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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版前言（第1页）

“啊，要是有谁用录音机采访过耶稣基督，记录了他的声音、思想和语言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带着摄影机采访过拿破仑就好了！”

不乏雄心壮志的奥里亚娜·法拉奇当然要当那个“人”。在她的同时代人中，很少有人能无视她那刨根究底的好奇心和她把提问突然转变为指控、争辩和诉状的能力。那些在古代历史上不可能做到的事，她在采访20世纪下半叶的关键人物时做到了。她呈现给我们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画廊，展现了当时国际上的主要人物：当权的和在野的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和独裁者，人道的和平主义者和斗士，精神领袖，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这本采访集中，世界历史变得人性化和具体化了。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们的个人故事、他们的痛苦和梦想、他们的恶习、他们的软弱，甚至他们令人恼火的平庸都被暴露无遗，使历史变得生动而活泼。世上有权势的人中，很少有人敢于抵挡她的围困和咄咄逼人的要求，因为这些采访的导演和作者——法拉奇已经赢得了国际声誉和权威，她被公认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她被派往世界各大洲，亲眼见证了血腥的冲突、内战、政变。她对领导人的提问不是“冷冰冰”的，不是来自记事本中的抽象问题，而通常是来源于这个战地记者的个人回忆：在核大国的总理或将军面前，在美国国务卿或第三世界的军事独裁者面前，虽然手中只有记者的笔记本，但她始终是同轰炸的受害者、被压迫的人民、身陷囹圄的反对派、被折磨和遭杀害的持不同政见者融为一体的。她的发问是整个人类对权贵的清算。

把这些采访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审视非常重要。上个世纪70年代的很多方面，包括沟通的规则、新闻风格和习惯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在那个年代，很多政治家认为对大众媒体保持缄默是与他们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职责，把审慎视为自我保护，他们遵循谨慎的规则以保证自身的形象。30年后，采访变成一件貌似容易却被滥用，因而必然到处泛滥的事。很多政治家变成了小丑，他们的形象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视脱口秀人物。他们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向公众讲述自己，像是在不断地表演下流而令人作呕的虚拟脱衣舞。而“风云人物采访记”的时代不是这样。那个时候，对于女记者法拉奇来说，每一次会晤都是一项成就，一个被攻克的堡垒，一条独家新闻，一座不易接触到的信息宝库。为此，她像要去进行一场决斗那样训练自己，为这些采访做准备。她使用各种武器来对付她的猎物——从女性的诱惑到拉拢，从挑衅到嘲笑。她是一位爱挑剔的、无礼的、叛逆的对话者，必要时，她知道如何激发被采访人的仇恨、妒忌、怨恨和个人报复，形象地把他们置身于相互对抗之中。她与越南战争中互为对手的亨利·基辛格和武元甲将军平行进行的对话，或者对果尔达·梅厄和阿拉法特、英迪拉·甘地和布托的采访都是记者“玩弄”三角传递控告的典范，上演了一场又一场强大对手间的远距离较量。

在那些采访中，在事件的叙述中，我们找到了现代历史的根源、越来越公开的冲突的由来和如今还在付出代价的战略过失。阅读这些篇章会产生奇妙的视觉错乱，好像穿越一条古老的哈哈镜走廊。有一些谈话似乎近在眼前，涉及的话题颇具现实意义。例如，在石油价格上涨130%的第一次能源危机（1973年10月）后不久，她对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亚马尼酋长进行的采访。另一些事件则似乎离我们很远，但却不乏教训。例如作为希特勒反对者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纪念纳粹对犹太居民区的大屠杀活动中下跪的举动，以及他的解说：“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认罪，而是因为我想和我国人民在一起，也就是说和这样的人民在一起，他们当中也出现过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那个举动不仅是针对波兰人的，而且也是针对德国人的。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如今这些话已经被遗忘。在当今的时代，很多大国或中等国家的领导人——从美国到中国，从俄罗斯到伊斯兰世界——似乎对各种负罪感都产生了免疫力，他们厌恶自我批评，并患上了危险的历史健忘症。法拉奇认同在西方诞生的普世价值，即自由民主、人权、新闻自由。也正因为如此，一旦获知西方与它的原则陷入明显的矛盾时，她不能接受言行不一，不能表示宽容。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对话时，她控告美国“以自由的名义，支持所有扼杀民主的人”：从西班牙的佛朗哥大元帅到智利政变分子皮诺切特[1]，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法西斯独裁者。她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强权政治面前感到可怕和愤慨——他早已决定美国从印度支那前线撤离，但是却继续让美国青年去送死（更为了屠杀越南人和柬埔寨人）。但法拉奇对战斗在对方阵营里的人也不心慈手软，实际上越南的领导人含蓄地指控她受到美国的操纵。所有接受她采访的权贵都认为她是个令人不快、让人生疑、难以控制、不受欢迎的人，这也是她的职业命运，因为法拉奇没有选择做一个“宫廷肖像画师”。

在每一个采访记前面写的周密而有趣的开场白里，她不放过每个富有内涵的细节。为了对即将遇到的人物形成完整的概念，她让一切都呈现在读者的视野中。她详尽地描写了阿拉法特的卫队中那位金发碧眼的“美男子”卫兵，把他定格为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情人之一。她对阿拉法特本人严厉而无礼，毫不犹豫地去粉碎他的神话；她觉得此人令人失望，因此将他所谓的超凡魅力诠释为媒体的炒作。后来，人们看到了阿拉法特死后给巴勒斯坦人民留下的可怜的政治遗产，和他本人的神话在他自己人中间的迅速破灭。这是法拉奇凭直觉提前击中靶子的例子之一，几乎是未卜先知。

对一些女士，她会马上表露出同情，一种本能的声援，并公开选择站在女权阵营一边。她认为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是位“非凡”的女人，她那“令人恼火的谦虚”，使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甚至能发现梅厄的那些女性特征和某种形式的美，她驳斥对梅厄的庸俗的男性嘲讽。她向梅厄提到的一个问题透露了法拉奇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个女人要取得成功，必须干得出色，远远胜过男人。”事实确实如此，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已感同身受。关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掌权妇女的孤独感、家庭生活的巨大牺牲和女性观察历史的能力。法拉奇抓住了英迪拉·甘地在一个妇女状况仍处在悲惨而落后的国家里掌权所具有的重大象征性意义：“女人不可能不由于她的巨大胜利而感到宽慰和扬眉吐气，因为这种胜利否定了任何为父权制和男人统治进行辩护的陈词滥调。”英迪拉，其子拉吉夫·甘地，布托总统（贝娜齐尔之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这长长名单中这些被采访过的人。后来，他们都遭到了暗杀，以悲剧而告终，他们的鲜血随着这些王朝的命运流逝，但直至今日仍未解决的民族和宗教争端则留下了不光彩的印记。

这本采访集中对意大利要人的采访很少，也很宝贵。这不是因为法拉奇不爱自己的国家，而是因为她有更广泛的兴趣，还有职业的其他优先选择。另外，她费劲地去解读意大利，厌恶对政治进行无益而细琐的分析。在采访社会党领袖彼得罗·南尼时，她一开始提出的问题：“阿瑟·施莱辛格谈起意大利人时就会说：要是你们自己首先不能理解你们自己，那么谁能理解你们呢？参议员南尼，我来到这里，就是请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和意大利今天发生的事情。”这明显地表明了她的不能容忍。在罗马这个政治小天地的迷宫中，法拉奇对阵营有自己的选择：她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也是个坚定的非共产主义者；她不信任天主教派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敌视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包括乔装成极左的否定一切的年轻人）。她善于痛斥意大利共产党的弊端：“在那个时候，意大利共产党人与一个非共产党人讲话时有着一种可憎的习惯：用讽刺或迁就来对待他，似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灵魂附体，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启示的傻瓜。”但是在道德高尚的乔治·阿门多拉面前，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并对他的知识分子的耿直表达了敬意。作为一个反对党领导人的阿门多拉敢于说出：“请注意，我经常跟年轻人说，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像今天生活得这样好，至少过去一直过着比今天更糟的日子：他们一直生活在更糟的条件下，吃得也更少。我年幼时，在卢卡尼亚地区，每人每年平均消费一公斤肉。卡普里岛的妇女光着脚走路，从马里纳背着一袋袋的煤走山路。我们说实话，意大利过去从来未有过如此广泛的自由。”这番不含煽动性、无哗众取宠之心的告诫令她钦佩。

在她的序言中，法拉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她的游戏规则、所遵循的原则和对新闻工作的看法。她坚决拒绝持中立立场，认为遇事明确表态是自己的责任。这种态度来源于她那当主人公的意识，如同另一位意大利伟大的记者因德罗·蒙塔内利[2]，法拉奇从来没有让自己“置身度外”。在采访记中，她本人就是其中的角色，总能清晰可见。这一点与这个职业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思想完全对立。对于被采访的权势人物，她既感到有吸引力，又感到厌恶，因为这些对话者是她解读历史过程必不可缺少的，同时又是她所深恶痛绝的统治和欺压势力不可分割的部分。她说“我把权力看成是不人道和可憎的现象”，从这里可以看到她绝对偏爱叛逆者、反体制者和抵制现行秩序——尤其是那种建立在专横和暴力基础上的秩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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