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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平（第1页）

该篇文字由马里奥·巴伦吉和布鲁诺·法尔切托编辑，收录在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著的《短篇小说与民间故事》（Romanzieracconti），“子午线”系列丛书，米兰：蒙达多利出版社，1991年。

“和克罗齐一样，我也深信这样一种观点：一名作家的价值只有其作品说了算（当然，是在这些作品有价值的前提下）。因此，我并不提供自己的生平资料，就算提供，也不是真实的，而且每次都会有所变化。您有任何想知道的内容，不妨直接来问我，我会悉数回答。不过我绝不会跟您说实话，关于这一点，您倒是可以深信不疑。”（写给吉尔马娜·佩硕·波提诺的信，1964年6月9日）

“每当我回顾自己受固定概念限制、用客观方式描述的一生，我都深陷于苦闷之中，尤其是涉及我所提供的信息时……所讲的内容总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够回避这种与自传之间的紧张关系。”（写给克劳迪奥·米拉尼尼的信，1985年7月27日）

1923年

伊塔洛·卡尔维诺于10月15日出生在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离古巴首府哈瓦那并不远。他的父亲马里奥（MarioCalvino）是圣雷莫一个古老家族的园艺师，在墨西哥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搬到古巴，管理一座农业试验站和一所农业学校。他的母亲艾娃（艾维丽娜的昵称）·马梅里（EvelinaMameli）是萨萨里人，毕业于自然科学专业，在帕维亚大学担任植物学专业的助教。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严厉苛刻的人，无论大事小事她一向坚持己见。我的父亲同样严厉，并且脾气暴躁，所以他的严厉更多体现在时不时地大声叫嚷发泄怒火。我的父亲就像是故事里走出来的人，他骨子里是个根深蒂固的老派利古里亚人，曾经周游世界，还经历过庞丘·维拉时期的墨西哥大革命。他的这两种个性非常强烈并且颇具特点……作为他的儿子，我唯一不受压迫的办法，就是建立起一套防御体系来反抗他。这样做也会有一些损失：所有本该由父母言传身教给子女的知识在我身上就有了部分缺失。”[RdM80]

1925年

卡尔维诺一家回到意大利。回归故土这一想法其实酝酿已久，而长子的出生正是最佳契机。对伊塔洛而言，古巴只是他的出生地，起到了一点户藉资料的作用，他总是自称利古里亚人，更确切地说，是圣雷莫人。

“我在小镇上长大，在我的孩提时代，可以说那里和意大利其他地方都不尽相同：当时的圣雷莫居民多是老一辈英国人、俄国大公，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稀奇古怪的人。我的家庭无论是在圣雷莫还是在当时的意大利都显得不同寻常：……搞科学的、崇拜大自然的，还有自由的思想家……我的父亲出身于拥护马志尼共和思想且反对教权的共济会家庭，他年轻时信奉克鲁泡特金[81]的无政府主义，后来又变成拥护改革的社会主义者……我的母亲则出身于一个非宗教家庭，在她所受的教育中，人们应当信仰的‘宗教’是公民义务与科学。1915年，她成了主张干涉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Par60]

卡尔维诺一家的房子位于梅丽堤亚纳别墅和桑·乔瓦尼·巴蒂斯塔的祖传庄园中间。父亲经营一间名叫“贺拉斯·拉伊摩多”的花艺工作室，常常有外乡甚至来自欧洲以外大陆的年轻人来上课。自从圣雷莫的加里波第银行破产后，父亲就将别墅的花园当作继续进行教学和研究活动的场地。

“在我的家人看来，只有科学研究才是光荣的行当；我的一位叔叔是化学家、大学教授，娶的妻子也是化学家；还有两位叔叔也都是化学家，他们的妻子也都是搞化学的……我是这个家族的害群之马，因为只有我是搞文学的。”[Accr60]

1926年

“我人生中的第一段记忆是关于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被法西斯行动队的队员棍棒相加……这段记忆或许要追溯到行动队最后一次使用短棍。那是在1926年，墨索里尼刚刚躲过了一次刺杀……不过从童年最初的画面之后，所有我在生命中看到和感受到的事物，都给予我文学上的指引。”[Par60]

我的父母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但是他们对制度的抨击却在当时政治舆论的压力下被逐渐削弱。“在批判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的政治斗争之间，存在着一条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鸿沟。”[Par60]

1927年

卡尔维诺进入圣乔治学院的幼儿园。他的弟弟弗洛里亚诺（FlorianoCalvino）出生，后来成为一名享誉世界的地质学家，并在热那亚大学任教。

1929—1933年

卡尔维诺就读于瓦尔多教会学校。在小学最后几年，他加入了法西斯少年先锋队，这种强制性要求已经扩展到私立学校。

“我的童年波澜不惊，我生活在一个舒适又平静的世界里，我对于世界充满多姿多彩和层出不穷的想象，却对激烈的冲突毫无概念。”[Par60]

1934年

通过入学考试后，卡尔维诺就读于卡西尼中学。他的父母没有给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在国立学校里，既不参加宗教课程的学习，也不接受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服务，这毫无疑问是违反常规的。因此，伊塔洛时常感觉到自己与其他孩子有所不同：“我不认为这对我有什么损害，反倒让我习惯于坚持个性，为了正当的理由被人孤立，并且承担由此带来的不便，找到正确的路线来维持不被多数人接受的立场。尤为重要的是，我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包容他人的想法，尤其是在宗教领域……与此同时，我完全没有反教会主义的思想，而那些在神父堆里长大的孩子反倒会发展出这种观念。”[Par60]

1935—1938年

“我第一次真切地从阅读一本真正的书中得到快乐是在姗姗来迟的十二三岁，我读到了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所写的《丛林故事》（TheJungleBook）的前两册，尤其是第二册。我不记得这本书是我自己在学校图书馆看到的，还是别人送我的礼物。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在书中寻寻觅觅：我要看看它们能否再现吉卜林带给我的阅读乐趣。”[未出版的手稿]除了文学作品外，年轻的伊塔洛还饶有兴致地阅读幽默杂志（《贝托尔多》、《马克·奥雷利欧》、《赛特贝洛》[82]），为其中“系统性的讽刺精神”[Rep84]，以及与专制制度下浮夸风格所截然不同的精神所吸引。他还创作插图和连环画，对电影也十分着迷。“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几乎天天去看电影，有时候甚至一天看两场，那大概是在1936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总之就是在我的青少年时期。”[As74]

然而对于卡尔维诺这代人而言，青春期注定要以最戏剧化的方式提前谢幕。“那是1938年的夏天，我开始对青春、社会、姑娘和书籍有了懵懂的认识，可是这个美好的夏天却以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的会面宣告结束。里维埃拉的‘美好时代’就此终止……因为战争，圣雷莫再也不是一个世纪以来各国人民的聚集地了（之后也不再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圣雷莫成了米兰和都灵的郊区），恢复成利古里亚省的一个古老小城。虽然当下难以察觉，改变已经近在眼前。”[Par60]

1939—1940年

他的思想立场尚未定性，在二者之间左右摇摆：一边是对谨慎的地方身份（即“方言”）所抱持的批判精神，另一边则是模糊的无政府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我看来世界就是由多种层次的道德与习俗构成的圆弧，这些层次之间并不冲突，而是比邻而居……这样一种格局完全不像现在看起来那样，丝毫没有将选择强加于人而不容置疑。”[Par60]

卡尔维诺既写短篇小说、诗歌，也创作剧本：“从16岁到20岁这几年，我梦想成为一名剧作家。”[Pes83]他在绘画、讽刺漫画和插画方面培养着自己的兴趣和才干。1940年春夏之交，卡尔维诺在乔瓦尼·古阿莱斯基主编的《贝托尔多》的《小篮筐》（IlCestino）专栏中发表了部分作品，署名杰戈（Jago）。[Par60]

1941—1942年

获得高中文凭后（高中毕业考试因为战争而暂停），卡尔维诺进入都灵大学农学系学习，该系也是他的父亲曾经教授热带农业的地方。第一年他通过了四门考试，却完全没能融入这座大都市以及大学的氛围；另外，他与大学法西斯团体[83]内部的不安情绪也是格格不入。

卡尔维诺对电影很感兴趣，因此撰写了一些电影评论；1941年夏天，《热那亚日报》发表了他的两篇影评，其中一篇是托托主演的《起飞的圣·乔瓦尼》。

1942年5月，他将一部手稿《疯子是我还是别人》（Pazzoioopazziglialtri）交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却没有被接受。这部手稿收录了他青年时期写下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写于1941年。他带着作品《人群的喜剧》（Lacommediadellagente）参加佛罗伦萨大学法西斯团体国家剧院举办的比赛。1942年11月，这部作品被评审委员会收录在大学法西斯团体的剧团优秀作品中。

卡尔维诺的人际交往也值得一提，尤其是与埃乌杰尼奥·斯卡法里[84]的友谊（他们还是高中同学），激发了他对于文化和政治的兴趣，虽然仍显青涩，却十分活跃。“慢慢地，通过和尤金尼奥的书信往来，还有在夏天的交谈，我的反法西斯意识开始悄悄觉醒，在阅读中也找到了方向：你去读赫伊津哈，去读蒙塔莱[85]、维托里尼，还有比萨卡内：那些年的文学新作标志着我们接受的混乱的道德文学教育的各阶段。”[Par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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