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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下葬。由于亚伯拉罕的地位特殊，后来众人模仿也就成为了习俗。这是我的一个推测。　　就葬俗我发现除了特征明显的“悬棺”之外，中国还有一些介于悬棺和普通土葬之间的现象。比如我老家和四川羌族等地区实行一种相似的“窑葬”。（羌族）所谓“窑葬”就是在一面坡跟处用石板固定一个小窑洞，死者不用任何棺材躺放在其中即可①。这种“窑葬”没有高度，甚至就在路边，封口。我老家多丘陵地貌，一般多在坡跟打窑为墓，但使用棺材，外观与一般坟墓同，封口，坟脚头处放石头，现多改为砖头。但中国许多地区的墓坑方式却与西方相同：直接向地下挖坑下葬棺材，称“明坑”，比如平原地区只能如此，但他们通常会把坟头整为圆锥型，并且在最上面放一个石尖。　　中国古代也有零星陶棺葬俗，南北都有发现，但多为上古时代。　　根据日本学者工藤原男先生的调查，他认为羌族是火葬、土葬和水葬并行，并且火葬传统非常古老，当在佛教传入之前。（《羌族历史文化研究》P238）　　我同样在电话中问及母亲家乡旧时石头的崇拜情况，除了坟头摆放石头外，当地似乎没有其他明显的石头崇拜痕迹。但是她最后提到一个重要的线索，我们邻居家的男主人年轻暴死，后来他们家盖房时为辟邪曾经在门顶上放置了一个“石敢当”。我常到他们家去，也有这个印象，但这个“石敢当”实际上是一块砖头上写了“石敢当”三个字而已。想必是石头雕刻花费巨大，他们就从简了。这次朋友李冰替我到羌族地区的调查也意外发现了一个“泰山石敢当”，是用真正的石头雕刻的，据说已经相当古老，功能就是辟邪。经过深入调查，我发现嵩县竟然也有“泰山石敢当”。　　嵩县区域内坟头的石头摆放不仅形状上有小的差异，而且有特别的含义，但质量却全部都使用当地山上的一种石料：“料礓”。这个“料礓”在许多地方替代了石头。比如嵩县境内的传统民房为土墙，但是一般会在山墙最上部用料礓石装饰。“料礓”是种很难整合、外部构造不规则的石料，假如没有特殊的要求是没有人选它做墙的。　　说到嵩县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不知道以后是否会找到相关的联系点。日本人有使用槲叶（属于山毛榉）包装食品的习惯，每年从中国的进口量为十多万箱（每箱3000叶）。嵩县占了全国槲叶出口量的一半。我想日本是个讲究历史的国家，但我尚未找到日本人使用槲叶的传统是否与中东有关。但令我吃惊的一个事实是，此槲叶在嵩县境内只有车村乡（与白河乡接壤）一个地方生产，别的乡镇没有槲叶或罕见。是古代曾经被有心人专门集中培植在车村乡这里，还是因为这里因为有槲叶才聚集了一批喜欢的人，而这些人恰好与日本人有着相同的饮食习惯——用具有清香味的槲叶包裹食品祝贺男孩成年？我暂且没有答案，但这些“巧合”难道不是特别有意思吗？　　我在阅读《羌族历史文化研究》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与河南老家相近的一些痕迹，这令我既惊讶又迷惑。其实这些迷惑使我有更多的推论——即便是远在河南的嵩县也与千里之外的四川西部阿坝地区的羌族人有隐约的文化联系，说明中华民族本有相似的根源。居住偏僻使羌族人成为古老的民俗博物馆，可通过他们印证昨天解释祖先来源。　　羌族人形容“带孩子”用“引”字，我老家方言中也称“生孩子”或“带孩子”为“引”，比如说“她引了五个孩子”意思就可能是“她生了五个孩子”或者“她带了五个孩子”，普通话中“引”并无此意。不过嵩县人表示畜生“生育”有另外一个词汇：“勃”。“引”表示“生育”时只用于人类。另外一个相同的字是，羌族人称成材的木头为“料”，我老家也同样称那些有用途的木头为“料”。四川人一般称“玩儿”为“耍”，嵩县同样不用“玩儿”而用“耍”。嵩县称呼孩子为“娃子”或“娃子蛋儿”，普通话中无此词汇，但四川地区却有“娃子”的说法。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利未记（5）

对于一些野生食肉动物我老家那里称呼“老巴子”，但是听说四川的土家族才这样称呼“老虎”，并且是对他们祖先“巴”的纪念。　　河南嵩县还有许多与普通话根本不接轨的语言，比如称“头”为“抵脑”，称“蹲着”为“股斗”，　说人“漂亮”用“袅”，对于男性则用“排场”代替“英俊”，“生病”是“不美”，“上厕所”为“做点啥”。类似的奇怪话还有更多，几乎完全为汉语普通话之外的另外一种语言体系，在青年时代我在老家完全使用这些本地语言，后来我带外地的朋友到我老家，我讲当地话他竟然完全听不懂。当地人排斥普通话，称呼讲普通话的人为“烧包虫”，这种排外的习惯或许是当地土话保持千年不变独成体系的原因所在。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在外地不通行的文字正在当地逐渐消失，以后恐怕会更因为电视广播的普及而彻底消失。传统与现代化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在今天抢救民俗并使用民俗去寻找祖先的根源，恐怕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了。现代化继续挺进一个世纪也许一切便会荡然无存，那时候想再找寻祖先恐怕会比今天更难一倍。　　还有一些关于植物的习俗嵩县与羌族也接近，比如某些特殊节日要烧柏枝驱邪等。　　《羌族历史文化研究》记录的“周绍琼葬礼纪实”几乎与我河南老家的风俗一模一样，比如，死在家里的人停放堂屋，死在外面的不能进家门；起棺的时候摔碎瓦盆，并且路上抬棺不能停歇，亲人在路上“不能哭泣以防打搅死者灵魂”，亲人要下坟墓去查看墓下情况等等。类似细节上的接近非同一般，河南嵩县与羌族肯定有族源上的联系。　　两者的婚姻与生育也一样有相通之处，但也不是完全相同。　　书中所列羌族特征与我家乡最突出的差异是在建筑方面，两者完全不同。我家乡传统使用土坯墙基，顶部为草和瓦比较多，而羌寨中的房子全部为石墙土顶。羌族人喜欢在房顶上放置一些石头雕刻的动物辟邪，如鸡和猪（或狗）等。但是河南嵩县房顶上一般放置两种动物：“兽”和鸽子。也有人说，“兽”就是“寿”表示“吉祥”，其实我看“兽”或“寿”的形状实际上为一个缩短的“龙”。“鸽子”的造型确实为鸽子无疑。至于这个“鸽子”为什么作为图腾飞上嵩县人的房顶，我想到了以色列人祭祀时使用的鸟：斑鸠和鸽子。　　嵩县境内似乎不善石雕，许多物品都用陶瓦替代，房顶上的“寿”和“鸽子”即为陶质。嵩县境内的瓦当饰纹中的一种为三角滴水　，多为花，可能为梅花，屋檐每端用一个“猫头”，“沟沿”　上一般为植物造型。　　嵩县地区有用土夯造墙的，每驳为大约一尺高一丈长的立方；此外还有一种更讲究的方法，是打土坯，每坯大约10公分高，50公分长，30公分宽，盖房十分结实，几百年也不会坏。解放前用砖盖房的极其罕见，一般为大地主才有如此享受，土坯即为高档。当然了，这是起码50年前的景况，现今人们不仅住砖瓦房，而且多住现代多层楼房了。　　羌族地区有花样繁多的“云云鞋”，我老家同样有许多绣花鞋。但据我母亲说，最常用的花型为桃花、莲花、石竹子花和菊花。古代剪纸和绣花想必是每个女人必修的课程，我这代人也很熟悉，我自己幼年也喜欢传统“抨花”——一种比较简单易学的替花样方法：在原花样上面放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轻抹，最后即凸出花样，然后剪样绣花既可。　　在《羌族历史文化研究》206页看到这两种习俗令我感到十分亲切：每年农历8月14是山王节，18岁以上男性都参加。要在庙内杀一只大肥羊祭祀山王神，羊肉煮成“汤锅子”（既清炖羊肉），各人自带调料和“锅盔”，人手一碗盘腿而食。这正是我老家最常见的一种早餐：清炖羊肉汤，并且我们也称配羊汤的正宗馍为“锅盔”——一种一面烤焦的发面饼。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在“游戏”一节里，作者叙述了一种称为“丢窝儿”的游戏。　　参加者先准备一枚铜钱和一些核桃，在地上画两条相距2米的平行线a、b。在直线b外侧画一条大约10厘米的小坑。先争头家，每人出一个核桃作为赌资，然后站在直线a的外侧向b扔铜钱，谁的铜钱距离b最近谁赢。最后开始“丢窝儿”。有两种规则：一种是“满打满吃”，谁先把铜钱扔进坑内谁就可以向每个人收取一枚核桃；另外一种是“打恰”，谁站在a的外侧把铜钱扔得距离小坑最近又没有掉进去，并且是在b的外侧；谁就可以得所有的核桃。　　以上的“丢窝儿”正是在我老家那里在春节时才玩的游戏，可以一直玩到正月十五，在其他日子玩会挨骂为爱赌。我儿时就很喜欢这个游戏。赌具和羌族完全一样：硬币和核桃，绝对不用其他东西替代；规则基本一样，尤其场地完全相同：两条直线和一个坑。实际上有关这个游戏我们分两种，一种为核桃赌资，另外一种完全为硬币。核桃的游戏坑大，硬币为赌资时坑小，后者赌博性质明显。但我们称这种游戏为“泼窑儿”，“泼”与“丢”意思相同。这种古老质朴的游戏随着各种现代娱乐活动的丰富在我这代消失后恐怕将会彻底销声匿迹，如今在嵩县已经不见了。　　其他与羌族地区的习俗还有许多点点滴滴的相似之处，不再一一罗列。书中所列羌族游戏，多在我家乡可以看到痕迹。但这些在今天的老家却再也见不到了，社会的习俗实在是变化很快，也很彻底，旧的习俗只会在极其偏僻不发达地区流行并保存的道理昭然若揭。今天在不同地区寻找一些相似的风俗与文化遗存可见有多么的艰难。我追述的祖先历史多在3000年前，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只要经过30年左右就已经“人是物非”了。　　在《羌族历史文化》中，工藤元男在《流传在中华世界周边地区的禹的传说》一文中认为：“遗存（二里头文化）大多数分布在河南西北部的颖水上游和洛阳附近的伊水、洛水下游地区以及山西省南部的汾水和涑水流域，这个地区也是夏文化的传承区域。”　　假如此归类准确，并且我们也把羌族归为夏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则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轻松的解答了。工藤原男同时指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和殷代羌人分布地区相重合这一点很重要并值得注意。”这一点是否更证实了殷商与夏朝因亲缘关系而同时并存的特殊现象呢？　　当我看到《嵩县大观》中对嵩县的解释，就更加肯定了羌族与嵩县地区可能有的文化联系。许多人怀疑羌族即为古代所谓“戎”人，他们从西北南下的可能性很大；而嵩县则恰好在春秋时有“戎人”从甘肃迁于嵩境的记录！　　学者俞伟超先生说，“西戎和羌人无论就其祖源或是从春秋、战国及西汉时期的关系来说，都是属于同系的。”　他还认为诸戎大约都是从羌中分化出来的，皆与夏人有关。《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种类繁织，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①　　因此，嵩县境内存在着“夏禹在嵩境治水娶妻的故事”（《嵩县大观》P2），而羌族人一直都认为夏禹是羌族人的祖先，也就毫不为怪了。　　请大家注意一点，实际上这里我是拿家乡作为中原文化的代表来做的比较，因为我熟悉那里。以往被我看作穷山恶水的嵩县除了“仰韶文化”之外，境内同时还有“二里头文化”、“红山文化”等39处古文化遗址，可见其文化渊源的久远。　　同时我还补充一点，处于偏僻落后地区的人们，不仅思维方式和现代人不一样，而且行为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只有经受过两种文化熏陶的人或许才更有体会。我的青少年时代完全是在一种相当原始蒙昧的状态下生活过来的，有过万物有灵的原始众神崇拜阶段，甚至去神庙拜过药（实际上是大庙的墙土），吃过神汉的符咒灰水等。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们有太多的禁忌和敬畏，很容易成为传统道德社会；民众呈现出极端的愚昧状态，他们顺从命运，有人用一些现代人看来很荒唐的理由和行为就能让大众信服，一般群众有着极其脆弱的犹如含羞草般敏感的心理反应，它还影响到其他的一些社会表现，这是破除迷信之后的发达地区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我常说，我没有看到过真正好看逼真的古代电影，因为我知道“古代人”的行为和表情与今人根本不同。我经历过的童年生活从某种角度讲就是“古代人”的生活。今人无法想象其特殊的逻辑与单纯的思维状态。但是仅仅过去二、三十年，那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逐步走向了现代化。我在面对这些变化时总是有矛盾的心态，怨其变得太快，更愿其快变。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利未记（6）

研究原始崇拜者的心理特征可对现实社会也做出一些相应实用推论。比如中国整体脱离原始崇拜的时间之短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相对于一般意义上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中国人整体是原始崇拜者（以我对河南家乡的体会）。尽管中国长期一直有佛教与道教传播，但实际上无论何种宗教都未能彻底征服过中国人，即便在信奉佛教或道教的同时，许多人也是多少带有一定的多神原始崇拜特点的。这一状况直到“文革”的“破四旧”时才有相对的减弱。　　就色彩喜好而言，中国人多以红色为喜，白色为丧，尤其汉族如此，我老家同。这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与以色列文化中去，那里红、白分明。但中国并非所有地区都以白为丧，许多民族喜欢白色，如朝鲜、蒙古族，还有南方一些少数民族，都崇尚白色。欧洲人也崇尚白色，意为纯洁。　　以色列人崇尚白色。“上埃及被认为是红色的，下埃及被认为是白色的”①。但是上埃及的王冠是白色的，下埃及的王冠是红色的②，红白两色的王冠被认为是统一埃及的象征。这些错综复杂的色彩也是一种对远古历史的传承。　　划旱船是国人中比较流行的从春节到元宵节期间的庆祝活动之一，主要在汉族地区兴盛，嵩县亦然。据说最出名的划旱船是在山西一带，并且此风俗可以追溯到夏朝。这么说确实应该有埃及古风了。在古埃及，何露斯为一王子，父王被篡权者杀害后何露斯为父报仇夺回了王权，因为在整个活动中，划船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故而之后的每年大节埃及人都要举行一次象征性的庆祝活动，每个法老登基之日也都要重现船上的一幕，后来就简化为划旱船。久而久之划旱船就逐步演化为单纯的娱乐喜庆活动了。　　由于《圣经》的核心是闪族人，并且是犹太人保存和续写了《圣经》，使得看起来《圣经》更象是一本犹太人族谱；造成了苏美尔（Sumir）很少出现在《圣经》作者的视野之内。《圣经》大量信息是有关犹太人的，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都在两河流域之外，或者说在两河流域之南的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埃及，所以苏美尔人自然不在以色列人关心之内。但按照《圣经》的推测；苏美尔人很可能也属于“闪族”，要么我们说，他们直接属于挪亚之后，但绝对不能说他们是犹太人。　　除了夏、商、周之外，“仰韶文化”是构成中华民族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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