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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大选前，威廉斯夫人（资深关税改革者、多年担任克罗伊登选区议员的赫伯特·威廉姆斯爵士的夫人）建议候选人参加竟选活动时应有特定的穿着方式，以便大家互相认识。我对她的建议十分认真，到牛津大街的伯恩和霍灵沃思商店购买了一套适合参加竞选活动时穿的黑色套服，买了一顶帽子。我就穿着这套衣服，戴着那顶帽子去参加竞选活动。为了更容易辨认，我还在帽子上系上一根黑白相间的带子，打结处呈蓝色。

当然，如此小心翼翼是否必要却是另外一件事了。有多少24岁的女子会在爱里斯购物中心站在肥皂箱子上演讲？那时候，妇女候选人大多是不去工厂游说的。但我去了，工厂内外都去过，总是受到比较热烈有时也颇为嘈杂的欢迎。达特福德的社会主义者有些忐忑不安，直到他们的候选人——在任议员诺曼·多兹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才放心。我只是不喜欢去小酒馆，我自己一个人是决不会去的。某些畏难情绪很难克服。

我很幸运有诺曼·多兹这样的竞选对手。他是一位纯粹的、颇有骑士风度的；日式社会主义者。他知道他将获胜，因此，他很大度，愿意给我这个观点与他遇然不同的雄心勃勃的女子一次机会。我正式成为候选人后不久，他就提出与我在当地的文法学校的大礼堂进行辩论，我欣然接受挑战。他和我先分别致辞，然后回答提问，最后分别致结束语。各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嘈杂得很。竞选运动期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同样热烈的难分胜负的辩论。大家只就有关问题和事实进行辩论，而不进行人身攻击，这使辩论很有意思。有一次，一家全国性报纸报道说，诺曼·多兹认为我很漂亮，但获胜机会很小，智力不佳。这位善良的社会主义绅士马上给我写信，说他并没有说过那些话——或者至少没有说过最后一部分。

我的公众集会总是人很多。由于人很多，在大会开始前20分钟就把会场的门关上并不是稀奇的事。当然，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女人本身就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人们对我都有基本的礼貌，我们可以加以利用，而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已基本上使这种礼貌丧失殆尽。有一次，我到选区的某地参加一个公众集会，发现在集会上讲话的前空军部长贝尔福勋爵受到某些提问者的非难，场面有些混乱，大家已经去请警察来帮忙了。我告诉组织者不要让警察来了。不出所料，我一登上讲坛开始讲话，台下的骚动开始减弱，基本恢复了秩序，如果说不是真正的和谐的话。

我也很走运，作为候选人我受到国内甚至国际媒体的关注。我只有24岁，是参加1950年竞选运动的最年轻的妇女候选人。这本身就是大家评论的话题。有的报纸请我就妇女在政治中的作用写文章。我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及《伦敦图片新闻》上。《伦敦图片新闻》是许多从政的大人物常读的报纸，我的照片也登在了西德的报纸上，他们称我为“富有魅力的小姐”（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这么称呼我了）。

我杜撰了两个口号，不怎么含蓄，十分直截了当。一个是“投右派的票，保住剩下的东西”，另一个更有针对性，“不要腐朽，赶走无能”。邵使在那时，我讲话也从不大谈意识形态。我在罗菲尔德街的教堂大厅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

“我们正在参加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的一次伟大战役——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役。一种将必然导致奴役，另一种则通向自由。我们的对手企图让你们相信保守主义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保守主义保护我们民族遗产中一切伟大和优秀的东西。保守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是那就是国家团结。我们主张国家的团结一致，而不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你们无法靠传播嫉妒与仇恨来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或人类家园。”

“我们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嫉妒或仇恨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之上的。压制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鼓励成功，鼓励勤奋进取。1940年，这个国家奋起反抗专制，不是要求实行国有化，而是要求自由。”

当我在当地的文法学校得知达特福德的计票结果时，我感到我们所付出的艰辛是值得的。我使工党的优势减少了6000张票。全国选举结果揭晓前的那天凌晨，卡姆罗斯勋爵邀请了议员候选人、议员、部长、反对党人士及社会名流参加他在萨伏伊饭店举办的《每日电讯报》聚会。我在这里获悉全国选举结果时既高兴又有些难过。高兴的是保守党使工党在议会的优势由146席降至5席。难过的是，保守党仍未取得选举的胜利。

在这里，我应特别提一下我作为达特福德的候选人的一次特殊经历。有一次，我应邀去主持保守党在奥尔平顿举办的一次募捐会的开幕式。有些人劝我算算命，我不太情愿地同意了。有些算命先生喜欢水晶球，而这个算命先生显然喜欢珠宝。他让我把我的珍珠项链取下来，让他摸摸，以寻求神灵的指示。算命先生的结论当然是十分乐观的，他说：“你将很伟大，像丘吉尔一样伟大。”大多政治家都有点迷信，我也不例外，但我仍觉得他说得有些滑稽可笑。当然，人们都希望有好运，因此，任何可能带来一些好运的东西均受欢迎。从那以后，我认为我的珍珠会给我带来好运。我的珍珠好像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节　婚姻、家庭和法律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1950年的选举结果并不是事物的终结。在最初的兴奋过后，这种结果使有关的人们感到十分扫兴。没有多少人会怀疑工党在这次选举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不久工党将再次举行大选以挽回面子。同时，全国也十分不稳定。我继续在达特福德干也不大方便。如果我要想在政治生涯上更进一步，我应着手找一个能够获胜的选区。但我又觉得从情理上讲我应该在达特福德再竞选一次。如我现在离开达特福德，让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另找候选人是不对的。另外，恐怕很难想像我在第二次竟选运动中会产生与刚刚结束的第一次竞选运动类似的影响。我已经极其疲惫，固然没有一个从政的人当提到选举时会不感兴奋，我仍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来一次竟选运动对我不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

我早就决定搬到伦敦去。由于有了J·莱昂斯公司的工作，我可支配的钱多了些。于是我在皮姆里科的圣乔治广场公寓租了一套不大的房子。老索华德先生从达特福德来帮我装饰房子。有了房子，我可以经常与丹尼斯见面，比在达特福德嘈杂的保守党活动中见面更为轻松。

我也学会了开车，并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我姐姐穆里尔有一辆父亲在战前花129英镑为她买的福特牌汽车，现在给了我。我的福特车在达特福德无人不知。我再次被接受为达特福德的候选人后，这辆车真为我帮了大忙。结婚后，我以几乎以与原价相同的价钱将它卖了。

1951年10月，举行了大选。这次，我又将工党议员诺曼·多兹的优势减少了1000张票。当听到全国选举结果——保守党现在在议会拥有比工党多17个议席的优势时，我欣喜若狂。

我在达特福德期间又认识了许多党内要人。1949年安东尼·艾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牛津）在达特福德的足球场向一次规模很大、群情激昂的群众集会发表讲话，我提议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年，我又在艾伯特大厅召开的保守党妇女集会上作为赞扬丘吉尔和艾登的领导才能的动议的附议者讲话，丘吉尔热情地致答辞。能够见到这些大人物本人并与他们交谈，对我来说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因为在格兰瑟姆的时候，我常与家人坐在无线电旁听他们讲话，他们的讲话使我倍受鼓舞。1950年，我被确定为参加保守党全国联盟执委会的保守党毕业生代表。这次会议使我第一次详细了解党的全国组织情况。

但使我感兴趣的总是政策，而不是组织情况。假期期间，我常常到斯温顿学院上课。院长雷吉·诺瑟姆慷慨大方，很会关心人，是约翰·麦纳德·凯恩斯的朋友。他在30年代时曾到南威尔士亲身体验失业者的生活。他教导我们真正的政治战役是争取“民心和民意”。我经常应邀在斯温顿及不同选区的保守党政治中心的会议上讲话。　这时候，　我开始考虑“统一的国家”、“资产拥有的民主”及“安全网（社会保障福利）”等人们广泛提到的概念对政策的真正影响。

在我的日程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议会开幕前夕，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梅德斯通选区的议员——在他的卡尔顿花园区5号的富丽堂皇的家里举行的聚会。院子里搭起了几个大帐篷，灯火辉煌，暖风习习，篷子里大人物及像玛格丽特·罗伯茨不太伟大的人物欢聚一堂。艾尔夫雷德爵士高兴地把自己称为战争期间经常举办此类聚会的伦敦德里夫人的继任者。他这个人外表看来为人和气，容易相处，你将很难想像他是一个设计纽约的最早的一些摩天大厦的天才。他对我尤其热情慷慨。我就是在他的家里结婚的，婚礼招待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也是他提议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我是在12月的一个寒冷多雾的日子在城市路的威斯利教堂结婚的。结婚仪式在伦敦举行对大家都更方便。格兰瑟姆卫理公会牧师、我们的老朋友斯金纳协助城市路的牧师斯皮维主持仪式。然后，格兰瑟姆、达特福德、埃里斯及伦敦的朋友们回到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的家里。一切结束后，丹尼斯带我去马德拉岛度蜜月。在那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坐水上飞机在水上运动的经历。从这令人惊心动魄的经历中缓过劲来后，我在这美丽的小岛上开始了我的婚后生活。

从马德拉岛回来后，我就搬进了丹尼斯座落在切尔西福拉德街的天鹅公寓。这套房子在六楼，十分明亮，能够饱览伦敦美景。我也第一次感到住在同一层楼面多么方便。正像以后我在唐宁街10号所感到的一样，在同一层安排生活更容易些。房子很宽敞。一个大屋用作起居室兼饭厅。有两个面积适中的卧室，还有一个房间是丹尼斯的书房。丹尼斯每天早晨开车去埃里斯上班，晚上回来得比较晚。但我发现我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是我第一次管一个家。我们很快与邻居们交上了朋友。住在一个需乘电梯的单元房的一个好处是你会认识每个人。到第一个月末，我就认识了大多数邻居，其中不少人还相当有名气。深夜，总有可能听到院子里传来女低音的歌声，那准是西比尔·桑代克刚演出结束口来。我们住在那的时候，经常招待客人，平常晚上备有各种饮料，周末举行晚宴。

只要你的婚姻是幸福的，居住环境又舒适，作一个已婚年轻女人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的婚姻就是幸福的。而在50年代，在那样舒适的环境里作一个已婚年轻女人简直是天堂。听到人们把50年代描述成压制、无聊、循规蹈矩的时期或令人忧虑的时代，我总是感到十分诧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50年代都不是上面描述的情形，而是人们在经历了战时的艰辛和战后节衣缩食的简朴生活之后正常幸福生活的重新开始。配给制结束了。工资开始增加。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香蕉、葡萄、水果突然又出现在商店了。衣服不再是单调的制服，给人自信、色彩丰富的时装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有蒂奥式宽裙子，无带的晚礼服及阿斯科特式帽子。以前用板围起来的商店外面冒出了意大利餐馆。　出售当时被称作“泡沫咖啡”　的卡普契诺（一种咖啡品牌）的咖啡店在各大街上随处可见。还有人创造了“Teenage——rs”（指11至19岁的人）这样的词。寻常百姓家开始有了电冰箱、吸尘器、洗衣机。公告板上政府的通知少了，商业广告多了（默里薄荷糖，默里薄荷糖，越嚼越有味）。英格兰房顶的电视天线越来越密。为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好莱坞发明了西尼玛斯柯普系统宽银幕，拍摄了不少宽银幕电影片，既有像《你往何处去》的圣经史诗性电影，也有像《南太平洋》那样的风景音乐片。以前从未想到能够花得起钱到国外度假的人们去了西班牙。

那是一个富足的时代。富足了，战争时期以来，甚至在那以前我的格兰瑟姆青年时代以来的英国生活中的诸多限制也开始放松。不能说我喜欢或者甚至理解了这种新获得的自由的各种表现形式。当美国的摇滚乐及比尔·哈莱、埃文斯·普莱斯利等名字传到英国时，我当时认为这可能是新闻界一时关注的新奇事（摇滚乐从来没有减少我对《沙漠之歌》的钟爱）。《愤怒的年轻人》以及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戏剧开始向伦敦西区的传统戏剧挑战。我同样觉得这些会很快消失殆尽。而且，在我的真实生活中家务事已经够多了，晚上不再愿意出去看这种戏剧了。我也很少想到后来我会读约翰·奥斯本的作品，并且欣赏他的作品，还成为金斯利·阿米斯的好朋友。我很感谢他在我任首相时在文化战斗中给予的支持。阿斯科特赛马场、德比马赛、亨利的国际划船比赛及温布尔登的国际网球赛均恢复了昔日的风彩，战后不知隐藏在什么地方的那些闲聊专栏作家又出现在《讣告》或《花园笔记》中。阅读这些文章，好像大口咀嚼酒心巧克力一样品味不高，但我又不得不承认没有多少人能忍住不去读。读者们知道了新的家喻户晓的名字，如多克尔夫人、亚里士多德·澳纳西斯、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雷斯等。蒙特卡洛再次成为上层生活的同义词。

人们觉得在此前的20年中他们做出了许多牺牲，现在应该享受生活的乐趣了。虽然我可能比我的同代人更认真些，但是丹尼斯和我与大多数人一样享受生活，甚至比一般人享受得多。我们去剧院，也到罗马、巴黎度假（虽然住的饭店总是低档的）。我们也举办聚会，也参加别人的晚会，我们生活得很愉快。

但那时我们生活中的高峰算是1953年6月伊丽莎白女玉登基了。家里有电视的——我们没有——举行家庭聚会，邀请朋友们一起来观看这一盛典。丹尼斯和我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支持者，我们认为应该奢侈一次买一张票以便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口对面的议会广场上有遮篷的看台上目睹这一盛典。丹尼斯当时买票对不知道他的这一投资是十分明智的。那天瓢泼大雨下了一天。大多数观众都浇透了，更不用说那些坐在敞篷车里参加盛大游行的人们了。汤加王后的那套衣服以后再也没法穿了，而我的衣服则第二天仍旧可以穿。

在伦敦，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除了干家务外，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法律。我一直对法律感兴趣。我对政治的向往是父亲培养的，我对法律的兴趣也是父亲培养的。父亲虽然不是当地司法长官，但1945—1946年任格兰瑟姆市市长期间可以理所当然地坐在法官席上。我在大学假期里经常跟他去参加每季开审的地方法庭审判（就许多轻微犯罪进行审判）。有一位富有经验的律师会坐在椅子上当法官。他就是王室律师诺曼·温宁。有一次，我父亲和我与他共进午餐。我在法庭上所见的一切已深深地吸引了我，而诺曼·温宁关于法律理论与实践的谈话更使我着迷。谈话问我突然脱口而出，“我希望能作一名律师，但我只懂化学，我又不能改变我正在牛津学习的专业。”诺曼·温宁说，他在剑桥读初级学位时是学物理的，后来拿第二学位时改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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