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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 佻达飞扬的色彩9（第1页）

我无可奈何啊（笑）。对我的批评有两大类，说我“两拍”，不是拍外国人的马屁，就是拍政府的马屁。我自己老开玩笑说，我实际上一直在拍自己的马屁（笑）。很无奈，因为很多说法时间长了，好像就形成了一个既定看法，好像这个看法就这么存在着。

因为了解你的人并不多，不要说普通老百姓，连娱乐圈里很多我的同行，都未必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除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别人都不了解我。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可能就是五十个人吧，那就很可怕了，全世界就这五十个人最清楚你心里怎么想，其余的人都是听别人说的！我现在在很多人眼中，可能就是个投机分子，就是“张艺谋每天就琢磨着，怎么讨好外国人；或每天琢磨着怎么他妈的讨好政府”，就成了这样子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人成虎”，就是说很多事情经过不断的说，就愈来愈变样子了。真相是什么？没人知道。我自己很困惑，也很无奈。

大量的对我作品的批评，慢慢地在十几年当中，形成了对我这个人的看法。于是乎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的同行，根本就不了解我，他们认为“张艺谋就是个投机的人。他根本不热爱电影，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去创作”，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看法，你只能苦笑了。你可以说我拍外国人的马屁，“好！我拍外国人马屁！”你说我拍政府马屁，“好！我拍政府马屁！”但你说我不爱电影，我拿电影做工具，这就从本质上否定了你创作最基本的真诚，你没有真诚、没有爱，电影成了个工具，去做很不好的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你就没办法辩解了，你真的成了一个小人了（笑）。这我没办法解释，我真的没办法解释。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娱乐圈里，或老百姓当中，有多少人有这种看法，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也不做解释，我也不管，但我很不高兴别人这么看我，我认为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但我相信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子看我的。只有我身边的五十个人大概了解我，我是真的迷恋电影、喜欢电影。我跟大家是一样的，大家有的苦恼，在中国拍电影有很多苦恼，每个导演有的苦恼，我也有，没什么特殊。但没办法，改变不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很无奈。”这种无奈，可能到我老了、死了，都还存在（笑）。

即使当代的许多电影导演也都不了解我。他们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耳朵和嘴来了解我。现在年青一代的像贾樟柯、陆川根本不了解我。像我的同学，陈凯歌、田壮壮，有十几年都跟我不太来往了。虽然我们是老同学，但他们的印象是二十几年前的张艺谋，现在的张艺谋是怎么样，其实也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误会非常多。

●──在您所有电影里头，您觉得哪一部自传性质最强？

拍《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放了很多我个人的元素，因为拍这电影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不过离我最近的是《活着》。我看过台湾的焦雄屏写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她说，什么时候第五代导演会开始拍他们的自传呢？她拿台湾新电影运动和侯孝贤的自传电影做比较，说，什么时候第五代导演开始拍他们的自传，第五代才真正成熟起来。哎哟，倒是这句话很刺激我。

《活着》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它以“文化大革命”做背景。其实我对“文革”的故事最感兴趣，不是政治层面的，而是关于生活的、关于人性的。我最想拍的题材，是“文革”的题材。“文化大革命”从我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因为我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我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我对“文革”有很深的感受。我相信我的感受不同于陈凯歌，不同于田壮壮，也不同于很多人。我看过陈凯歌写的《少年凯歌》，写得很好，凯歌的文笔我一直很佩服。但我看了觉得那跟我自己的经验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说。所以我很想拍“文革”，不只拍一部，我很想拍十部这样的电影。在这样一场大悲剧面前，人性暴露出了许许多多的弱点、它的痛苦、它的扭曲和它的舒展。人性在这十年中非常有意思，远远比现在有意思。现在和平年代，大家都讲娱乐、轻松、休闲，比较平庸。我觉得和平时代，生活很好，但人的思想比较平庸。那个时代的人不一样，生存在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精神状态中。

●──虽然《活着》是您截至目前唯一一部探讨“文革”的作品，这部电影至今还未通过审查。

时机不好……田壮壮的《蓝风筝》和我的《活着》就赶上了，就搁着。

●──但日后还是有许多关于“文革”的片子在中国上映。

不过很淡、很淡。不能直接拍“文化大革命”，而只是当做很远的背景。即使像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于“文革”的描绘还是很虚很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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