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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哈米尔（第1页）

斯特兰德书店

纽约州，纽约

1957年夏，我在墨西哥呆了一年之后回国，按照《退伍军人权利法》给予的福利，找到了一处天堂般的临时住所。那是一间位于纽约城第四大道和第十一街交会处的公寓，就在“书街”[40]里面。我跟一个朋友的朋友合租，他在公寓南边几个街区之外的库珀联盟学院上学。我们喝着啤酒、聊着艺术，度过了很多个夜晚。那时我已踏上了成为一名作家的路途，书街就是我的大学，我的私人教室则名为斯特兰德。

斯特兰德书店（StrandBookStore）位于第四大道81号，几乎就在我公寓正对面，它两侧还有其他一些书店。从我公寓的前窗望下去，这些书店都一览无余。在雨雪天里，我可以埋头于书店的书架和桌子之间，探寻无穷无尽的文学宝藏。在那里，我买了自己的第一卷叶芝诗集，第一本巴尔扎克的《幻灭》，并跟随舍伍德·安德森走进了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我还发现了海明威向安德森致敬的戏仿之作《春潮》。当时我在一个广告公司的艺术部门做助理，而所有这些书的价格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之后，我想去普瑞特艺术学院进修，提升作为设计师的技能（并学习很多其他东西）。为了离学校近一点，那年晚秋我搬到了布鲁克林。于是我去书排和斯特兰德的时间就只限于周六了。

1958年的一个周六，斯特兰德书店消失了。有人买了第四大道东边的那处房产，于是斯特兰德每月一百一十美元的租约被取消了，它旁边的阿卡迪亚书店、友好书店、路易斯·舒曼书店和威克斯书店的租约也通通被取消了。我们要这些廉价的书到底有什么用？房地产才是纽约真正的上帝，它胜利了。

那一阵子，我感到孤独和无助。随着斯特兰德和它邻居们的消失，我意外发现珍宝的机会也消失了，我再也体会不到那种走进书店寻找一本书却意外发现另一本书的特别的惊喜感。你来找欧文·舒尔曼的《安博伊拳头帮》，却带着一本艾米莉·狄金森的书或这两本书离开。你在地铁上弄丢了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于是来到书店迫切地想要再买一本，却发现了精装版的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现在每当我走进一家书店，我都还有同样的感觉。就像二十一岁的你去参加一场舞会，感到眼前充满了无限可能。

不过后来又传来消息，说斯特兰德还活着。它要搬到百老汇和第十二街的交会处去。那时，我们许多人已经经历过1957年布鲁克林道奇队和纽约巨人队迁往西海岸的创伤，[41]纽约每个街区都弥漫着小村庄（或犹太人小社区）式的悲剧气息。因此这个消息像一个奇怪的不祥之兆。但我们的不安很快就被抹去了：斯特兰德书店迅速重焕光彩，在街上拔地而起，建起了四层楼房，像是垂直版的书排书店。

1960年6月，我在《纽约邮报》得到一次试用机会，担任记者。于是我开始关注伟大的记者前辈们的故事，这时斯特兰德又一次在那里等候着我。我在《邮报》上夜班，这让我有空（尤其是在发薪水那天）去斯特兰德，并且找到一个光线昏暗的地方，我的左手边就是许多前辈们的作品。A.J.利布林、约瑟夫·米切尔、海伍德·布龙、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玛莎·盖尔霍恩、戴蒙·鲁尼恩、H.L.门肯、吉米·坎农、I.F.斯通、W.C.海因茨、约翰·拉德纳、保罗·加利科、丽贝卡·韦斯特……这份名单似乎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下去。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在《邮报》我遇到了很喜欢的专栏作家默里·肯普敦。我在斯特兰德书店找到了他出版于1955年的非凡作品《我们时代的一部分》，并让他为我在书上签了名。后来当我漫步在斯特兰德书店的侧面过道里时，我又一次见到了他。寄居于书架间的无穷可能性真是让人着迷。我的另一位义务教师是乔·沃什巴，他也在《邮报》工作，后来成为《60分钟》的创始制片人之一。乔跟我一样，去过的书店他都喜欢，但更加偏爱斯特兰德。当他建议我读某本书时，不论是新书还是旧书，我都会去读。活到这把年纪，我终于见到我自己的书摆上了那些神圣的书架。但在我早年离开斯特兰德的那些日子里，我也曾加入许多其他人的行列，他们并非都是骑在巨人肩头回家的作家。

作者简介：

皮特·哈米尔（PeteHamill），资深新闻工作者、专栏作家、编辑和小说家，已出版二十二本书，其中包括畅销书《八月雪》《永远》《小报之城》等十一部小说和回忆录《饮酒人生》。他和妻子富纪子现居翠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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