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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第1页）

一个要求

当我死后

请不要丢掉我的肉和骨头

请把它们堆起来

让它们

用气味

告诉人们

生命在地球上的价值

以及

最终

爱的价值

——卡梅拉·达斯

“我是个首陀罗种姓的穷人，我的父亲雅各迪斯凡兰·比布蒂·穆克塔南达吉生了十一个儿子，他曾加入圣雄甘地的队伍，徒步走向海边。

“我的家乡是杜尔加布尔附近一个名叫安古达的村子，杜尔加布尔位于加尔各答通往贾姆谢德布尔之间的铁路线上。安古达是个贫困的小村，外面的人对我们漠不关心。唯独有一次，萨博兰简·文卡特斯瓦拉尼的两个儿子被老虎吃掉了，布巴内什瓦尔的一家报纸派了个人来采访萨博兰简·文卡特斯瓦拉尼，问他感觉怎么样。我记得不太清楚，因为它发生在世界大战期间——这件事过去了差不多十五年以后，我才出生。

“我家并不是一直都这么穷。我的祖父S.莫克西·穆克塔南达吉借过钱给村里的一个放债人。我是父亲的第八个儿子，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早就把祖父借出去的钱都拿了回来，还倒欠了许多。为了付清部分债务的利息，我的父亲不得不卖掉家里最肥沃的六英亩土地——也就是离村子最近的那块地。剩下的十五英亩土地零零散散分布在很远的地方，父亲把它分成了十一份，每个儿子一份，但我们的土地实在太少，每份土地种出来的东西还不够养活两头小牛。

“1971年，这样的情况好转了一点点：我的哥哥马梅德希沃参军去打仗，结果没过多久就被巴基斯坦人杀死了。家乡的兄弟们瓜分了他的土地，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穷。

“于是我的父亲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在杜尔加布尔的基督教农业学院读了八年的半日制课程。那所学校是由孟加拉家畜授精中心的大富翁迪比先生资助的，规模很小。我们的书不多，老师也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患有梅毒，脑子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正常。

“不管怎么说，我是父亲的家族里唯一读过书的人，所以他决定让我离开家去上大学。他打算让我以后当个医生，要是能做生意就更好了，这样我就能给家里拿回去很多很多钱。而且如果我去上学，我的那份地也就可以分给别人了。显然，在我父亲看来，一位医生或者一位有钱的商人绝不会计较那么一点儿贫瘠的土地。

“对于这个主意，我自己倒是有些矛盾。我既没坐过火车，也没坐过汽车，从没走出过安古达八英里以外。我可以读一些非常简单的书，用孟加拉语写一些基本的句子，可是我不懂英语和印地语，唯一记得的梵语只有《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几句片段。

“简而言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医生。

“父亲又从放债人那儿借了一笔钱——这次是以我的名义。我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师替我给加尔各答大学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寄给了他的大学导师。迪比先生在皈依基督之前就曾向甘地发誓，他将为我们的村庄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所以他也给大学写了一张字条，请求他们大发慈悲，接纳一名默默无闻的低种姓贫苦佃农的孩子进入神圣的知识殿堂。

“去年，大学有了一个名额。为了表示感谢，我把借来的大部分钱都送给了老师和迪比先生的秘书，然后离开家乡，出发前往加尔各答。那时候，我真是害怕极了！

“加尔各答带给我的种种冲击我们先略过不提，我只能说，当时的我分分秒秒都能得到新的启示。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消沉下来。我的钱勉强够付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剩下的钱根本住不起昂贵的宿舍，也不够租学校附近的学生旅舍。来到加尔各答的第一周，我一直睡在马坦公园的灌木丛下面，但雨季没完没了的雨水和警察的两顿毒打迫使我下定决心，我一定得找个地方住。

“我在学校里报的四门课程也不太如意。国家历史导论的课堂上有四百多名学生，我既买不起课本，也抢不到离讲台够近的座位。老师讲课的声音很小，而且他只说英语，所以我完全听不懂。于是我开始逃课到处去找住的地方，在那时候，我真想回到安古达的家里。就算每天只吃一顿，每顿只吃米饭和麦饼，我的钱也支撑不了几周。即使运气够好，能找到一间可以租的屋子，那我也只会更快饿死。

“就在那时候，我看到了学生论坛上一个招募室友的广告，从此以后，一切都变了。那间屋子离学校有六英里，位于一幢房子的第七层。整幢房子里住的主要是来自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难民。招募室友的是个一年级的学生——他比我年长几岁，非常聪明。当时他的专业是药学，但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当个核物理学家。他名叫桑贾伊，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站在房间里，周围堆满了稿纸和脏衣服，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的生活将永远地发生改变。

“他希望租出去半个房间，每个月收两百卢比。不过他肯定看到了我一脸的沮丧。当时我一共还剩下不到一百卢比，听他说完，我就知道自己白白走了两小时的路。失望之下，我问他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几天前警察手持拉蒂把我打了一顿，现在我的脚疼得厉害。后来我发现，他们敲断了我的足弓。

“听了我的遭遇，桑贾伊充满同情。当他听到我被警察殴打，又给不起学校舍监索要的贿赂，他立即变得怒不可遏。后来我发现，桑贾伊的脾气像雨季的风暴一样狂野。前一分钟他可能像雕像一样沉稳冷静，但下一分钟也许他就会被社会的不公激怒，一拳砸向沤烂的墙板，或者猛踢蜷缩在楼梯下面的缅甸小孩。

“桑贾伊还加入了毛派学生联盟（MSC）和印度共产党（CPI）。虽然这两个派别互相蔑视，经常对骂，但他似乎不以为意。尽管他的父母每个月都寄钱给他，但桑贾伊还是说他们是一对‘腐败的资本主义寄生虫’，因为他们在孟买拥有一家小型制药公司。起初父母把他送到国外读书，但他固执地跑了回来，‘重新近距离接触祖国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最终他忤逆父母的心愿，也不肯去孟买或德里的老牌名校，而是选择了粗俗平民化的加尔各答大学来完成学业。

“我们交换了彼此的人生故事以后，桑贾伊立即把租金要求降低到了每月五个卢比，还主动要借两个月的生活费给我。我必须承认，当时我高兴极了。

“接下来的几周里，桑贾伊教了我不少大城市的生存技巧。每天早上太阳升起之前，都会有贱民卡车司机开车将动物尸体运去炼油厂，我们可以搭他们的车去市中心。桑贾伊告诉我，在加尔各答这样的大城市里，种姓的界限一钱不值，革命很快就要爆发，到那时候，种姓制度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我同意他的观点，但从小接受的教育根深蒂固，公车上坐在陌生人身旁的时候，或是从街头小贩手里接过炸甜面团的时候，我依然忍不住会想他属于哪个种姓。总而言之，桑贾伊教会了我怎样蹭免费的火车，去哪儿找欠我朋友人情的街边理发师刮胡子，如何趁着幕间休息的时候挤进连放三小时电影的夜场剧院。

“那段时间我逃掉了学校里所有的课，但我的分数从四个F上升到了三个B和一个A。桑贾伊也教会了我怎么从高年级学生手里买旧论文和考卷。为了买这些东西，我又被迫跟这位室友借了三百卢比，但他毫不在意。

“起初桑贾伊带我去过毛派联盟和印共的集会，但没完没了的政治演说和漫无目标的内讧让我昏昏欲睡，没过多久他就不再要求我陪他去了。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拉克希米酒店的夜店看姑娘穿着内衣跳舞，比起政治集会来，这样的活动显然更吸引我，可惜次数太少。对我这样虔诚的印度教徒来说，看艳舞简直就不可想象，但是我得承认，我确实看得非常激动。桑贾伊说这是‘布尔乔亚式的堕落’，不过他又自圆其说地解释道，见证这种病态的腐败是我们的职责，革命的目标就是扫除它们。总而言之，我们一共见证了五次腐败，每次桑贾伊都会慷慨地借我五十卢比。

“在同一间屋子里住了三个月以后，桑贾伊向我透露了他跟本地黑帮和骷髅外道的关系。我早就怀疑过桑贾伊跟黑帮有牵扯，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跟骷髅外道混在一起。

“就连我都知道，多年来这座城市的某些区域一直处于亚洲暗杀教派和黑帮的控制之下。他们会向各式各样的流亡者收取人头费和保护费，同时掌控着进出本城的毒品。要是有人胆敢挑战他们的传统和权威，这些人绝不惮于沾染鲜血。桑贾伊告诉我，有的贫民窟居民每天晚上会从破烂的单间宿舍里溜出来，去偷河里的红蓝导航信号灯，就连他们都得交一份保护费给黑帮。后来黑帮手下的一艘货船装了一船的鸦片和走私黄金准备运往新加坡，却因为河面的导航灯被偷，结果在胡格利河里搁浅了。出了这事儿以后，黑帮对贫民窟那些小偷征的保护费就翻了三倍。桑贾伊说，他们不得不拿出那艘船的大部分利润来贿赂警察和港口当局，好不容易才摆平了这事儿。

“当然，去年的这会儿，我们的国家还处于紧急状态的最后阶段。报纸必须接受审查，监狱里满是惹恼了甘地夫人的政治犯，有小道消息说，在南方，坐火车逃票的年轻男子都会被强制结扎。当时的加尔各答也一片混乱。过去十年来，不计其数的难民涌进了这座城市，有人猜测总人数高达一千万，还有人说是一千五百万。我搬去跟桑贾伊同住的时候，这座城市在四个月里换了六届政府。当然，最后印共趁乱夺取了领导权，可是就连他们也束手无策，整座城市群龙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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