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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怪罪（第1页）

拉比为柯尔斯滕安排了周末游历布拉格的惊喜，以庆贺结婚三周年。他们住在圣西里尔与圣美多迪乌斯[1]教堂旁边的一家小酒店，两人到查尔斯大桥上拍拍照片，聊聊家常，反思着时光的飞逝，还参观了斯腾伯格宫殿，欣赏早期的欧洲艺术。在那儿，一张十六世纪早期的《圣母与耶稣》的小幅绘画让柯尔斯滕停下了脚步。

“这个可爱的宝宝，最终的遭遇真可怕，谁能承受啊？”她若有所思地问。甚至是最基本的事物，她也会以一种可爱的方式重新解读，拉比思忖着。于她，这绘画不该是循规蹈矩的学术分析；相反，它预示着为人父母者最为痛心的悲剧，因而，与前往威廉堡的路上那起摩托车事故——有人痛失爱子——一样，她的同情，真切而及时。

柯尔斯滕热切期待参观布拉格动物园。除偶尔接触下猫或狗，他俩很久都没有靠近过动物了。这些圈养动物们，给他们的第一感觉便是奇形怪状。譬如，那只骆驼长着一个U形的脖子，背上两个毛茸茸的金字塔，睫毛好似涂了睫毛膏，还长着一口发黄的龅牙。他们在一个免费手册看到了一些资料：骆驼可以在沙漠行走十天而不用喝水；众所周知，它们的驼峰里储存的不是水，而是脂肪；它们的睫毛可以在沙暴时保护眼球；它们的肝和肾会从食物中汲取每一滴水分，所以骆驼的粪便才会干燥而结实。

手册里还介绍说，所有动物都依据特定环境进化，以便繁荣壮大，因此它们各有特色，所以，马达加斯加巨型跳跳鼠才会生就一双大耳和强壮的后腿；亚马孙红尾鲶的上腹部才有了做伪装用的沙色纹。

“没错，”柯尔斯滕突然插话说，“可当你刚出生的环境是布拉格动物园时，这些适应性便派不上用场了。在这儿，你住的是水泥酒店，每日三餐从传菜窗口送进来，除了给游客参观，没有任何娱乐。你能做的就是长横肉、发脾气，就像那只可怜又可爱的猩猩一样，闷闷不乐，它本该生活在婆罗洲的森林里——关在这儿一点也不好。”“可人类也许也一样，”拉比补上一句，看到妻子如此同情这原始人，他略感心烦。“现代人所具备的一些本能，在当初非洲大草原进化时期，是合乎情理的，但现在却只会带来麻烦。”

“譬如？”“譬如在夜间对声音极度警觉，现在是一声车喇叭便被惊醒；或者喜爱甜食，因为太好吃，它只会令人发胖；又或者忍不住在布拉格街上看陌生女人的大腿，只会令伴侣生气、受伤。”“汗先生！就因为没娶七个老婆，没再吃个冰淇淋，你就搬出达尔文让我心生歉意……”

当他们最终筋疲力尽地降落在爱丁堡机场时，已是周日深夜。传送带上出来的第二件行李便是柯尔斯滕的。拉比没这么幸运，于是他们坐在打烊的三明治店旁边的长凳上等着。就季节而言，天气够热了。柯尔斯滕随口一问明天天气状态。拉比拿出他的手机查询着。晴天，高温十九摄氏度。太罕见了。就在这时，他在传送带上看到了自己的包，便赶过去取，然后放到手推车上。他们搭上巴士回市中心时，已近午夜。身边全是同样疲惫不堪的乘客，要么在出神，要么在打盹。突然，拉比想起他得给一个同事发个信息，便伸手去夹克的右口袋里取手机，接着又去摸左口袋，然后他从座位上微微抬起身，摸索裤子口袋。

“你有拿我的手机吗？”他焦灼不安地问柯尔斯滕。她正打着瞌睡，一下被惊醒了。

“当然没有，亲爱的，我怎么会拿你的手机？”他从她身边挤过去，手伸到头顶的行李架上，取下他的包，在外层的隔袋里摸索着寻找。不幸的事实渐渐清晰了：手机丢了，里面有他与外界所有的通讯信息。

“一定是在行李提取处被偷了，”柯尔斯滕说，“或是你把它丢哪儿了。真倒霉！我们明天一早就给机场打电话，看是不是有人把它交到机场了。不过，反正损失有保险弥补。咱俩都还是第一次摊上这种事，真不可思议。”

可拉比却没看出有什么不可思议。

“如果需要查任何信息，你可以用我的手机。”柯尔斯滕爽朗地补充道。

拉比很恼怒。这会是一场行政噩梦的开始。会有一大堆运营商要他漫长地等待，然后还得找出各种文件，填许多表格。不过，奇怪的是，他的怒火并不只在于自己的损失；其中一部分也向妻子蔓延而去。毕竟，是她首先提到天气，然后才促使他查看天气预报，若不然，手机便安然无恙。而且相形之下，柯尔斯滕的冷静与同情只在强调她的无忧无虑、幸运十足。当公交车驶向韦弗利大桥时，一个重要的逻辑在拉比心中生成：这所有的痛苦、困扰和麻烦，一点一滴，都是她的过错。她该为这一切负责，包括他的头正疼得仿佛老虎钳在夹着太阳穴一般。他朝她背过身，嘟囔道：“我就知道我们不该搞这场疯狂而多余的旅行。”——这结论对于一个重要纪念日的庆祝活动来说，令人悲伤，且颇欠公平。

并非人人皆认同或支持拉比刚刚生成的这种关联。柯尔斯滕从未签字画押，领受守护丈夫手机的职责，而且也绝不该为这个成年灵长类动物的生活负责。但在拉比看来，这尤其合情合理。这并非首次，次次过错都是妻子所为！

关于爱情，最荒谬、幼稚、可悲但也最常见的推定便是，缔结婚约之人，并非只是我们情感生活的中心，也是我们或好或坏的一切经历的责任人——这要求实在罕见、有失客观理性，而且极欠公平。爱情怪异而病态的特权便在此。

经年岁月的种种，都是她的“过错”——他雪路滑倒；他丢了钥匙；格拉斯哥列车抛锚；他超速被罚款；他的新T恤儿里有个痒痒的标签；洗衣机洗出来的衣服没脱干水；他没能进入自己梦想的建筑领域；新邻居午夜时分大声播放音乐；他们不再有很多快乐时刻。需要强调的是，在这方面，柯尔斯滕自己列的清单也绝不会简短或更合理：她没法常常见到母亲，怪拉比；她的紧身裤总抽丝，怪拉比；她的朋友吉娜从不联络她，怪拉比；她总是疲惫不堪，怪拉比；她的指甲钳总是不见，怪拉比；他们不再有很多快乐时刻，当然还是怪拉比。

世界无时无刻不在令我们不安、失望、沮丧和受伤。它延误着我们，驳斥我们的创意，无视我们升迁的诉求，让白痴获得奖赏，将我们的雄心粉碎在它凄凉、无情的浅滩上。我们从来不可有丝毫抱怨。要理清真正的罪魁祸首，困难重重；而且，即便理清，抱怨也必是危险重重（惟恐被炒被嘲）！

只有一人，可容我们展露自己的件件冤屈；此人，可接纳我们不公正不完美的人生中积聚的所有怒火。当然，若怪罪于这个人，这着实荒诞绝伦。然而，我们会曲解爱的运作规则。正因为我们不能朝真凶咆哮，才对我们确信能最大限度承受指摘的人发怒。我们将怒火泼向身边最和善、最富同情心也最忠诚的人；他们最不可能对我们施以伤害，同时被无情咆哮时，也最可能不离不弃。

施予爱人的指责，并无特别的意义。我们不会将诸多不公平诉之于其他任何人。但是我们疯狂的控诉，却是亲密与信任的独特证明，是爱本该有的症状——它们借由自己的方式，让承诺得以变态地证明。陌生人令我们保持言辞明智、礼貌得体；同理，只有爱人，令我们全身心地笃信自己可以肆无忌惮、不可理喻。

布拉格归来数周之后，一个更大的新问题出现了。拉比的老板埃文召开了团队会议。他透露说，虽然过去八个月状况不错，但现在业务量又开始萧条一片。除非很快能拿到一个可观的项目，否则公司没法保证所有在职人员的岗位。会后，埃文在走廊里把拉比叫到一边。

“你一定能理解的，”他说，“这不是针对你个人。你是个好人，拉比！”盘算着解雇你的人，真该行事磊落，勇敢地接受你的怨恨，拉比心想。

失业的威胁，令他沮丧焦虑。他知道，在这座城市再想找份工作，是难上加难。他可能得另迁他处，但柯尔斯滕该怎么办？身为人夫的最基本责任，他可能都无法承担。遥想多年前，他曾认为自己未来的职业，会让他既财务稳定，又可实现非凡的成就，可真是异想天开。正如他父亲一直暗示的，这想法既幼稚又任性。

这天，他步行回家时，经过罗马天主教圣马利亚大教堂。他以前从未进去过。教堂的外观似乎总显得暗淡阴郁、了无生机，但今天心情烦躁、慌乱，他决定进去兜兜看，结果走到了正对中堂的一个壁龛里，迎面是一大幅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她用忧伤而慈祥的眼神俯视着他。在她饱含悲怜的神情中，有一种东西感动了他，仿佛她多少了解埃文·弗兰克的伎俩，也知道工作机会短缺，所以想让他安心，她自己对他信心长存。比照着长大成人后遭遇的困境，与圣母神情中的善良与温柔，他感觉泪水涌上了眼眶。她似乎理解他，却毫无谴责之意。当他再看表时，他惊讶地发现十五分钟已经过去了。他承认，对于一个无神论者而言，立身烛火通明的厅堂内一幅圣母马利亚的画像下，意欲一洒泪水，一吐困惑，这有点疯狂。他并无太多选择，对他仍信任满怀的人也所剩无几，家庭的重担将大半落在妻子肩头，这对一个普通的凡人来说，意味着要求过多。

回到家，柯尔斯滕依照他的做法，已经做好了小胡瓜、罗勒和羊乳酪色拉。她想知道这次工作危机的所有细节。埃文何时告知？他又是如何应对？其他人又作何反应？很快会再开会吗？拉比一开始还作答，接着怒喝道：

“你干吗如此关心这些周边细节？已经是既成事实，有大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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