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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准学（第1页）

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对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于是义和团徒子徒孙气得捶胸打跌，群起而攻之。彼时还不流行立法委员提质询，说谁动摇国本的学问，所以攻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我想现代人物最大的特点是蠢血沸腾，从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和真正冷静的想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华，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这么比一比，其思想就有问题。至于比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一回事，通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时祖挺先生对北齐帝国皇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项羽？」几乎把他阁下活活打死。其实高演先生舔项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权在手，就有资格踢腾。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直传统到现在，自然日益发扬光大。

香港自由日报上有马五先生一篇短评，介绍了一则香港故事。一个叁作牌向街头无牌熟食档收了六元港币贿赂，结果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马五先生赞曰：「香港是殖民地，一般人对殖民地的政风皆另眼看待，认为黑暗面大过光明面，区区六元港币规费，何足道哉？然而法院却执法不苟，对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决不饶恕。收受六元贿赂，本质上与六十万元贿赂，并无区别，非法贪污则一也，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贵在人人奉如神明，它即发生灵验，拥有祸福人群的权威。假如执法者受着人情或某种外来势力的干扰，稍有瞻徇，而枉法或执法以从事，法律的尊严即荡然无存，谁也对它不发生信奉的观念矣。因此，我想到中华民国司法界在台湾的若干现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远甚。例如同样是公务员，经由太太之手收受贿赂，贪污有据，有的夫妻一并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无罪，还要官复原位，顾盼自雄。法官可以声称「奉命不上诉」，诉讼处理必须「配合国策」，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乎？至于行政人员遇到收取红包，已视为义所应尔的常情，靡然成风，肆无忌惮。像香港警士取六块钱的规费这回事，如果是在台湾，他会招来徒刑之灾乎？」

柏杨先生所以引用马五先生原文，因马五先生的尊头比柏杨先生的硬，颇可以抵抗各种飞帽。不过如论起学问来，他阁下就差得远啦。他不是问该贪污六元贿赂的叁作牌，在台湾会吃官司乎？意思是说，如果他在台湾，决不会吃官司。其实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杨先生发明有「说不准学」，可供参考。马五先生说他简直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赞许一百年以前的腐败旧制度，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于一个官吏之身，听他随意处理，他受着王道仁政的思想影响，对一般人民，反而比现在这样口称法治，行属人治的后果好的多。」

在堂堂进步繁荣的台湾，竟使人想到连黑暗的专治时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杨先生势非闻过则怒，以示忠贞不可。幸亏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马五先生说的，帽子铺掌柜的如欲飞帽，千万别飞到我头上来，务请认清目标，迳向他阁下猛扣可也。不过偶尔有时候，一些不长进的朋友，也跟着会发出一阵同样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学院派的方式找根据啦，且说说京戏吧，君看过「四进士」乎？真是绝妙好戏。话说开店的老头宋士杰先生，不甘屈辱，顶撞了县太爷几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县太爷岂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官司打将下来，闹到最后，公堂之上，宋士杰先生翻出县太爷受贿的底牌。其中有几句对话，世人不妨洗耳一听。

县太爷曰：「宋士杰，你好厉害的状子。」

宋士杰先生曰：「大人，你好厉害的板子。」

县太爷悻悻然曰：「好汉汉，等我回到衙里，再和你算账。」

宋士杰先生笑曰：「怎么，老哥，你还打算回去呀？」

县太爷一听，打了一个冷颤，真的当堂就被摘下纱帽。

呜呼！虽然那是一个公开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时代，但也是个说得准的时代。以一个开小店的老头，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一定会得到某种惩罚，真是奇迹。今天便不然矣，不但开小店的老头说不准，连名震海内外的马五先生都说不准，还茫茫然问曰：「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当然是「说不准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即以该香港的叁作牌而论，贪了六元小污，香港政府就判他六个月，马五先生以为如果在台湾，准啥事都没有，恐怕不太见岛，说不定经过法官自由心证了一番之后，说他动摇国本，判他六十年哩。

正因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兴之所至的，中国人便只好恍恍惚惚过日子，能二抓就二抓，能乱兼就乱兼。最妙的是，越是二抓得凶的人，越是教训别人不要二抓。越是声明他啥也不抓的人，越是抓的凶。我们社会就好像一幅毕加索先生的调颜料板，五光十色，好不可爱。洋大人见之，伸大拇指曰：「进步进步。」或点头赞叹曰：「提高提高。」结果苦了一些既无啥可抓，又无啥可兼的老弱残兵，用别人买一双皮鞋的钱，来养活全家。养活全家不算，不时的还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教他节约救国。

我们已一再反覆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都有，独缺灵性。我说什么都有，那是真的什么都有，不信的话，翻开古书瞧瞧，圣人也汉，君王也汉，篇篇言论，头头是道，而实际上又如何哉？君知道黄道周先生其人乎？明政权覆亡，异族入主中国，凭我们的想像，一定以为官民同心，一致对外了吧。如有抗敌英雄，也一定会被人顶礼膜拜。黄道周先生在福建被清军捉住押解到南京，堂堂皇皇，慷慨就义，你猜他遭遇了些啥？所经之地，有千里之遥，沿途所见，不但没有一点亡国现象，那时适逢新年，中国小民还一个个穿新衣，戴新帽，访亲戚，拜朋友，玩龙灯的玩龙灯，赶庙会的赶庙会，锣鼓喧天，热斗非凡。偶尔抬头，看见一队鞑子兵，押着一个白发老头，绳困索绑，头上戴枷，手上戴铐，脚上带镣，不仅大为惊奇，连猴戏都不看啦，一拥而上，看起老头来啦。经鞑子兵介绍，原来他名叫黄道周，犯了叛乱之罪。大家一听，啊呀不好，叛乱罪是要杀头的，挨不得挨不得。只有若干顽童，拣起石子摔到黄先生头上，以示薄惩。比较懂事的老年人乃叹曰：「这么大年纪，不知安份，竟去造反，真是个大傻瓜。」呜呼，不要看书本上、报纸上，或二抓牌讲演时猛烈推崇忠臣义士，推崇的无微不至，实际上真正的忠臣义士，无不寂寞可怜，被人「叹曰」也。

这是一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昧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凡是有异于这种气质的行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厌恶。不仅小民如此，应该最具有灵性的知识份子，也是如此。君看过「康圣人显形记」乎？十九世纪九零年代出版，说的是康有为先生戊戌政变和结局，其中叙述六君子临刑的那一段，是全书精华，读者先生，不可不看个仔细。书上曰－－「那隶卒当先走到康广仁等六人面前说道：『恭喜，恭喜，诸位老爷们，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那六人一闻此言，知道就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诗两首道：『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林旭将诗吟罢，那禁卒令六人出了监门，直望刑部大堂而来。但见堂上两旁，皆列着营兵，个个手执刀斧，好不森严可畏，当下健役将六名官犯，押到堂下，当由监斩官点名已毕，困绑手上前，将六人剥去衣服，当堂背绑停当，各在背后插了标记。监斩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营兵差役，均各前后押护而行。出了刑部门，各官犯乘没篷骡车，一队队刀斧手、长枪手、马队、步队、洋枪队，犯车两边，每乘车有八名刀斧手围护，刽子手在后跟随。末后，监斩官头戴大红斗笠，身披大红披风，押解在后。真是弓上弦，刀出鞘，人人剽悍，队队整齐。出了宣武门，直望菜市口而去。沿途经过，那些看热闹的一层层拥挤不开。只见得刘光第坐在车中，两目双垂，一言不语，自己悔恨已迟。林旭仰面朝天，浩然而叹。杨深秀口叫皇天，自己幻梦末醒。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皆有懊悔之状。两旁观者，莫不互相议论，皆因康有为一人作乱，连累许多官家子孙，身首异处，他却逍遥法外。你言我语，议说纷纷，不一会，六名官犯已押至菜市口，跪在一处，每名仍有八名刀斧手，拥护左右，四面皆系大旗队、洋枪队、马队、步队、围绕四周，直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监斩官坐在公案上面，只待午时叁刻，即便行刑。一会只听得值时官报道：『已交午时叁刻，请即行刑。』监斩官闻报，当即勾绝了六人名字，忽听喝道：『行刑牌下。』那刽子手那敢怠慢，高举钢刀，只听一排炮声，这六名官犯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

看杀六君子热闹的人，和看杀黄道周先生热闹的人，有啥不同也欤？时间上虽然隔了叁百年，民族灵性却依然如故。该书作者一口咬定六君子「悔恨已迟」、「有懊悔之状」，真是以猪猡之心，度龙虎之腹。最主要的是，该书作者虽没有叹他们曰：「真是大傻瓜」，却更明目张胆的讥笑那些为了实践一种理想，而牺牲了「富贵功名」的爱国斗士，认为不合算不合算。呜呼，伟大严肃，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竟成了知识份子的嘲弄对象，这正是中国社会上特有的娼寮气质。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去拼命鼓吹对权势的驯服，和对富贵功名的追求。六君子的死，在他眼中，最可惜的是：「富贵功名，化为乌有。」呜呼，中华民族复兴之机，看来使人紧张。于是有人就说，黄道周先生之事，乃明末之事，「康圣人显圣记」之书，乃清末之书。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现在是啥缮缮缮时代矣。啥缮缮缮者，吉祥蓬勃之词，我们不加论列，盖论列了恐有未便。我们只是想，自明末至清末，叁百年之久，都没有什么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继续被酱了五十年，其僵其硬，恐怕还要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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