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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诗歌解读（第1页）

一、教授杂咏四首

其一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賭肥头，抵当辩证法。其二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其三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其四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

这四首《教授杂咏》虽属旧体，但只能算作打油。龚自珍有名言曰：“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鲁迅才高八斗，偶尔搞点游戏之作也是猪八戒吃豆芽——小菜一碟：不过鲁迅的游戏之作也自有其大思想家的风范，绝不是为娱乐而娱乐的无的放矢。比如这四首，其实是-一组相当有分量的讽刺作品。

从形式上看，每首五言四句。除了二、四句押一下韵脚外，格律比较随便。所押韵脚也不够严。如“十”和“法”虽皆为入声，但一属“缉”部，一属“治”部。“妇”和“路”一属“有”部，一属“遇”部。其他平仄更不讲究，只能看做是古不古、律不律的打油体。不过这种诗体倒是适合于嬉笑怒骂的讽剌之作的。

第一首咏的是钱玄同。

钱玄同，浙江吴兴人，本名钱夏。1887年生，1937年卒。早年留学日本，和鲁迅、许寿裳、周作人等过从甚密，关系较好。读过《呐喊》的人，应该记得《自序》里特别提及的一位“金心异”，这就是钱玄同。封建复古主义者林纾为了发泄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刻骨仇恨，写了篇名《荆生》的小说，恶毒攻击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金心异”就是小说里用来影射钱玄同的一个人名。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确也狠打了几回硬仗，新文学史上的著名的“双簧戏”就是由他和刘半农合作的。但随着革命的深人，新文化阵营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本来言词激烈的钱玄同则逐渐走向保守、平庸，躲进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心安理得地做起他的教授来。据倪墨炎考证：“从1925年下半年起，鲁迅和他几乎没有了任何联系。”1929年冬，鲁迅北上省母，竟根本不愿再同他搭腔了。1930年2月22日，鲁迅在《致章延谦》信中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1934年5月10日，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又言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诸公”中当然包括钱玄同；而钱的前后判若两人的“隔世之感”正是本诗所要揭示与嘲讽的焦点；画了钱的尊容，就显现了“诸公”的嘴脸。（1）

钱玄同早年有句名言：“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此时他早已年过四十，却仍然悠哉悠哉地做着教授。所以鲁迅嘲讽他“作法不自毙”。成语“作法自毙”典出《史记?商君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规定没有证明的旅客要治罪，结果自己倒霉。后来“敝”演为“毙”。鲁迅巧改成语，恰恰对应着“枪毙”的“毙”。绝妙讽剌，令人大乐。

钱玄同在北大还有句名言：“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所以鲁迅后两句揶揄道：“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肥头是指钱的大胖脑袋，鲁迅在《两地书?一二六》中说他“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抵当”即“抵挡”，阻止之意。全诗是饥讽钱玄同早年过于激进，空唱高调，不能身体力行，晚年则转而保守。这正如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说：“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钱玄同的道路是颇有典型性的，所以鲁迅的这首诗，锋芒所指，非仅其一人。语气上，虽辛辣而不侮辱，是一种对老朋友的责备口吻，距离感掌握得极有分寸。

第二首咏的是赵景深。

赵景深，四川宜宾人，文学研究会会员，曾主编《文学周报》，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和北新书局编辑。他主张翻译外文“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但鲁迅指出他的译作中有一些错误，并以这首诗来挖苦取笑一下。赵景深把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误译为“半人半牛怪”，以“马”为“牛”。照此引申，天上的牛郎星岂不成了马郎星？那么牛郎之妻织女星岂不成了“马郎妇”？而“马郎妇”是佛经中之一典（2），所以鲁迅大幽其默，说“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可怜”、“化为”二词，深得谐趣，意在讥嘲赵景深说：瞧你犯了多大的错误啊！把人家的媳妇都给改嫁啦！赵景深还曾将契诃夫小说《万卡》中的天河（或银河，MilkyWay）误译为“牛奶路”。本来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每年农历七月七日之夕，乌鹊集于银河之上，搭成鹊桥使牛郎织女二星相会。如今银河成了“牛奶路”，乌鹊当然迟疑，未必再来了。后两句与前两句在用典上有共同的传说背景，把赵景深的两处误译巧妙地编织在一起，以解构经典传说的手法造成一个诙谐的笑话，实际上是非常形象地批评了赵景深的翻译主张。意谓按老兄之见，这样的笑话还不知有多少呢！这并不是吹毛求庇地攻人之短，而是把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严肃的学术问题举重若轻地以艺术手段展现出来。幽默而不油滑，严峻而有善意，能使人心服口服，于笑中深受教益。后来，赵景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鲁迅的批评。

第三首咏的是章衣萍。

章衣萍，安徽绩溪人。当时任上海的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是北新书局的重要撰稿人。章衣萍当时为北新书局编世界文学译丛，并说我们应该老实承认自己的文学艺术以及一切东西多不如人。”所以鲁迅大有深意地冷嘲道：“世界有文学”，意思是说在这位教授眼中，中国哪有什么文学！一切都是洋人的好啊！实际是批判文学上的一味崇拜外国的错误倾向。

章衣萍的作品多涉情欲，格调欠髙。他曾在《枕上随笔》中说：“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所以鲁迅第二句来了个“少女多丰臀”。这在句法结构上与第一句是对偶的，但上句何其雅致，下句何其不堪，两相对照，令人喷饭。鲁迅惯用这种拆穿西洋镜的“颠覆”手法来直逼批评对象的本质。两句相连，意谓这位教授的档次不过如此，还侈谈什么世界文学呢！

据说章衣萍还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大笔版税，曾说过：“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第三句“鸡汤代猪肉”即指章衣萍的这种享乐派头。前三句分别指章衣萍的三件事，而第四句着一“遂”字，表示这一结果与前三句是大有关系的。北新书局成立于1924年，初设北京，后迁上海，与鲁迅关系较密切。1931年因出版销售进步书刊，为政府封闭；复业后，以编发世界文学译本及性欲、色情书籍等获利颇多。1932年因出版民间故事《小猪八戒》有辱回族而招致回民团体的激烈责难；另据王尔龄考释，“承当时担任北新书局编辑的杨晋豪先生见告：‘那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后来成为大汉奸），是回族上层人物，他批了一道“公文”，北新就遭了殃。’”鲁迅1932年11月3日致许寿裳信中说：“北新所出小册子，弟尚未见，要之此种无实之言，本不当宣传，既启回民之愤怒，又导汉人之轻薄，彼局有编辑四五人，而悠悠忽忽，漫不经心，视一切事如儿戏，其误一也。……北新为绍介文学书最早之店，与弟关系亦深，倘遇大创，弟亦受影响，但彼局内溃已久，无可救药，只能听之而已。”很明白，鲁迅认为北新掩门与章衣萍辈的所作所为有着直接的关系（3）。

所以，第三句的“猪肉”也不妨看作有双关之意。全诗一气呵成，节奏较前两首稍快，语气却冷峻得多，仿佛是眨着一只眼，用嘴角撇出的一串嘲弄。挖苦得比较彻底，几乎没有留什么情面。这不是说鲁迅笔头毒辣，而是表明他对章衣萍这类比较无聊的文人是十二分厌恶的。

第四首咏的是谢六逸。

谢六逸，贵州人，曾留学日本，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和商务印书馆编辑。他编选过许多小说、童话，便以“编选家”自居。所以鲁迅破题便称其为“名人”。这位名人编过一本《模范小说选》，1933年3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书中只选了鲁迅、茅盾、叶绍钧、冰心、郁达夫五人的作品。他在序言中说：“……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止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在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我选择的结果，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上我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所以鲁迅第二句说他“人线云有限”，意思是能够入得上这位名人的墨线的作者实在太有限了。这两句含有冷嘲，但还比较含蓄，后两句便痛下针砭了。

谢六逸估计到小说选本会遭非议，在序中预先辩解说：“……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我也猜着了。这句骂我的话不是别的，就是‘你是近视眼啊’，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过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了一下。”鲁迅则将其矛攻其盾，说你虽有望远镜，但毕竟还是近视眼，眺望不眺望又有什么用啊！

按说谢六逸编选的既然是“模范”小说，自然应该有其心目中的编选标准，宽严自定，他人无可厚非。鲁迅如此痛下辣手，恐另有原因。此处便用得着本文之外的背景材料了。原来谢某人实际上有“御用”之嫌，曾与朱应鹏、徐蔚南等发起“上海文艺界救国会”，还曾选译《日本小品文选》，当时正值日本占领东三省，鲁迅对这类人在“国难声中”的行径多次鞭挞。所以这首诗不能只孤立地理解为讽刺他编选小说不得体，而是更进一步地暗示出这位名人在别的方面也是“近视眼”。这是四首诗中语气最严峻的一首，大有“横眉冷对”之概，但仍不失形象，没有流于谩骂。

这四首诗非一时之作，但放在一个题目之下，形式整齐，层次分明。从第一首至第四首，讽剌逐渐严厉，但又始终不失幽默。敌友分明，又仿佛一气呵成。用典型事件加以放大，注重言外之旨的社会意义，都使这组杂咏在讽刺作品中独标高格，自开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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