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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尾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2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南下。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发愤为公，当年就已经如此。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12日，起义部队到达宜黄，周恩来同赶到部队来的陈毅谈话，任命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

8月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渍，进占瑞金。在这里，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地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合适。他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30日，周恩来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九个团，占领会昌。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议上，决定由福建长汀（汀州）、上杭进入广东东江地区。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会上，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而得，因此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会使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应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而以小部兵力，至多两个团趋潮汕。但是，会上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敌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便得到共产国际接济。后来，就按多数意见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是遭致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700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000亲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已的放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己随部队行动；其余领导人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发高侥，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乘小船到了香港治病。起义军余部，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了年关起义，扩大衣军队伍达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起义军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四、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向忠发主要因为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后，新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是由周恩来起草提出的。在这以后的大约两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当然，除了向忠发外，中共中央常委还有其他同志和后来增补的李立三。说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从他在六大后的中央内所起的实际作用看，是明显的。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若干个关键问题。

（一）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

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牺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转变关头消极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斗争的实际使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武装割据已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伍。到1928年11月，党员成分中已有75％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收入党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发展和影响，存在着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写出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他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指出：“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纽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民进入红军和革命队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他在11月25日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两个巨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见相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共产国际领导担心中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得以回答说：党在农村，经长期斗争锻炼和正确领导，也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共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机关尢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来提出，领导同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党员要重在质量的选择，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建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要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

（二）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见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直省委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顺天府）和河北（直隶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快解决，不但北方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井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去巡视。

12月11日，周恩来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地做工作。在这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见；并在党刊《出路》上发表文章，针对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指出：旧基础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主新的斗争”。文章还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这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报告。会议按中央决定恢复了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三）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了一个乱子。他们作出决定，要由中央来兼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政治局重新讨论。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思来在会上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1。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领导；2。这并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3。这样会妨碍中央本身的工作；4。会使处在白区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他主张加强江苏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苏省委。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共中央1月3日的决定，已经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记开会，进行宣传反对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兼江苏省委的意见。同时，他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上述举动。他说：中国党已经有了“六大”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志。从1月16日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议，来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省委在19日的会上，作出决议，承认自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对省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并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经过中共“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弱涣散的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四）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原则问题，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在陈毅未到之前，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8月21日），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8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间争论的洋细汇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对红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他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给予了尽可能作到的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出了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很多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到各地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井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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