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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此后的几个月，汉布尔格过得十分充实，不管怎样，她又和同志们战斗在一起了。不过，汉布尔格一直没有放弃恢复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努力。恰好在这个时候，汉布尔格在远洋国民电报公司找到一份半日制工作，老板叫普劳特。通过普劳特，汉布尔格结识了许多新闻记者，其中也有苏联塔斯社的代表。以资产阶级女人的身份出现自己的同志面前，令汉布尔格感到十分痛苦。

普劳特认识住在上海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汉布尔格早在德国就读过史沫特莱的作品，很想结识她，普劳特知道汉布尔格的愿望以后，便在电话里把汉布尔格介绍给艾格尼斯。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1930年12月17日上午，李强、沈侃夫、曾三、宋濂等人在汉布尔格家楼下讨论制作变压器问题，汉布尔格和张沈川照常在楼上上课。午饭后，宋濂回四成里取信纸，汉布尔格和李强、曾三等人坐着闲聊，忽然，宋濂慌慌张张地回来报告：“出事了！我们训练班前楼的窗帘信号变了。”大家赶紧出去侦察，走到巨籁达路口，那个看弄堂的人已在等着，见他们就说：“不要进去了，你们工厂20多人刚才已全部上了一辆警车被捉去了。”

汉布尔格和李强立即赶到张沈川的住所，把党的文件全部销毁，然后通知其他同志转移住地。过了两天，他们派人去四成里侦察，发现守候在那里的巡捕已经撤走，门上贴了封条。他们便揭下封条，把电器设备、小型发电机和其他物资装上汽车运走了。

不久获悉，被捕的学员中，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四位同志，因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病重不治，先后在狱中牺牲了。

中国同志按上级的命令转移了，汉布尔格又变成了孤雁。

与佐尔格相识

史沫特莱知道汉布尔格十分期望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于过一种积极的、有用的日子，就主动提出，假如汉布尔格同意，她可以为汉布尔格寻找一个完全信得过的共产党人。

这个人就是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第一次拜访汉布尔格，是在1930年11月。她还住在瓦尔特家里。

初次会面时，汉布尔格还不知道佐尔格的名字。佐尔格说，他听说汉布尔格愿意支援中国同志的工作，他觉得有必要提醒汉布尔格，在这个国家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即使给中国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帮助，都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危险，他劝汉布尔格再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拒绝还不晚。

汉布尔格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她以近乎生硬的态度做出肯定答复之后，佐尔格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始探讨在汉布尔格住宅里与中国同志接头的可能性。汉布尔格的任务只是提供房间，并不参与谈话。

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会面。这类会面在理查德·佐尔格领导下进行了两年，直到1932年底。

结识佐尔格之后，汉布尔格顺利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汉布尔格可以参加佐尔格小组的工作。佐尔格很欢迎汉布尔格留在他的小组里，他觉得汉布尔格完全符合从事秘密工作的条件，她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他的同胞。

瓦尔特的家和他的身份，对于地下工作是一种很好的掩护。但他们不可能经常在那里组织会面，因为瓦尔特的妻子经常在家里。佐尔格建议汉布尔格找一处自己的住宅。罗尔夫和汉布尔格本来也打算搬家，于是汉布尔格开始注意寻找新的定居点。他们在法租界，即法国管辖的城区，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1931年4月初，他们迁入新居，霞飞路1464号（后改为1676号）。整个住宅区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四面房间都能看见绿地。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通向两条不同的大街。

佐尔格和他的同伴们每周在汉布尔格家聚会一个下午，有时中间还插入长长的休息。除佐尔格外，还来两三个中国人，偶尔也有一两个欧洲同志。会面是在二楼进行的。汉布尔格从未参与过这种谈话，她的任务是担任警戒，不让同志们受到干扰。

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地成了汉布尔格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拜访汉布尔格，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

迁入新居后不久，佐尔格在一次会面时带来一个巨大的旅行箱包，请汉布尔格代为保存。不久，又送来了第二个。里面装的都是印刷和手写的资料。汉布尔格把它们放在壁橱里那个在夏天存放衣物的樟木箱子后面，有时同志们会面时会取出来使用。这些文件在汉布尔格家里存放了大约两年半时间，就连她的丈夫罗尔夫也毫不知情。

然而，当佐尔格要求汉布尔格把一个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中国同志隐藏在家中时，她不得不把实情透露给罗尔夫，于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罗尔夫反对这样做，提出的理由很简单：这对孩子和汉布尔格太危险了。汉布尔格警告罗尔夫，他的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一位同志丧失宝贵的生命，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成，汉布尔格将永远不会原谅他。罗尔夫最终还是同意了，但汉布尔格心里明白，他们的婚姻已不可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

那位同志在汉布尔格家住了大约两个星期。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楼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汉布尔格已不记得，是怎样向保姆和厨师编造关于这位暂住客人的故事的了。不过，尽管他们缺乏共同语言，罗尔夫对这位客人的态度始终还是客气、友善的。

第2节　动荡岁月

1932年春，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场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令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报员钱壮飞及时告警，才使中央转危为安。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周恩来首先是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由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不久，潘汉年来到佐尔格小组的住处通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又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汉布尔格后来回忆道，这一时期，除潘汉年外化名赵容的康生也到佐尔格这里来往频繁。由于康生在苏联接受过政治保卫的训练，既懂业务又会俄语，常常和佐尔格闭门长谈。

不过汉布尔格印象最深的，还是跟随康生来的那个叫李士英的机灵小伙子。原来，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李士英以外来民工的身份在忆德里租借了一间石库门单间，一开始跟随陈云同志在法租界肇庆里的一家印刷店干活，陈云是账房先生，李士英是小伙计，老板是一位姓李的商人，他是陈云的朋友，但不知他俩的地下党身份。白天李士英是个干活唯唯诺诺、殷勤卖力、沉默寡言的小伙计，晚上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大智大勇、神出鬼没的特科战士。因为李士英负责保护康生的安全，经常随康生和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联络，一来二去，便和国际组织中担任交通的汉布尔格熟悉起来。汉布尔格生性开朗，又会些简单的汉语，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意见。

不久，中央特科根据形势需要，决定以革命的名义，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在报中央机关批准后，特科工作人员将判决书以传单的形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散发，顿时引起敌特机关内部的强烈震动，被判处死刑者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颇得敌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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