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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别观念并对其作出评价所依据的各种标准。这样做以后，就有可能重新探讨前面一章结束时遇到的悖论：在一个认为思想观念都来源于实践的认识论体系中，某些思想———矛盾是普遍的、永恒的思想———怎么可以具有不受时间约束的有效性。

认识过程

在前一章里，我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那里，毛泽东认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3＇两年后，他重新谈到这一观点，并在阐明自己的观点时，谈到了他在认识和行动之间发现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讲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改造，还要做工作。”＇4＇毛泽东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回过头阐明了认识和改造之间的辩证关系。

说毛泽东的认识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至少有两个根据。第一个根据，如我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毛泽东在谈到矛盾的普遍性时，认为思想领域与社会、自然领域一样，都充满着矛盾。［5］第二个根据，他在对认识过程本身的描述中，运用辩证法的语言说明认识过程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他认为这一运动具有“突变”或“飞跃”的特征，这种特征带来质变，从而也说明，后一阶段在性质上是综合的，发展至这一阶段的运动是前一阶段的对立面冲突的结果。在1937年的文章中，他描述的这个认识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革命实践，第三个阶段会重新产生第一个阶段，从而使这一过程像毛泽东所理解的辩证法本身一样，成为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如果以为在认识过程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中，哪一个阶段比其他阶段更重要，那是不正确的。但是，毛泽东确实更注意感性认识阶段而不是其他两个阶段，这种重视与其说是一种解释方式，不如说是一种规劝，而这大概是由于毛泽东经常看到他的同事们忽视这个阶段的缘故。在1930年，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6＇感性认识作为认识过程第一阶段的产物，是观察者与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讨论感性认识阶段时，毛泽东一再强调观察者与被观察现象之间直接接触的必要性。＇7＇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过下面这样的观点：“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8＇。在同篇文章的后面，他用类比的方式来表达只有直接观察得到的认识才是可靠的观点：“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9＇他说，假如停下马观花，那效果就大不一样；然而，如果人们真的想要看清花，惟一成功的办法就是下马来直接地观察花。［10］这种“下到”基层去观察情况，跟人民群众交谈，了解他们的意见，从而形成有关形势的感性认识的主张，是毛泽东经常强调的。［11］他所发的指示就是以他自己的广泛调查研究的经验为基础的。*他在1936年指出，哲学并不是大学专家的产物，“哲学产生于山沟”［12］。按毛泽东的说法，在观察过程中，现象和观察者并不处在对立或矛盾之中，尽管现象本身具有内在的矛盾或冲突。事实上，如我们在前面一章里看到的那样，在感性认识阶段，观察的过程就是在所要认识的现象中寻找冲突或矛盾的过程。虽然，毛泽东也承认，每一个个别的观察者都直接经历他需要认识的一切现象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论证说，有时我们所依赖的间接知识归根溯源产生于直接的观察：“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13］。毛泽东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时，掩盖了观察者之间主观上的差异性和相互交流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在考察他所提出的检验何种思想是正确思想时，还会再遇到这个问题。不过，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清楚的：一个观察者对所要认识的现象具有愈多的直接经验，其直接经验愈广泛，那么，他得到的感性认识就愈可靠。“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14］

论知与行（2）

*　在我们能见到的文章和讲话中，相对来说，毛泽东很少谈及他自己，但是，他确实强调自己过去在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我们已经提到两篇他过去的文章，其中都谈到这种经验。后来，在《论十大关系》、《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64年3月）和《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里面，他也提及这一点。1955年他说到他已广泛阅读了有关地方情况的材料，见《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的讲话》。那年年底，地方情况的一些报告加上他的按语出版了一个集子，以此来证明他的主张的正确性，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在“大跃进”期间，他曾受到某些了解中国农村生活现实的人的指责，但此时中国新闻机构发表了20多篇他参观合作社、人民公社、学校、矿山、工厂和商店的报道。这可以证明他在1965年对他的党内同事所说的话的正确性。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他在1958年参观时所作的报道，可寻找下列索引：《在视察抚顺时的指示》（1958年2月）、《在视察沈阳郊区时的指示》（1958年2月13日）、《在视察四川省时的指示》（1958年3月）、《视察四川省的农业合作社》（195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1958年5月1日）、《与河北省徐水县合作社社员和党委书记的谈话》（1958年8月4日）、《在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6日）、《视察山东农村时谈话摘录》（1958年8月9日）、《在视察新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10日）、《在参观新产品和工业技术展览会时的指示》（1958年8月11~12日）、《在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时发出的指示》（1958年8月13日）、《在视察北京西南郊农业合作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14日）、《在视察安徽、湖北和江苏时的指示》（1958年9月）、《视察武汉大学时所作的指示》（1958年9月12月）、《视察期间在武汉对妇女的讲话》（1958年9月14日）、《在安徽视察期间的指示》（1958年9月16~20日）、《巡视期间的言论》（1958年9月29日）和《在视察东栎人民公社时的指示》（1959年4月13日）。

毛泽东对感觉过程的叙述，使他成了一个彻底的经验论者，至少在认识过程的开端是如此。但是，他又认为，这种感性认识阶段的经验只能导致“对一些表面现象的汇集”［15］；在其他地方，他说看事情必须看它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16］。如果没有迈过这道门槛，就会犯他所谓的“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

论知与行（3）

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理性认识阶段。按毛泽东的说法，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运动是一种辩证的运动：“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17］概念不同于感觉，它们“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相反，感觉是现象的、孤立的和外部的联系。［18］他以井中之蛙作为解释的例子。青蛙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口大。”相反，“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19］。他在1961年指出：“在研究问题时，为了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必须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从而揭示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矛盾。”［20］例如，某个农民根据自己受个别地主压迫的经验，就可以得到关于地主压迫的理性认识。［21］

他接着说，运用概念就可以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并得出逻辑结论。这个过程有一部分只是积累性的：概念是多种感性认识的结果。［22］但是，多种感性认识的积累只能说明有关量变的情形，而他所讲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间的变化在性质上是综合的，因而只能是质变。毛泽东在为改进文风而对党八股提出的第五条罪状中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对在感性认识过程中所观察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经过这个系统而又周密的分析过程后，才有可能“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做了这一步后，才有可能进行“综合”，才有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23］但是，对立面以及通过向一个新的、综合的认识阶段飞跃而得到解决的对立面的冲突，在这里并没有展开论述。这一过程仅仅被说成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24］。

我要说明，这里的矛盾（它的解决形成了概念）是感性认识与观察者带入概念化过程的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前概念”的东西之间的矛盾。我提出“前概念”这个术语，并不是因为它出现在毛泽东本人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中，而是由于他对整个认识过程所作描述的逻辑表明了这样一个术语的适用性。由于毛泽东所理解的认识过程必然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因此，一定存在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对现象世界的“旧”理性认识与对现象世界的“新”感性认识开始发生相互作用。在我看来，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运动（也就是所说的整理和改造的过程）似乎就是这种矛盾的相互作用必定要发生的那个点，我们马上就要看到，这种感性认识与“前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矛盾的，因为任何一个完成了的认识过程的产物都是双重的：新的观念以及作为这种观念的结果而变革了的世界。但是，这个变革了的世界又是另一个超越理性认识的辩证转化过程的产物，因此，概念与客观世界彼此并不是直接一致的。在这种变化发生后人们再次观察世界时，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与建立在这种变化前所形成的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认识又相矛盾了。于是，在一个新的认识过程中，这种理性认识就作为“前概念”而发挥作用了。

论知与行（4）

正是在认识过程的这一阶段内，为各种质量层次的观察者和观念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看来，感性认识过程似乎是一个与“现实”物质世界直接接触的过程，它不太可能发生错误，但我们会看到，他还是认为有些观察者的观察比其他人更恰当、更精确和更可靠一些。而理性认识阶段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不仅是由于观察者的能力和经验（他或她“整理和改造”各种感性材料的能力）不同，而且还由于观察者用来整理和改造感性材料的“前概念”的合理性或有效性不同，这些情况都可能对这一认识过程成功与否产生影响。如果观察者能力不够，或者如果他使用的“前概念”缺乏充分的经验基础或概念化过程不正确、有缺陷，那么，新的认识过程的产物也一定是不正确的。既然认为有些观察者比另一些更有效率，有些“前概念”比另一些更准确，不言自明，那就需要有一种对不同观察者和观念的质量加以分类的序列，需要有一整套标准来实现这种分类。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些标准。

毛泽东一再强调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的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性［25］，他认为，如果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那就会使正确的实践发生偏离。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党的整风运动期间，他阐述过这一观点。他认为，与这种正确的认识过程截然相反的是两种立场，一种是那些主要由于同莫斯科的关系亲近而过分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党员的立场，另一种是那些由于缺少马列主义训练而过分注重他们自己直接具体的革命经验的党员的立场。毛泽东将前者称为教条主义者，将后者称为经验主义者；他认为，这两种人都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经验主义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忽视了理性认识阶段，结果是他就像井底之蛙那样，“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26］。

相反，教条主义者是那些专注于理性认识阶段而忽视感性认识阶段的人。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或别人的理论上面，而不顾那种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基础，其结果是“脱离社会实践”［27］。在1942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以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的关系为例，运用类比的方法对教条主义作了描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

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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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5）

他接着说：他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用粗俗的话来讲，“你们的教条还不如粪便。我们都知道，狗屎可以肥田，人便可以喂狗，而你们的教条，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那有什么用呢”［29］？这段话在修订版本中已删去，但这里必须引出来。教条主义的倾向就是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由于世界是不断发展着的，由于世界的不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能够在任何时候机械地适用于任何地区。［30］正确地运用这些思想，不是把它们当作公式，机械地去套每一种情况，而是把它们当作对自己的感性认识发生影响作用的“前概念”，以便从自己的经验中产生出理性认识来，然后，再用这种理性认识来指导革命的实践。［31］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且适用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理论。1964年，他曾谈到要根据中国革命后来的实践经验重新修订《实践论》和《矛盾论》［32］；次年，他告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来访者，不要把中国革命的理论机械地运用于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请你们不要对我说，你们在我的书本中学到了这样那样的东西。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战争，而我们有我们的战争；你们得根据自己的战争来创立原则和理论，假如书本堆在眼前，那会遮住视线的。”［33］但是，教条主义的危险并不意味着排斥那些能够正确地根据感性认识创造理论的思想家的作用。毛泽东在1958年写道：理论是“在理论家的头脑这个主观世界中的结晶”［34］。第二年他又说：“办不到的，勉强办，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变成了主观能动性。”在同一次讲话中，他作了这样的概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是规律，是从物质反映来的”［35］。毛泽东认为，虽然新的思想是在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阶段产生的，但“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毛泽东在这里把感性与实践等同，他接着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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