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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阿门多拉（第1页）

乔治·阿门多拉1917年11月21日出生于罗马。1974年1月接受奥里亚娜采访后，他继续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任职，但是也培养了自己对写作的爱好，出版过重要的作品。1980年6月5日，因病在罗马逝世。他去世后几小时，他的法籍妻子热尔梅娜·勒科克因悲伤过度，相继离世。他们是在他流亡巴黎时相识的。

我想从他那里知道的事情很多。任何一个非共产党人想从一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那里知道的，自1974年以来的一切事情我都想知道：要是就离婚法举行公民投票，意共会采取什么态度；当时议论纷纷而又未必可行的历史性妥协的实质是什么；意共与社会党人之间，与那些认为意共精神不振并称意共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议会外的极左小组之间是什么关系；最后，还有它与苏联的关系和自由问题。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表现出独立于莫斯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它所说的不抛弃多元制？的确，30年来他们几乎一直玩弄着民主的把戏，当反对派也当得不错，但是，要是进入政府参与掌权，他们还会这样干吗？这样干是他们的策略呢还是出于真心？贝林格基本上缄默不语，他当时羞于见人，不接受采访，需要1976年那样的大选才能看到他露面，与新闻界接触。如果想得到我所寻求的东西，那么，必须求助于别的人，这个人就是乔治·阿门多拉。因为实际上他是唯一的一个不缄口、不害怕回答最棘手的问题的人。

他作为人，作为一个要人，我尤其想了解他。我认为他是意大利最使人感兴趣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富有传奇色彩，难怪在一些很受欢迎的书里记载着他的故事。他是极伟大的自由党人乔瓦尼·阿门多拉和非凡的女杰埃娃·科恩的儿子，他出生于和成长于一个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家庭，因此，他是一名没有共产党先天特征的共产党人。20岁以前，他也是一位自由党人，在他转变为共产党人之前，人们猜测他至多会参加“正义和自由运动”。他是贝内代托·克罗齐的学生，也是加莱亚佐·齐亚诺[1]的朋友。他与贾恩卡洛·巴叶塔、隆哥[2]或斯科奇马罗[3]这些人不能相提并论。无论从哪方面说，他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充满出人意料和离奇的事情。作为反法西斯战士，他战斗得不错，遭到过驱逐和流亡。他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参加了抵抗运动，不久便惹人注目地、令人痛心地成为抵抗运动领袖之一。此外，他还参加了拉塞腊大街的行动。为此，德国人制造了阿尔德阿蒂内惨案进行报复。[4]从1940年到1945年期间，意共的根基是如此稳固以至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共产党，这一点也应归功于他。但是，他的观点和行动始终保持着明显的独立性。例如，他是唯一敢于违抗陶里亚蒂的人；他忠于斯大林，但也是最早意识到斯大林主义已经名誉扫地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因而意共实行非斯大林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有人讥讽他，称他为“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偶然的。可是，看起来他是个旧式的共产党人。他给人的印象是强硬、严肃和冷淡，这也许是由于他的外表：高大、魁梧的身材，常常面带怒容，像个农民的红润脸盘，军人式的短头发以及沉重、坚定的步伐。据说，他还爱发脾气。他讲话时喜欢用指关节敲桌子以加强语气，敲桌子时声音响得像枪声。

因此，当我采访他时，他的和蔼可亲使我十分惊讶。起初我当然以为这种和霭可亲是矫揉造作，就像一位旧式教授在劝告一个笨学生，要他多学并学好一样。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印象是由于他那指关节敲桌子的声音和强有力的训斥人的声音，他说话时往往把嗓门提高到会使人惊跳起来。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只是他的表面举止，他实际上是和蔼可亲的。甚至在感情激动时，他依然显得颇有教养、彬彬有礼。我的提问没有一次使他发怒，他也从未以沉默或以外交辞令来回避我的任何提问。对于任何挑衅性的和蛮横的提问，他回答时总是耐心地进行说理，看来教条并没有束缚住他或使他变得僵化。“你们共产党人令人讨厌……”“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总是摆出那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是的，是的。”关于这个细节值得多写几笔，因为那时意大利共产党人有一种恶习，在同一个非共产党人讲话时，或用嘲讽的口气，或表现出一种慷慨的迁就，似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既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又没有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笨蛋。嘲讽时而变成蔑视，迁就又变成近乎目中无人的傲慢，因而常常令人感到生气，决意不跟他们保持任何关系。当然，这个缺点至今并未完全消失，在基层仍很严重。我的看法是，越是无知的共产党员，越自以为是，在对待政敌时气量越狭窄。诚然，今天在他们的领导人中这种现象已难以找到，但重要的是阿门多拉在那时就已经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至少在跟我接触时从没有犯他的同志们的典型错误，尽管谈话的时间很长，前后三次，将近六小时。这本来是有可能使他露出真相的。

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我毫不犹豫地称它为友谊，尽管这种友谊未经过精心培育。后来由于别的原因，我们之间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在我采访他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刚刚38岁的女儿正病得厉害，数月后便与世长辞了。我知道他对此悲痛万分，便写信安慰他。他给我写了一封极好的、令人忧伤的回信。当我们失去心爱的人时，总觉得自己没有为他做足够的事，这是人之常情。正是这种由于工作而未能好好照顾自己女儿的内疚使他心绪不宁，当他知道我也处在母亲身患不治之症的悲剧之中时，便告诫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在信中写道：“对为了去布鲁塞尔而少陪她一小时的悔恨会使你受不了。”这句话像个噩梦久久萦回在我的脑海中。总有一天我要告诉阿门多拉它对我多么有用！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亲切的事。我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问世了。我给他寄了一本。他给我写了第二封信，告诉我在读这本书时他流泪了。因为他在主人公——一个等待孩子出生而又失去孩子的妇女身上看到了自己，而在孩子身上，甚至在胚胎中看到了他的女儿。他在信中写道，也许更多的人认为那本书是一首对怀疑、堕胎或爱的颂歌，而他认为是一本叙述死亡和痛苦的书。他感到有必要安慰我，因为他深信我已尝到和明白了什么叫痛苦。这次是我读他的信时流泪了。在这位粗暴的、肤色红润、冷若冰霜的男子汉身上却有着近似女性的温柔。

只用一个章节来谈意共问题即使以极快的速度也不可能保证完整。尤其所涉及的某些问题部分已成为历史或已解决。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人，人们要说的事情太多了，对于他们的疑问也是无穷无尽的。至于乔治·阿门多拉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值得谈的事情要比1974年初那次谈话中所涉及的多得多。但为了遵守我的诺言，即我的采访记应如实反映采访时发生的事情，我在发表这次谈话时也不考虑那些在那以后已发生变化，或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再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篇关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采访记，而是关于某个人的一幅画像，尽管在政治上我跟此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但我愿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再次与他并肩战斗。下面是我们谈话的正文。谈话是从阿门多拉当时刚刚出版的书《从米兰寄来的信件》开始的。我又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写字桌前，我坐在他的对面。他的办公室挂满了名画，但没有一张宣传画，也没有列宁和马克思的肖像。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首先，祝贺您，阿门多拉议员阁下，我读了您的书，竟没有感到厌烦！对不起，唉，你们共产党人通常是那么令人讨厌，你们的话是那么杂乱无章，令人难以忍受。读你们的书或叫你们讲话的人没有不打哈欠的……

乔治·阿门多拉（以下简称“阿”）：我知道。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例如，陶里亚蒂、隆哥都受到过。严肃性跟纪律一样，是我们党的一个特征，而严肃性包含着乏味。当然，在我们当中有的人更惹人讨厌，而有的人稍好一些。可是……我也曾经惹人讨厌过。多年来，我常到意大利的街头广场去发表非常令人讨厌的演讲，两小时的讲话里充满了数字和经济概念……为了避免讲错，事先我都拟出讲稿，仔细修改，在演讲前充分地预习……严肃性像个金箍紧紧地束缚着我，使我成了个“瘸子”，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撂下这根“拐杖”，较随意地讲话。您知道吗？这是不容易的，需要成熟和自信，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谁代表它讲话都会感到责任的重大。由于纪律性加上怕犯错误，使你存有戒心，担心讲话讲出了格或讲得不好，这就束缚着你，压抑着你，使你窒息……对我那本书，我的同志们原来以为不会有什么趣味，但读了它以后，他们既惊奇又高兴地对我说：“简直像读一本侦探小说！”这话使我高兴。显然，我们也能打破冰窖，并运用潜在其中的、人人皆有的财富。请相信，我们是有这种财富的。

法：尽管冰窖中存在这种财富，但你们总也摆脱不了神甫特有的那种严峻。你们总是摆着一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就像一个神甫对那些不信存在天堂和地狱的人流露着憎恨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呢？

阿：嗯，是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尽管也有例外。例如，迪维托里奥[5]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像迪维托里奥了。贾恩卡洛·巴叶塔性格外露，敏捷、活跃。我们并不是冷漠的人，知道吗？我们是充满激情的人。我曾经开列了一份名单，有关死于发表演讲之后出现的心肌梗塞的同志，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单：陶里亚蒂、迪维托里奥、阿利卡塔、罗马尼奥利、格列科……我们有大批领导人死于激情，死于工作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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