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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与朱天文 文字与影像10（第1页）

侯：对，欧洲和美国的小说版图也被全球化所改变。此外，许多移民及其后裔所面对的文化冲突的问题，提高了他们的敏感度，启发他们以一种新鲜的角度，提出很多原创的形式。电影基本上也是这样。

●──纵使香港、内地等地出产的华语片在美国市场前景看好，台湾电影毕竟还是相对少并且弱势。是发行出了问题吗？如果不是，台湾电影在海外的发行状况如何？

侯：与内地、香港等地的电影相较，台湾算是比较特殊。第一，它的产量不多，尤其这几年，影片越来越少。其次，台湾电影跟主流电影市场是区隔开来的，电影只是人们生活的一小部分。一般人并不会特别注意台湾电影，所以我们的观众很少。大部分人的调性还是跟好莱坞主流电影较接近。

朱：大部分的人看电影只是为了娱乐和放松。

侯：对，即使是喜剧、娱乐片，香港和大陆的电影还是比较丰富，提供更多选择。香港影业那么蓬勃，台湾资金占很大一部分。台湾太小，投资者不愿意投资，没有资金支持，电影工业就很难健全，类型和制作数量都很有限。台湾电影的空间是差不多从二十年前台湾新电影时期开发出来，一直延续到现在。我的感觉是台湾电影会有下一波的机会出现，在台湾，喜欢电影、从事电影的人还是很多，其中一部分人会向主流靠近。不过不是那么快，要等它爆发出来，我感觉还需要一段时间。

●──您1989年的作品《悲情城市》被某些电影评论视为有史以来最有力量的作品。由于它是第一部直接面对二二八事件的电影，一上映便相当轰动，堪称台湾电影的里程碑，同时震动了台湾社会。随着电影带出的历史、社会、政治意涵，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是什么启发了您拍出《悲情城市》？

侯：台湾新电影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拍自己的成长背景、台湾经验。这部分主题表现在电影上，比小说晚了十年。《悲情城市》所谈论的二二八事件，在台湾一直是个禁忌，所以更晚，1989年，整整晚了十年。随着蒋经国（1910—1988）去世，解除戒严，时代变了。空间打开了，用电影讨论这个主题成为可能。即使在解严之前，我也听说很多过去的故事、看了很多跟政治相关的小说，比如说陈映真[16]。这引发了我去找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资料的兴趣。这是个时机，我本来不是想拍二二八，而想拍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下一代人的生活，他们活在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之下。后来正好解严，我感觉这时来拍《悲情城市》是一个时机。

●──严格来说，您并未专注于事件本身，而是描绘出1945到1949年间的历史空间，台湾就像身处夹缝中，介于日本统治力量的退出和国民政府的接收之间。

朱：这五年间整个社会环境有着剧烈变动，就像社会原先达成一个平衡，一夕之间重心不稳全部翻倒了。这是我们真正感兴趣之处：人们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如何挣扎着恢复平衡。

●──“城市”指的是事件首先发生的台北吗？还是拍摄地九份？

侯：都不是，“悲情城市”其实是讲台湾的意思。这原本是一首闽南语老歌（《悲情的城市》），也是另外一部闽南语片的片名，叫做《悲情城市》[17]。不过它跟政治完全没关系，是一部讲爱情的片子。

●──电影上映时，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与争议。您拍这部片子时是否曾预期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侯：拍的时候不会去想这个（笑）。

朱：我们想的全部都是实际上的困难。这部电影从演员到场景，几乎全都出问题……

侯：第一，找到当时场景就是一大挑战，很多场景都没有了。台北是事件首先发生之处，经过这么长的都市变迁，怎么可能重回1947年二二八事件当时的台北市？现在整个变了。我们得到中国内地去拍部分外景，像拍基隆港时就是这样。台湾已经发展得跟当时完全不同。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复杂。可是我们的角度非常清楚。二二八事件有其历史成因，很难在电影里面描述清楚。发生的原因在许多史料、研究中早有定论，我们何必再重复？所以我只是把它当做背景，在电影中重建当时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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