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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与朱天文 文字与影像12（第1页）

侯：那是向往外面的世界。我在一个小地方长大，你会想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海阔天空？我年轻时候，交通不是很发达，常常坐火车东跑西跑。我的感觉是人会向往跟自己不同的生活，台湾本身也是，资源有限，人又多，不管出于经济或什么样的原因，总是会向外看。在一个小地方生长的人，很自然就会想往外去发展。对外界的渴望在我的电影中就会出现。

我自己的经验也是一样：当兵退伍之后，就直接上台北。你知道男人总是会想出外冒险（笑）。

●──跟那些“在路上”的镜头的一个明显对比是《悲情城市》末尾有一个场景令人难以忘怀：林文清和妻儿站在月台等火车，但当火车停靠时，他们仍然站立不动──他们已经无处可逃，已经没有“外面的世界”可以指望了。

朱：他被堵在这里。不论他到何处去，终归无法离开这个岛。如果在中国内地也许还可以，地方大也许还有地方逃。

侯：对，已经无处可去了。台湾这么小，就算最后躲在山里，依然会被找到。

●──在朱天文所有的作品里，《荒人手记》无疑是她在海外最受赞誉的作品，也许在台湾亦然。小说写一个男同性恋者试图和他身染艾滋的童年玩伴迫近的死亡共处。您曾想过将朱天文的小说改编上大银幕吗？

朱：（笑）你要和一部小说有很深的联系才会想把它拍成电影。《荒人手记》太复杂，侯孝贤大概掌握不了（笑）。[18]

侯：这是个蛮细微的东西，跟我的个性比较不合。就像王家卫的电影是我永远不可能拍的，我的东西他也不可能拍。每个人的艺术特质不一样。也许跟我是火象星座白羊座有关，王家卫是水象星座巨蟹座。表达的形式、专注点完全不一样。

●──能不能请两位谈谈《千禧曼波》，包括演员舒淇，还有长期的合作对象高捷？

朱：拍《千禧曼波》是侯孝贤的想法。本来是一年前就要拍，但是拍摄的时间一直延长。许多侯孝贤早期的电影都是描绘三、四十年前的生活，都经过沉淀，会带有距离的美感。侯孝贤擅长处理具有历史距离的题材。但要拍现代的话，距离太近，他很难找到角度去掌握故事。年轻人不反省也不思考，就是行动。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不理论化我写的东西，我就是写。年轻人拍自己的电影不需要距离，只要把自己拿出来就好，因为他们自己最了解自己。自有其节奏、能量。

我四十岁了，侯孝贤也五十几啦，他怎么进得去那个世界？看现在的年轻人，他有一肚子不同意，他们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虽然侯孝贤很能和年轻朋友打成一片，但是我知道最深处他还携带着他自己的价值观。但侯孝贤能把自己的看法摆在一边，和他们有很好的交情。除了彼此的友情，他们各自的背景真的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最困难的是，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你有你自己的眼睛，又很近，又很远。毕竟他年长他们三十岁，怎么样找到适切的观点是一项挑战。所以他发现拍现代最难，当你拍过去的事情，记忆已经沉淀下来，自有审美和美学。而拍现代，沉淀不够。一切都还在变动之中。

这和小津安二郎导演是很大的对比，他一直都在拍现代日本，侯孝贤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可以拍跟自己这么接近的时代？你怎么看你自己？就像大力士可以举起比他自己还要重的东西，可是没有办法举起他自己。人总是看不清自己的时代。这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侯孝贤有他自己的价值观、观点，怎么跟现代的年轻人的新鲜感和能量贴合。

●──《海上花》和《千禧曼波》同样都带有世纪末的美学，一部是描绘十九世纪晚期清末的妓院，另一部拍的则是二十世纪末的大都会台北。这两部电影之间是否有一种主题上的联结？

朱：其实《千禧曼波》就是现代版《海上花》（笑）！《海上花》描述的年轻男人、年轻女人也就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就像《千禧曼波》里的年轻人。在拍的时候有一次侯孝贤就感叹说：“我的天，简直在拍现代版《海上花》！”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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