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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立雁门绝壁无余字青楼追忆（第1页）

輦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

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刘子鼙《汴京纪事》

青楼的九曲画廊，在千古流变中，延伸到了它的末日。画廊中的丧气也好，悲剧也罢，在末日之后，都成了永逝不复的追忆。追忆是人类的特殊本能。在追忆中，一切悲惨、冷酷、血腥、丑恶都被打了折扣，都被予以稀释，都变得可以承受，可以咀嚼，可以耐人寻味。而那些幸福、热闹、温馨、美丽也同样被冷静地观照。追忆使一切降温，追忆与沸点无缘，追忆是一轮慢慢滑向山后的夕阳，它使你百感交集，又使你似乎无能为力。但不能因此说追忆是无价值的虚无，也许正是在追忆中，我们把握到了与世界的同一。

关于青楼的历史，关于青楼与社会的种种关系，前面已经不厌其烦地介绍过了。这一节的追忆，是想连缀一些青楼文化的残片，试图捕捉到青楼这首史诗的主体意象，加以稍带感情色彩的处理，以便为下一节的理性判断作一比较舒缓的铺垫。

首先似乎可以考虑一下，青楼使人感到美，感到有魅力，感到是一件艺术品，是不是与“追忆效应”有关呢？追忆筛掉了不讨人喜欢的东西，添涂了讨人喜欢的包装，这是不是会篡改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呢？有一本《青泥莲花记》记载了一名叫姚玉京的妓女的故事：

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卫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养努姑。常有双燕巢梁间，一日为鸷鸟所获，其一孤飞悲鸣，徘相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别然。玉京以红缕系足，曰：“新春复来，为吾侣也。”明年果至，因赠诗曰：“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自尔秋归春来，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来，周章哀鸣。家人语曰：“玉京死矣，坟在南郭”。燕遂至坟所，亦死。每风清月明，襄人见玉京与燕同游汉水之滨。至唐李公佐撰《燕女坟记》。

这个故事何其美丽而凄婉，姚玉京的形象几可使人一掬同情之泪。但若仔细探究一下，故事的本身有许多处是并不美的。试想姚玉京好不容易嫁了个小公务员，没想到，祸从天降，丈夫竟身赴龙宫做了水鬼，这岂不是一悲？玉京守节侍奉公婆，那日子恐怕并不好过，不然何以对梁间双燕那般注意？此中必有悲情难诉。而双燕中又有一只被老鹰抓去，剩下一只孤飞哀鸣，这岂不又是一悲？这只孤燕落在玉京臂上与她告别，玉京顿起“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将红线系于燕足，约明年再会，而次年春天，孤燕果然重来。此情此景。不亦悲乎？这样过了六七年，玉京就病死了，可见她的心情和生活绝不是愉快的。故事的结尾近于神话，孤燕飞到玉京坟上，也一命呜呼。不管人们如何传颂，这故事从头到尾不都是悲苦二字吗？人们追忆中的姚玉京与历史上的度日如年的姚玉京分明是应当看做两个人的。

青楼业在唐代开始勃兴，许多唐诗精镂细刻了妓女的才艺和美貌，使人们对贞观、开元时代羡慕不已。而实际上，技女的生活并不像她们演出的节目那样美妙，特别是官妓、营妓，经常被有权有势的狎客肆意侮弄。金陵有一群花花公子将一名妓女狎弄致死，然后又一把火烧了她。岭南有一名营妓在酒席上得罪了宾客，结果被长官处以棒刑，打完了人，还要写诗取笑，说什么“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脃边泪两行”，这真是强盗加流氓的行径。还有一个叫杜红儿的富州营妓，被长官看中，可是另一名叫罗虬的先生也看中了她，点她唱歌，并厚赠缠头。长官不许杜红儿受赠，激恼了罗虬，这位先生就拔刀杀死了杜红儿。这样的妓女才艺再美妙，也是令人不敢追忆的。

唐代青楼值得追忆的是妓女的文化素质之高。不论官妓、家妓、私妓，几乎无人不会读诗，无人不会写诗。当时狎客最看重妓女的便是口才——“诙谐言谈”，其次是“音律”，再次是“居住及饮食”，至于姿色并不特别看重，前几项如果出众，姿色自然也别有风韵。孙柒《北里志》中记载的许多名妓，大都如此：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杨妙儿长妓曰莱儿，歌不甚扬，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郑举举充博非貌者，但负流言，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王圉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且有体裁。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王苏苏虽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谐墟。张住住少而敏慧，能解音律……可见，只要有文才，便受推崇。连对妓女都是如此，我们可以明白唐代为什么会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为什么会在世界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至今海外华人的聚居地都要叫“唐人街”。唐朝的所有文化艺术形式，无不带有青楼的烙印。试看唐朝的绘画、雕塑，充满了歌妓舞女，连佛寺里的菩萨也玉体半裸，秋波顾盼。当年有个大胆的和尚看了那些画像后脱口说道：这些菩萨居然跟妓女一模一样！不论对平民还是对和尚，妓女总是比菩萨更有吸引力的。

宋代妓女的文化素质也不低，衣食住行都力领风骚。有的高级官员的宅院都模仿青楼格局，“于后园聚花石为山，中列四巷，倶与民间娼家相似”。正如唐代妓女皆能诵诗、做诗一样，宋代妓女也大多能唱词以至填词。那种“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的情景，令多少后人追慕。有时，妓女唱词还能起到对词作者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湖游览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苏子瞻守杭州时，毛泽民为法曹，公以常人遇之。而泽民与妓琼芳者善，及秩满辞去，作《惜分飞》词以赠妓。子瞻一日宴客，闻妓歌此词，问谁作，妓以泽民对，子瞻叹曰：“郡有词人而不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简邀回，欢洽数月。

这位毛泽民先生若不因琼芳姑娘唱了他那首《惜分飞》，那么在苏东坡眼里就永远是个“常人”了。《词苑丛谈》里记载了柳永的一个类似的故事：

柳三变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门禁甚严，三变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诣名妓楚楚曰：“欲见孙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朱唇歌之。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值中秋夜会，楚楚宛转歌之。孙即席约耆卿预坐。

若没有楚楚姑娘中秋晚会上唱出那首《望海潮》，柳阿三就见不着他那当了杭州市长的老哥们儿了。

追忆青楼，除了不该忘掉它的艺术、它的悲欢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方面是青楼与宗教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宗教是禁欲的，青楼是纵欲的，二者似乎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但事物走到极端，往往就会变成它的反面。历史上的佛寺道观，往往不但不是清心寡欲之地，反而成了纵情享乐的最隹场所。许多妓女和宫女都把出家当成一条归宿。唐朝诗人卢纶有诗曰：“君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尼姑女冠一方面经济收入有保障，另一方面个人生活比其他职业都要自由，所以许多妓女都把这当成一种变相的青楼，以至于女道士成了高级妓女的代名词。

许多女道士像士大夫一样放诞无拘，四处游览，八方结交，加上才华出众，往往引得士人蜂至蝶涌。唐朝的女道士李季兰，有一次在开元寺与才子们聚会，她知道在座的大诗人刘长卿患有疝气病，便在行酒令时故意说出陶渊明的著名诗名“山气日夕佳”来影射，逗得满座捧腹大笑。这样的玩笑真是亦雅亦俗的珍品了。而士人与女尼、女冠开色情玩笑的比比皆是。有一首《赠童尼》的诗这样写道：

旧时艳质如明玉，今日空心是冷灰。

料得褎王怅惘极，更无云雨到阳台。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性挑逗。直到清朝，不少庵、观仍然充当着青楼的角色。《耕余琐闻》中这样记载了一个叫王韵香的女道士所住的双修庵：

韵香住东门内双修庵，亦已削发，自号清微道人，貌不甚美，而举止大方，吐属闲雅，小楷仿灵飞经，兼善画兰。其所居三面玻璃窗，陈设精洁，凡往来达官责人路过必相访，藉为游息燕饮之所。倘留酒饭，只旁坐不共席，最为颜某所眷，题画诗每为代作。因为顾子屡次借钱，用过千串，又借两金釧，诸徒嗔有烦言，遂致气愤自缢死，时年四十九，正在料理开正做寿诸事，礼物已收不少，乃一旦遽轻其生。林少穆制军曾赠以素心书屋匾额。

如果不加说明，这座尼姑庵与青楼又有什么区别？白话小说中经常描写发生在宗教场所的色情事件，尤其爱写淫僧浪尼，这不是没有生活根据的。禁欲的外表下，掩盖着的往往是更加肆无忌惮的纵欲。

对青楼的追忆，并不始于今日。历代都有对前朝和本朝青楼的追忆之作。这些追忆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一时代的“青楼观”。宋代的《温婉》讲了这样一个远离纵欲气息的“贤良”妓女：温婉年幼丧父，被寄养在姨夫家，勤奋好学，姨母待她像亲生女儿一样好。长到十四岁那年，姨母想给她许配个好人家。可是温婉的母亲已经流落为妓女了，来叫温婉一同去做青楼生意。温婉出于孝道，不得巳而服从。但是不苟言笑，端庄朴素，也不爱吹拉弹唱，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宛如大家闺秀。如果遇上士大夫之流，温婉就书写《孟子》来表达自己的心志，因此贏得了广泛的赞誉，名扬四方，连那位砸缸大师司马光也慕名来访。可是温婉的母亲每天接待的多是粗俗的商业工作者，根本看不懂她写的《孟子》之类，温婉能把《孟子》倒背如流，当然受不了这些俗物，便偷偷跑了，历经坎坷，终于得以脱籍。

温婉这个人物非常耐人寻味，她的所作所为与妓女的身份大不相符。她倒仿佛是一位隐身于青楼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给士大夫上伦理道德课。士大夫们对这个人物的推崇说明，他们尽力想把青楼弄成十全十美之所，既满足了自己的纵欲要求，又使心理上获得正义合理之感。似乎只要在青楼里朗诵一段《孟子》，一切行为就都是合乎天地正气的了。这也许就是士大夫阶级走向虚伪没落的开始。孔圣人最恨那些不明说自己的欲望，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的小人。而这样的小人是不待追忆，俯拾皆是的。有位道学先生五十续弦，对新娘致辞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某老矣，今日不负唐突夫人，而施及下体。”真真令人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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