是建立一个强总统的制度。美国宪法的第二章，明确规定的总统权限是"保证法律被忠实地执行"。换句话说，按照宪法的原意，总统拥有的是"执行权"，他本身并没有立法权，不能自由地去"开发"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届总统们不断"顺手牵羊"，权力越来越大。

首先，美国总统选举形式的变化，使得总统越来越拥有自己独立的选民基础，并不需要对国会俯首称臣。19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总统的提名由国会的各党代表控制，总统还有动机对国会毕恭毕敬。之后，总统候选人开始由各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提名，总统提名的"婆家"从国会的党代表变成了普通的党代表。后来，总统的选举进一步"*化"，各党的党代表不再由"党总支"指定，而由普通公民投票产生，这样一来，总统的选举基础，完全平民化了。总统"翅膀硬了"，国会想抓也抓不住了。

其次，数次政治经济危机，都给了总统扩大权力的机会。时势造英雄，无论是内战时期，还是大萧条时期，或者越战时期，都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来团结社会、集中资源、度过难关。在这种危机时刻，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不但能够提高决策的效率，而且其个人魅力也是危难时刻凝聚社会的资源――当然了，搞不好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些危机造就了一夫当关、万夫难档的林肯、罗斯福，也造就了约翰逊、尼克松这样的倒霉蛋。在所有这些危机中，无疑罗斯福新政时期，是总统权力扩张最迅猛的时期。事实上，新政期间，总统权力的转型，也是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一个后果。经济大萧条的出现，证明了放任自流市场模式的危险，于是，美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开始向干预型、福利型转变，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导致了一个强大行政权力的扩大。

最后，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还是现代社会运转方式"理性化"的后果。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需要越来越庞大的行政部门，灵敏的反馈机制，和越来越专业的管理知识。行政部门的提案，越来越成为国会议案的源泉。通过控制提案的内容，设定国会的议程，总统带领的行政部门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立法者"，更不用说行政部门在"执行"法案时，往往自由诠释法案，从而也实现立法的功能了。这一点，和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公司里，CEO的地位不断上升是一个道理。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社会有理由对总统权力的进一步扩张表示警觉。历史学家ArthurSchlesinger在尼克松当政期间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叫《帝王总统》，声称美国的总统已经从"宪政总统"变成了"帝王总统"。然而，也正是因为"神经质"的社会各界及早地启动了预警机制，导致了国会在尼克松时代及之后采取一些拨乱反正的措施。1972年的"呈堂法案"，1973年国会通过"战争权力决议"，1974年的"国会预算和资金扣押法案"，分别从外交、战争、财政各个方面钳制了总统权力，增强国会的地位。

许多人认为，小布什是自尼克松以来最"猖獗"的总统，直接传承了尼克松的"帝王总统"风格。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屡次绕过适当的法律程序，推行他所主张的政策，更体现在，即使他按照法律程序推动其政策时，国会和司法部门在小布什政权面前软弱无力，从而从内部驻空三权分立这个理念，破坏美国宪法的精髓。按照戈尔的说法，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几乎都成了布什政策的橡皮图章，而司法部门也被保守派占据。然而，情况可能并不象戈尔说得那么不堪。事实上，在小布什的紧逼之下，美国政治、社会各界的预警机制又启动了。国会开始?击，它开始要求政府对关塔那摩的关押犯情况定期汇报，驳回了布什要求无条件无限期延期《爱国法案》的请求，并对窃听案中的政府角色，表示了强烈的质疑。法院也通过几个案例，成功地为关塔那摩在押犯的人身保护权划定了一个界限。媒体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纽约时报》不顾白宫劝阻报道窃听案，本身就是媒体声音的一个胜利。至于社会团体，已经有两个团体，美国自由联盟和宪政权力中心，分别在底特律和曼哈顿，开始起诉国家安全处的做法。

可以看出，美国社会是一个对政府权力高度"过敏"的社会。正是这种"过敏"，使这个国家两百年来能够不断"狙击"专制的病毒，防患于未然，维系社会的健康。对于一个将宪政和法治视为灵魂的社会来说，面对灵魂里的杂质，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吹毛求疵，可以说是一种美德。潘恩曾经说过，那些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同时忍受肩负它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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