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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就“万里行”活动，向薄一波同志汇报。

“万里行”何时结束？消费者、企业都在打听。有的企业说，无论如何也要熬过4月，躲过“四月风”！

“万里行，要天天行”，“万里行”活动按照上下一致的要求要长期搞下去。

1992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联合召开了第一年活动的总结大会。主管新闻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志说，在新时期新闻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而“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新闻工作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好方式。会上还传达了老一辈经济工作领导者张劲夫同志的意见，他说，从建国以来，我们就一直重视质量工作，但苦于没有好的方法落实，“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推进质量工作的好方法。既从新闻工作的角度，又从经济工作的角度，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看做是对“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做出的全面评价。

总结会进行过程中，艾丰十分激动。是的，“万里行”成功了，大家都感到高兴，但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指挥者，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外人并不能体会到的。后来他告诉别人，压力主要是两条：一条，批评不能发生偏差，这样锐利的武器，如果发生偏差，损失就会很大；另一条，这么多的尖锐的批评报道集中发表，会不会被认为不符合“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宣传方针。对这两条风险的担心，通过几个月的实践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而且活动得到了全面充分的肯定，他怎么能够不激动呢？还有一种激动，那就是作为组委会主任，他感到在工作中各方面给予的有力的支持。于是，他打破既定的程序，要求即兴发言。

他说：“‘万里行’活动搞成功了，都说有一个组委会，组委会都说有一个组委会主任。我是出了一些力，但是，我要说，现在我有贪天之功、贪地之功、贪人之功的感觉。贪天之功，没有中央领导，没有各政府部门的支持，‘万里行’不可能搞起来；贪地之功，没有消费者如此热情的支持，没有众多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不可能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和好的效果；贪人之功，没有首都新闻界同仁们的通力合作，活动进展得不可能这样顺利。按我的级别、资历、水平，是没有资格指挥首都新闻界这样高层的大活动的，但是大家不计较这些，始终合作得很好、很愉快。这就是我现在的心里话，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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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总结（2）

会议结束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对艾丰说：“总结会开得很好，但到你讲话之前，总还觉得缺点什么，你讲了之后，就不觉得缺什么了。”

在第一年活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根据上下一致的意见，原本作为一次性活动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变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多年和常年开展的活动。组委会成了常设机构，国家经贸委和###成了它的主管机关。为了使组委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常设主体，1994年之后，又正式注册了一个国家级的社团——“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来开展活动：指挥每年的“万里行”活动时，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日常开展活动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

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每年都安排一定的时间，集中开展“万里行”活动，直至今日。

“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创造了许多经验。主要有：

一、一些事关全局的大的工作，可以采取社会活动的方式加以推动。

二、确定活动内容时，要抓住“三重合”热点。即抓住政府关注、企业关注、百姓关注这三者关注重合之点。

三、这些活动可以采取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四、这些活动要采取“扶正祛邪”，两翼推进的方针。“万里行”的方针就是“打假治劣，扶优扬名”两翼推进。

五、舆论监督有极大的威力，符合实际的恰当的批评报道，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并不违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六、要把社会活动的效果通过法制建设、政府工作改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民族意识和人的素质的提升、中介组织作用的加强等落实下来。

这些经验今天已经广为普及，成为全社会的财富。

艾丰在回忆“万里行”活动的时候说，除了成绩之外，也留下了若干遗憾。由于受到体制的局限，“万里行”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工作没有很好地拧成一股绳，在机构上后来成了多头领导，影响到这个活动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是留给后来人的课题了。

“增加农民收入”到“小城镇大战略”

“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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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在家乡河北玉田农村当过儿童团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到塞外延庆参加“四清”运动当过工作组长，艾丰对农村和农民是熟悉的。

自从1983年4月专访费孝通教授，写了《小城镇是个大问题》，艾丰迷上了钻研新时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至今，在这方面发表了10多万字的论述。其中，为中央决策层采纳的有“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大战略”等建言。

“增加农民收入”写入中央文件

艾丰对“三农”工作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较早提出“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1993年，中央筹备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管部门希望《人民日报》就农业问题写一篇社论，任务落实到经济部撰写。艾丰感觉脑子比较空，写点陈词老调的概念化的东西，他不甘心。于是艾丰找来副主任吴长生，请他带几名记者，到全国农村去跑一圈，调查一下农村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以便使即将要写的社论更贴近实际，更有针对性。

六名记者在下面跑了一个星期后回来汇报，说的大都是一些老情况。艾丰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有没有新鲜的？”

吴长生说，他在山东桓台县一个村口，碰见一位正在纳鞋底的老太太，就问：“老大娘，咱们农村缺什么呀？”老太太想也没想，一拍衣兜，说：“就缺钱！”

艾丰一听这话，眼前一下闪亮了。他说：“这太有意义了！行了，咱们这篇社论可以写了。这个老太太是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三个字就把中国的农村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的要害说清楚了。多年来我们只抓产量，而不抓收入。抓产量是计划经济，抓收入才是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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