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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第1页）

那顶假发在2008年8月再次现身。母亲之前完全没有戴过它，因为她的头发还剩不少，外出时不会觉得难为情。但随着化疗次数越来越多，她觉得还是改改那顶假发吧。母亲和她的瑜伽老师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她带着母亲做整体疗法，比如生物反馈和冥想。这位老师知道有人能把假发弄得好看一些，把颜色改得更适合母亲本身的发色，尺寸也改小一点。

我们在初夏阅读了好几本与当下时事、即将开始的总统大选，以及和奥巴马有关的书。母亲对奥巴马的喜爱与敬重也日益加深。但在我们的八月读书会，母亲想要做点改变，于是我们决定讨论卡巴金一系列关于正念与冥想的书。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多舛的生命之旅》，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禅修，以及在生活中发现抗压之道，都有助于疗愈。卡巴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分子生物学博士，也是该校医学院减压诊所的发起人。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90年，描述了他自己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提供以心性疗愈身体的方式。我们现在看的是他1994年出版的《正念》，这本书主要介绍的是正念与禅修，讲述活在当下，不仅是靠减压强化疗愈的效果，而是让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过得踏实。“正念是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觉察，即有意识地觉察，活在当下，不做判断。”卡巴金这样写道，“这种专注力可以培养人们的感知、清明以及接受当下现实的能力。”

“你该试试瑜伽，甚至试试禅修。我觉得真的有帮助。”我们坐在一起时母亲对我说。

“我知道。”我回答，“但我没时间。”话音刚落，我就意识到我的回答听起来多么荒谬，跟母亲比起来，我的时间太多了。“不过看看这类书我觉得也会有帮助。”我抱有希望地补充，“也许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禅修了。”

“可能吧。”母亲说，“但肯定跟真正地做瑜伽不同。”

卡巴金的近作《恢复理智》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标记出来给母亲看。很遗憾，我不记得我标记在哪一段，又为何标记，甚至连书放哪儿了都想不起来。这本书我还帮助编辑过，所以找不到这本书尤其让我生气。我很确定，最后一定能在我公寓的某个乱纸堆里找到它，只是现在我太过激动，根本找不到，这可能验证了母亲的话。

“你看起来累坏了。”每次母亲看见我都会这么说。我的确很累，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开设一个烹饪网站。于是我满城乱跑，到处开会，酷暑加上神经紧绷让我大汗淋漓，我要跟合作伙伴谈网站设计、投资架构，要在跟朋友租来的四层楼的办公室里跑上跑下，还要在他们的葡萄酒店里稍作停留，简短聊聊，然后带一瓶葡萄酒回家或是去吃晚餐。我对我的哥哥妹妹说起过我们忙碌的生活。我们希望自己这么忙，因为如果我们突然慢了下来，与母亲突然多了许多共处的时间，这可能会让她觉得，我们认为她很快就会去世了。此外，母亲并不希望我们盘旋在她四周。当她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她还有自己要见的人、要做的事。

初秋过去了，母亲那段时间总体来说感觉挺好，当然也少不了难过的日子。自从她被确诊以来，至今差不多有一年了。几次高烧让她数度进出医院，有时甚至还需要留院治疗。2008年9月的一次住院治疗中，我们第一次目睹了母亲的痛苦，她自己也说出了难过的话。那一幕让人目不忍视：她咬着下唇，紧闭双眼，痛到全身弓起。当疼痛有所缓解后，母亲立即要了一片止痛药。在那之前，母亲从未要求吃过任何药效强过雅维的止痛药。那天，医生给了她一片扑热息痛片后她才好了一些。

“我感觉自己像个爱发牢骚和抱怨的人。”吃药时母亲这样说。

我跟父亲站在那里，我们知道不该笑，但我们都笑了出来。母亲生气地看着我们。

“妈妈，你有癌症。你可以要求吃止痛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知道。”母亲说，音调有点上扬，“可是我并不需要止痛片。”母亲停了一下，“我在想罗杰第一次跟我说的话，他告诉我，我将会痛不欲生。”她和罗杰后来又聊了很多次，罗杰来纽约的那次，他们还见了面。几年前，罗杰照顾完患了艾滋病的兄长和胰腺癌病人，离开了纽约的朋友和忙碌的生活，搬去了丹佛，从事一项更富挑战性的同性恋权益基金会的工作。我和母亲从未告诉过罗杰，那第一次谈话曾经如何刺激了母亲，我和母亲与他的友谊也丝毫未减。“我想，那次可怕的谈话其实是一件好事，也许是他故意那么做的。无论现在我有多么难受，我总是想着，好吧，这还没有罗杰说得那么糟糕。这个方法真有效。我有些担心罗杰，他的背痛很严重，人们理解不了他随时随地忍受背痛之苦，他不像我这样，好日子和坏日子交替着，他只有不断的疼痛。”

当我和母亲再次去找奥赖利医生做检查时，拿到了母亲上一次住院的完整报告。上次母亲痛不欲生的症状并不是癌症引起的，而是她的结肠发炎了，几乎可以确定是可复发的细菌感染，那是一种很难治疗的病菌，母亲在之前的一次住院中染上的。母亲的化疗要暂停一阵子，休息一下再开始新的化疗，最近的化疗药物副作用太大，让病患难以忍受，而且效果也不如预期。

至于肿瘤，仍然比一年前母亲第一次检查时要小——现在大概占到她肝脏的8％。奥赖利医生讲话时，我就边记边发问。每次我都会这样做，如果我没有一一记下，我就什么也记不住。

奥赖利医生有些话要对母亲说，她坐了下来，问母亲使用那么多针头的感觉。母亲看起来像个注射毒品者，手臂上遍布着针眼。那是无休止地抽血检查和化疗的结果。奥赖利医生说她想要在母亲胸骨上方皮下植入一个人工血管，这能让打针简单一些，也能在新一轮的治疗中用得上，在新的治疗中母亲要接上一个装化疗药品的小瓶子，挂几天药水，直到药物滴完才能取下来，医院会教我们如何挂上小瓶，如何拆下来，母亲也可以随时去诊所请工作人员帮忙。

奥赖利医生认为母亲最好选择尝试药品5-FU，并与亚叶酸一起使用，可以加强抗癌效果。奥赖利医生又提醒了我们，这种治疗会带来口腔疼痛、腹泻、手脚敏感疼痛等副作用，不过跟之前疼痛的程度相比，这次会轻一些。

如果我们需要的话，还可以看看说明书。

我很喜欢“书”这个字眼。所以我们的读书会现在也纳入了制药公司的伙计们写的药品说明书。母亲接过了说明书，像往常一样一再地谢过奥赖利医生，然后准备离开。

我提醒母亲，她还有一个想问的问题。

“没关系的，威尔。”母亲说。

奥赖利医生想知道母亲的问题。

“不必麻烦医生了。”母亲一边说，一边对我不理会她的暗示感到恼怒。

“我妈妈在11月12日有个很重要的晚宴。”我说。

“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年度晚餐。”母亲补充道。

“她真的很想参加，也想让自己看起来有精神些。”我接着说，“我听说利他林可能有效，是真的吗？”

我在高中时吃过不少这种药，至今有相当多的朋友仍在使用，所以我知道这些。利他林是一种速效药，它能让婴儿稳定下来，也能让成年人提神。

“对，这是个好建议。”奥赖利医生说，“许多病人都觉得它有效果。我给你开个单子。”她对母亲说：“你哪天没有什么重要事情的时候，可以先吃一片，看看反应如何。”

母亲对利他林很满意，她还发现这种药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作用——它能帮助母亲更好地看书了。母亲第一次尝试使用利他林的那天，又累又疲倦，无法集中精神。服下了利他林后，她就拿起托马斯·曼的《约瑟与他的兄弟们》开始阅读，那是一本一千五百页的长篇。朋友送给她那天她就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看着，从1926年看到1942年，至今也没有看完。在此期间，托马斯·曼还写了《威尼斯之死》、《托尼奥·克律格》、《魔山》和《马里奥与魔术师》。靠着利他林，母亲发现自己沉浸在书中的世界，根本无暇站起来走出去换口气，而与此同时，我还在公寓里苦苦寻找那本失踪的卡巴金的书。母亲看完《约瑟与他的兄弟们》后，她就把那本书给了我，这是我们下一次读书会要讨论的书，但她却忘了给我利他林。

我尝试了数次去阅读这本书但总是中途放弃，最终我只能向母亲承认了这一点。

“看完这本书很不容易。”她说，“但它非常精彩，而且也相当有趣。”

“真的？”我问，声音里充满质疑。

“你看前言了吗？连译者也不建议从开头看起。他说你最好从一百页开始看，看完之后再回头来看开头。”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应该一切安好，因为化疗将停止一段时间，母亲可以趁这时候去度假，把身体养好一点，然后再开始新一轮的治疗。但她仍然不时高烧，每次都得去医院。有一次，母亲又被葡萄状球菌感染了，父亲那个晚上跑遍了附近的药房为了找能治疗这种症状的、价值六百美元的抗生素。隔了几天，父亲才告诉了我们这件事。几个小时后母亲体温再次飙升，那时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早就关门了。

母亲努力与所有的朋友保持联系，他们通过电邮问候彼此，有时还会见面。她很喜欢去见朋友，也会根据约会的时间调整生活作息。如果有朋友到访，母亲会调整用药的时间，好让自己有精力陪客人。她会坐在最喜欢的沙发一角，在桌上放点零食，白天就准备一些冰激凌、咖啡或茶，晚上则喝苏打水或葡萄酒。当访客与母亲聊半个小时后就会发现，她的精力正在逐渐流失，脸部紧绷，因为她在努力集中精力与客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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