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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臣的命运 不被整死就算不错了（第1页）

七月初，李纲带兵进抵河阳。一路上看到边防设施的废弛之相，令他心惊，忍不住写了札子谈这个问题。他说：“京畿一带的汜水关、西都（洛阳）、河阳等地，原本都是战略要地，但眼下城壁颓圯，急需修治。今日修复虽晚，然而努力为之，尚可及也。”

路上他还遥拜了前代皇帝诸陵，心有感触，上奏道：“臣率师出巩、洛，望拜诸陵寝，潸然流涕。祖宗创业守成，于今二百年，圣圣传授，以至陛下。适逢艰难之秋，戎狄内侵，中国势弱，此正是陛下尝胆思报、励精求治之日。愿陛下研习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不要听到利口善言的就信，不要看到小有才而无君子之大道的就用。专心致志，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安太庙之灵，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幸甚！”

原来，早在李纲“陛辞”（告别皇帝）那一天，曾经特别向钦宗反映了唐恪、聂山的为人。李纲看到钦宗对这两人任信之笃，深怕他们专擅误国，所以在这个札子里又再次提醒。

钦宗的批答很有礼貌，内有“铭记于怀”之语，但能不能做到，就不一定了。

我们看李纲对钦宗的态度，即便是有血缘关系，也不过如此了，真是做到了千叮咛万嘱咐。所为者何？还不是怕这年轻皇帝胡闹，丢了大好江山？这样铁了心的忠臣到哪里去找？就因为李纲不善拍马，耻于阿谀，结果无论费了多少心血，无论有多大的功劳，无论群众何等拥护，在钦宗那里，地位就是比不上善于奉承的一班小人。

本来，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完善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为大宋源源不断地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官员。这其中，不乏正直之人。他们本应是体制的中坚，长治久安的保障。但是皇权制度在总体上却容不下这些忠贞之士，总要排挤、打击、甚至翦除这些正人君子，哪怕因此损害了制度本身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这种可悲而可笑的背谬现象，一直延续到晚清，当腐朽的国门再也挡不住新思潮源源涌入时，终于导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整体的觉醒——他们开始动手掘这种荒谬体制的祖坟，从此掀开了现代中国史上壮阔的一页。

回头再来说李纲的备战。他在河阳驻留了十余日，训练士卒，修整器甲，而后进抵怀州（今河南沁阳）。李纲自出师之后，就下了禁令，要求士卒不得扰民，如有抢夺妇人金钗者，立斩不饶；有捡拾百姓弃物者，黥面发配；有逃亡者，捕获皆斩。以是之故，这支队伍军纪颇严，无敢犯者。

面对金军的铁骑，李纲也动了克敌制胜的脑筋。他认为，步兵临阵抵不上战车的威力；金人以铁骑奔冲，非战车不能制之。他的部下有个叫张行中的，根据这个思路制作了战车式样图。这种战车，两竿双轮，前面蒙着皮革，在车上使用刀枪很方便。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执弓驽、枪矛、盾牌，立于两侧与敌格斗。战车结阵而行，金军铁骑遇之皆逃遁。

李纲见这东西好用，就下令赶造了一千多辆，每日督促军士演习，就等防秋之兵集中之后，以谋大举。

却不料朝廷忽然降旨，命令以前所征调的防秋之兵“悉罢减之”。李纲闻讯后，又惊又怒！河北、河东的二十万民兵如果都不让征调，那还能防什么秋？

他上了一道内容很长的奏疏力争，其大略为：今臣受命出使，离开朝廷之日不久，朝廷就尽改前日诏书，所征调之兵罢去大半。倘若金人聚兵，两路入寇，将何以应付？征调诏书下时为四月，当时已通报三省，若不同意，何不即止？今已七月，远方之兵皆已在道，半路召回，又与今春相似。一年内两起天下之兵，中道而两止之，天下将会如何议论？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而将士离心矣！抗金大事，宗社安危所系，却且行且止，有同儿戏，臣窃痛之！

李纲强烈要求各路人马请按原诏书调集，决不能误国事。

奏疏上去，毫无动静。李纲心急，又再次上疏道：“防秋之计，臣前奏之已详，现再为陛下论述朝廷不可失信之重要。昔周为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诸侯兵。恐诸侯之未必至也，举烽以试之，诸侯之兵大集，知其试已，皆怒而归。其后真举烽，无复至者。去冬金人将犯阙，诏起勤王之师，远方之兵踊跃赴难，至中途而寇已议和，有诏止之，皆愤惋而返。今为防秋之计，又起天下之兵，远方之兵皆已上路，又复召回，将士卒伍怎不离心？以军法勒令诸路起兵，又以寸纸罢之，恐以后有事再召集，无复应者矣！”

钦宗那里还是不加理会，但几乎每天都有御批，催促李纲赶快去解太原之围。

李纲只得领命，召集刘韐、解潜、张灏、折彦质、王渊、折可求等将领，在隆德府举行军事会议，约定七月二十七日诸路进兵。在名义上，李纲可以节制诸路军马，可是他手下的这一批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勾当公事等，个个都直接受御前指挥，奏事可专达朝廷，进退不受李纲约束。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一纸空文而已。李纲为此上奏说：若节制不专，恐误国事。

朝廷这次倒是下了文，明确李纲有权指挥约束诸路军，但诸将一如既往，只听皇上一人的，李纲也无可奈何。

本来兵就少，又是一盘散沙，此次去解太原之围，前程实在可忧。但朝廷宰执只以为太原城外金兵不多，这么几路人马压上去，何愁事不成？

李纲清醒的声音，倒显得像老太太的唠叨，多余。

可叹，类似这样的历史曾重演过很多次——在疯子充斥的世界里，唯有清醒者才像个疯子！

现在李纲直接指挥和配属名下的这几路人马，比过去种师道部控制的队伍，实力上要差上一大节，且在彼此关系上又不相统属，没有一个总的指挥系统。几路人马只是约期出征，倒像是关系松散的联军。这样的军事结构一投入实战，恶果立见！

各路按期出师后，先是解潜部与金军相遇于南北关，转战四日，双方杀伤相当。后来金军增兵，解潜部力不能胜而溃败。刘韐、王渊、张灏、折可求等部，皆逗留不进。其后，张灏又违反节制，派遣统制官张思正率军收复文水县，旋即又为金军夺回，张思正部死伤数万，完全溃败。

兵败如山倒，其余宋军随即被各个击破。唐恪推荐的刘韐，未经过一战，所部即因恐慌而溃败。此外，折可求部也溃败于子夏山。至此，诸路军全部瓦解，前线局面不可收拾！

李纲在军中接到败报，又气又急，身体不支而病倒，紧急中向皇上写了一道奏疏，痛陈节制不专之弊。他说：“我军分路进兵，贼以全力制我孤军，不如合大兵由一路而进。”

正在此时，范世雄带领湖南兵开抵前线，李纲即荐范世雄为宣抚判官，打算与范会合，亲自率军出击；但朝议又发生变化，一纸诏书下来，严令不许轻易进兵。

原来，宋军出师不利后，朝中主和派舆论立刻占了上风。早先宗望撤军出境后，宋廷就派了王云、曹曚出使金军营中，与金军商议说：三镇军民不肯割让，宋廷可否交纳当地租赋以代替割地。就在李纲援救太原不利时，王云、曹曚返回汴京，告诉钦宗说：金军方面基本同意这个方案。

其实，这不过是金军的一个缓兵之计，并无诚意。但大宋朝廷深信不疑，和议立刻成了主旋律，尤以耿南仲、唐恪调子唱得最高。他们甚至主张：金军态度松动，如果交纳租赋谈不成，就以割地做筹码，和议一定可以成。

在这个大背景下，钦宗才下诏，令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与此同时，议和使者奔走于道路，一派热闹。

金军的一个谎言就牵着大宋君臣乖乖地跑了。总体战略一变，人事也跟着大翻盘，原先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均势一下就被打破。不久，徐处仁、吴敏罢相，唐恪取而代之；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聂山、陈过庭、李回等得以进用。

对吴敏的打击还不止于此。言官们又提起了徽宗内禅的旧事，指责吴敏当初主张徽宗让位是秉承蔡攸的密旨。还说当初他任门下省侍郎，也是蔡攸矫诏为之。这一盆污水泼过来，吴敏简直就是“六贼”的余孽了！

众所周知，在朝中，吴敏既是李纲的密友，又是李纲的政治同盟军。所谓“李纲是蔡攸一党”的舆论就从这里而来。当初力挽大宋颓运的吴敏，现在却一身都是错了，被贬为散官，安置于涪州（今四川涪陵）。消息传来，李纲唯有叹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历代志士总也走不出这正不压邪的怪圈。罢！罢！罢！事已至此，再做努力又有甚用？他在军帐中抱病而起，写了札子呈上，乞求罢官，不想和那群小人再玩了。

朝局的这个巨变，跟那位鬼精灵的唐恪有关。起初，唐恪打好主意，要把李纲设法排挤出朝。李纲一走，再对付徐处仁、许翰、吴敏就好办了，“可以计去之”。这三个人一除掉，李纲自然也不想留，朝廷也就清静了。唐恪的阴谋进行到现在，一步一步，几乎全部实现。皇帝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

李纲连递几道辞呈，钦宗还是降诏批答不允。李纲就再次上奏，力陈自己才能不济，又得了“昏愦之疾”（视力和听力出了问题），不免职的话一定会误国事。他怕钦宗还是不批，就提起了离京前与钦宗之间“不负君臣之义”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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