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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三条攻击线（第1页）

6月初，郁闷的薛岳从河南回到武汉。

关于兰封之役，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曾向军委会发电，要求枪毙桂永清。在他看来，兰封最后的被动完全是桂永清和黄杰两个人造成的。否则的话，孙连仲和汤恩伯能打出一个台儿庄大捷，他薛岳有何不能把同样孤军冒进的土肥原贤二的脑袋削平？电报到了蒋介石那里，他看完还是压下了。

韩复榘可杀，桂永清不可么？

最后倒霉的只能是资历相对比较浅的龙慕韩。

其实，龙慕韩是黄埔1期出身，以前是汤恩伯的部下，也是大战过南口的，算地道的蒋介石嫡系，所在部队又是打响淞沪会战第一枪的第88师。但在不杀一个人不足以平四周尤其是薛岳的愤愤然时，龙慕韩的人头被取了下来。

桂、黄二人只是撤职查办。桂永清从此退出抗战一线，后来做了驻德国和英国的武官，坐观欧战风云变幻去了。至于黄杰，倒是在抗战后期实现逆转，辗转出任第11集团军司令，率部进行了滇西缅北反攻战，打了包括龙陵围歼战这样的名役，洗雪了在兰封的耻辱。

6月的武汉，已经热得叫人心烦气躁了。但中国人必须在这个夏天冷静下来。

蒋介石特意叫人在军委会的那幢褐色小楼里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空调。在他看来，这是必须的。他没法想象在一个浑身冒汗的地方大家会安下心来讨论问题。蒋介石对细节是很看重的。

这次军事峰会用了不长的时间检讨徐州和兰封之战，随后便是商讨接下来的武汉会战。

作战厅厅长刘斐先讲了进入夏天后的敌情，情报厅厅长徐培根补充了最新得到的情报。

军令部长徐永昌提到中国军队这一次尤其需要注重阵地的纵深配置，但遭到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的反对。切列潘诺夫认为：这样做的话，虽然从阵地攻坚战的角度来说没问题，但本质上仍是层层防守，尤其不能破坏日军的节奏，顶多叫他们费些力气而已。他希望中国军队在一些地方主动出击，在日军还没有行动前先发制人，袭其后方或者侧翼，打乱日军按部就班的进攻节奏。

蒋介石觉得这是下面的事，对于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讲清“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这个策略。武汉地形本身就非久战之地，加上上海、南京战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不可能再做孤城斗兽。至于切列潘诺夫说的，他觉得，在没解决纵深阵地配置前，中国军队不足以跟日军打对攻战。

但苏联人也确实提醒了蒋介石，所以他又说：“如果说徐州会战是一次内线作战，那么接下来的武汉会战就是一次外线作战。”后来，在会战期间，每次作战计划中都点到“无论状况如何变化，我军务必立于外线地位与敌作战，确保机动之自由”。

从职务角度来说，在这样的会上，作为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应该话很多。但现实是：何虽资历极深，但却是个特别谨小慎微的人，蒋介石在场的情况下，他通常很少表态，一如相声里捧哏的，张口就是“嗯啊这是”，最后一句：好的。他能放开，但不是在这样的场合。何应钦是如此的小心翼翼，用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的话说，在探讨军事的会议上，何应钦是个与作战方面的问题毫不相干的人。

何应钦如此这样，除了性格原因外，当然还有政治上的因素。按张发奎的说法，自1927年以来，蒋介石就没善待过何应钦。何虽然官位很高，但却早就不被蒋介石视为自己人，因为有一次当蒋的政敌逼蒋下野时，何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后来又有“西安事变”何欲取蒋而代之的传言，所以蒋基本上放弃了何。

如果没有八年抗战，何应钦一定是个完全悲剧而平庸的人，仅仅因为代签过《何梅协定》就会叫他的人生暗淡下去。但抗战的到来，给了他一个逆转的机会。当我们在谈论何应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关于何到底是不是“亲日派”这一点，前面已经分析过，简单地说他亲日是没有道理的。

何在中日开战前一个月，曾跟中央社特约通讯员吴醒耶交过心：“……我不能不对你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军政部长，对国家存亡的大计，负有责任，不允许意气用事，轻易把国家的命运孤注一掷；同时，我又是国民一份子，古人言，‘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何某也何至于无耻下流到甘做亡国奴啊！所有这些，是我何某内心的话，一切外间流传的‘三月亡国论’，什么‘不抵抗论’等等，究竟从何而来，谅你必可思过半矣。”

抗战这一年来，位于国民政府军事中枢的何应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棱角，但也确实兢兢业业，在中国军队屡败屡战的情况下，显示出了自己的意志，让以前的种种指责化为乌有。

在这个会上，何应钦虽然谈得不多，但还是点到了一处：怎么在战斗中避免日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这三样。他觉得，相比于上海和徐州战，武汉周围的地理会更有利于中国军队，江北是大别山脉，江南是幕阜山脉，会影响日军坦克和重炮的使用，而且鄱阳湖畔的赣北山区多雨雾天气，不利于日军飞机行动。

蒋介石最后把豫南和赣北定为硬碰硬的地区，大别山东方、北方皆为正面阵地，要江北第5战区的部队死守，也就是孙连仲第3兵团和李品仙第4兵团。孙、李兵团暂由白崇禧指挥，因为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在武汉疗病；薛岳被任命为第1兵团司令，跟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在长江南岸作战。为此新建立第9战区，包括湖北长江以南的部分，以及江西东北部和湖南全部，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第9战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薛、张两兵团。

这就是即将爆发的中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会战——武汉会战中国军队这边的骨架和班子。

陈诚身兼两项重要职务。抗战爆发后，陈节节上升，除上面的职务外，此时还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湖北省主席、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在珞珈山继续训练中高级军官。此前在淞沪，他的表现中规中矩。陈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有限，不适合当集团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这样的角色，更适合做个需要组织全局、明了战略的战区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一职，具体事由副司令罗卓英干），比如现在这个角色就对了。

陈诚是东征陈炯明时因指挥炮兵有方而纳入蒋介石视线的。后因对蒋的忠诚和对己的严格而受到重点培养（如果从星座的角度去探寻，1月4日出生的陈诚刻板、稳重、保守，符合一切摩羯座的特质）。1935年出任武昌行营整编办公室主任是他的转折（负责整理蒋介石手中的军队），超过蒋介石刻意栽培的出身黄埔的胡宗南。

除了胡宗南这样的独立山头外，黄埔系将领此时基本上分成两拨，一拨追随陈诚，一拨追随何应钦。追随后者的非常松散。因为何不可能再有政治前途，所以跟何关系密切的人，一般来说仕途或军旅上升势头会很快停滞，除非像王耀武那样的人，既会运用人际打通关系，又能在战场上用实实在在的战绩说话。但能有多少王耀武呢？追随陈诚的，则构成稳定的“土木系”，他们属于有希望的人。

陈诚指挥的是薛岳和张发奎两个兵团。

上海战时，他们就在陈诚手下，分别担任左、右翼部队总司令。私下里，这俩粤系将领跟陈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有个主要原因：陈当初由浙军投奔广东国民革命军，最先落脚的地方是粤军第1师，这个第1师就是后来的北伐铁军第4军，而张、薛都是第4军出身。所以后来当陈开始上升后，一直保举薛、张二人。

在中国应对随即到来的武汉会战时，长沙的一位叫邹炳蔚的老人说：如倭寇侵入武汉，我当赴水死，以使亲友同仇敌忾。

此时的东京，箭在弦上，为攻略武汉，计划向华中增兵40万，新编兵力24万，投入33亿日元的战争预算。无论从兵力估算还是从军费预算上看，数字都是空前的。在日本军部看来，攻占武汉具有绝大的价值，是摧毁中国抵抗意志进而迫降中国结束战争的最好甚至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乐观的东京参谋甚至认为：只要一打下武汉，国民政府就会迅速地向日本求和。

日本人认为：控制了作为中原地区的武汉（当时中国最大的内地城市），再拿下广州（切断中国的海路国际补给线），就可以完全“支配中国”。这个观点出自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也就是情报部。情报部长是本间雅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新潟县人），他手下的情报课长是个叫渡边进的无名之辈。这个明显夸张的论断来自于渡边，而他的上司本间雅晴居然就信了。本间身高一米八，是当时日本将领中最高的，但并不意味着是智商最高的，虽然后来他在菲律宾大出风头，并把那个叫麦克阿瑟的打跑。

日本的海军本来总跟陆军对着干，但这次却坚决地支持陆军的武汉攻略。原因很明显：打武汉，其中一条攻击线必然是长江。如此一来，海军就又可以掺和进去了。此前，在青岛，两军已经闹得很不愉快。徐州会战尾声，海军又不顾上面的命令，擅自决断攻占了连云港。而占领连云港的任务，按计划，本来是应该由陆军第101师团负责的。

1938年4月，东京樱花的季节，陆军参谋本部的两名大尉领衔策划武汉攻略计划。

这两个人，一个是去年跟公平匡武来中国“旅行”的井本熊男，另一个叫今冈丰。前者是高级作战课员，后者负责兵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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