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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袁崇焕炮轰皇太极（第1页）

平心而论，努尔哈赤算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在他向大明帝国挑战时，他和他的敌人都不知道，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实际上是差了整整一个时代。努尔哈赤和他的战友们使用的全部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刀矛弓箭等等，而大明帝国已经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近代意义上的枪和炮。努尔哈赤的幸运之处在于，掌握这些枪炮的是大明帝国军队。否则，如果碰上一支懂得如何正确使用这些火器的政府和军队的话，譬如，就像西班牙人对付美洲土著那样，努尔哈赤们可能早就死上一百回都不止了。

从现有资料判断，西洋枪炮传入我国的时间，最早大概是在大明正德初期，用公元纪年则大约为公元1510年前后。时人称之为佛郎机炮，原因是这种火器由葡萄牙人传入，当时中国人称呼葡萄牙人为“佛郎机”。不久，荷兰人又带来了红夷大炮，当时广东福建一代沿海民间称呼荷兰人为“红毛番”，写成文言谓之“红夷”，他们使用的大炮就很自然地被叫成“红夷大炮”。后来，中国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进口了一批西洋人制造的这种大炮，被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披红挂绿宣示于人，就被北方民间亲热地误称为“红衣大炮”。这些大大小小的枪炮和倭寇带来的鸟铳枪，大体上都属于西洋火器之属。

到努尔哈赤发起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的1618年，西洋枪炮引进中国已经一百多年。翻检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袁崇焕之前，偌大的一个中国，似乎只有三四个人曾经很认真地对待过这种将要改变整个世界的武器。这些人是戚继光、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著名的军事著作，其中相对详尽地研究了那些当时最为重要的枪炮火器。这些枪炮火器在后来的世代里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和烦恼。而透过戚继光的这些研究，我们则大体上可以窥见这位常胜将军面对这些先进武器时也曾经有过的无穷烦恼。

譬如，由于帝国君主臣民特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一言难尽的管理制度，这些先进武器的制造过程，时常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之中。其制成品在材料使用、枪身长短、口径大小、枪管薄厚、内壁光滑与否等等技术指标上，没有统一标准，基本是各行其是：

——选用材料时，没有统一的质量要求，来自各省的材料是好是坏，由验收的官员决定。如果这位官员觉得好，从地方上解运东西来的人便可以顺利交差；如果这位官员认为不好，来人的麻烦就大了，其损失可能是多方面的，从时间、金钱，到政绩、仕途。于是，彼此心照不宣，东西好坏是次要的，只要能够搞定这位官员，将东西顺利入库，便大家都是好东西，从而万事大吉；

——制作过程则大体由每一位工匠掌握，自己看着差不多就行了；决定性的因素，大概要根据工匠工作时的情形决定，如心情好或者坏，工作时正巧想认真做点儿事情或者刚好没有心情做事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到上述的技术质量等等指标；

——制成品的验收入库则由专门的太监机构负责，其运作原理和前面谈到的材料选用大体一致。只是这里需要搞定的人，由政府官员变成了宦官太监。

制作的随意使这种杀人利器在实战应用时的效果大成疑问。其最显著的后果是，使用这种武器的士兵不知道这东西什么时候会在自己的手中爆炸。

有记载说，为了对付努尔哈赤，天启皇帝在位时，曾经郑重其事地督促有关部门，仿造西洋样式制造了一批枪炮。制作成功后，专门举行献宝典礼向皇帝报喜，并在皇帝面前表演其威力。结果，为保证一次试射成功而千挑万选出来的枪，在天启皇帝兴致勃勃地注视下，轰然爆炸在那位射击的战士手中。那士兵伸在前面托枪身的手立即被炸飞到了天上，一时间，血肉模糊。

徐光启是大明帝国晚期名臣，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位大科学家之一，大名鼎鼎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是由他推荐给崇祯皇帝，并从而进入中国历史的。天启皇帝在位时，徐光启官居礼部侍郎，崇祯皇帝继位后他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其职权大体相当于今天兼管宗教、教育、外交、外贸工作的内阁副首相。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徐光启发挥过重大影响，同时，他极力主张引进西洋枪炮并大力吸收发展之。为此，他和他的学生孙元化多方奔走，以便推动最新技术的引进。他曾经黯然神伤地谈到过：由于时常受到工匠们的欺瞒，有关部门督造的枪炮经常炸膛，事故发生时，每每伤害极惨，使之变成让人闻而色变的危险物件。

同一时期，还有更加让人悲伤的记载：在帝国官场的倾轧角斗中，有人将制作试验这些火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利器，为了加害政敌，故意制造或留下隐患，在试枪试炮时引发枪膛或者炮膛爆炸，从而，有效地将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转化为虽然不知道敌人之所在，却无比阴狠地、真正看不到硝烟和充满血腥气息的战争。

在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一干人的坚持努力下，帝国终于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式引进了第一批西洋人制造的枪炮，结果，在外籍军事人员试射时，发生炮膛爆炸，当场将帝国聘请的外国军事教官和数名助手炸死。帝国决策层中对于是否引进这些武器装备和技术，发生激烈争论。好在这种争论没有得出愚蠢的结论，于是又先后两批引进这种大炮。而第一批一起进口后、试射炸膛余下来的大炮，则由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然后全部被孙元化督运到了宁远，在袁崇焕的手中，于著名的宁远保卫战中发挥正常且威力巨大。（《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九，天启六年三月；《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九，天启六年三月甲子）后来，一直有人认为，那门试射时炸了膛的大炮，根本就是因为讨厌天主教和徐光启的政敌做了手脚所致。

就这样，引进了一百多年的一种先进武器和技术，竟然在帝国制度下被运作成了这副模样。在这个悲惨的过程中，我们也就完全可以明白，在一种开始时无需理喻、后来无法理喻、最后变得无可理喻的制度下，把喜事办成丧事就是这样成了一种状态，而如何将丧事化成喜事也就自然成了帝国官员们所必备的技艺与才能。

上述情形在戚继光的时代已经是普遍现象，到袁崇焕时，几十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不止一种史料包括戚继光的著作中都有记载说，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些枪炮会不会炸膛和在什么时候炸膛，因此使用它们的士兵们便只好尽可能地离那玩意儿远一点。譬如，本来应该双手将其托举在胸前，瞄准后施放，但为了减少危险，只好用一只手抓住离枪膛尽可能远的部位，然后，扭过身子，将枪朝后远远伸出去射击。至于是打到天上还是落到地下，已经无法顾及。

这些早期铳枪只能单发，临战阵时填充弹药是个麻烦。因此，典型的西洋战法是：枪手排成方阵，第一排采用卧姿射击，第二排为跪姿，第三排为立姿，射击后迅速与后排战士交换位置，退到后面填装弹药，如此轮番射击，形成密集的杀伤火力。与此时代相差无几的西班牙殖民者就是用这种战法杀进了南北美洲。可能是因为帝国文武自我感觉过好的缘故，似乎从来没有成建制、成系统地引进过这些，在零星引进这些武器时，也没有同时引进与之配套的军事理论。于是，这些武器与诸葛八卦阵杂糅起来，自然成了一团乱麻。结果，本来是对付骑兵最好的利器，如今却变得还不如烧火棍。因为一排枪放完后，大家乱糟糟地填充弹药时，旋风般的骑兵已经把马刀挥舞到枪手头顶上了。那时，这些铳枪就真的没有烧火棍顺手了。

戚继光的伟大在于，他经过苦心钻研，居然设计出了与西洋战法相差无几的战术，而且和可以作为屏障的战车结合起来之后，威力大增，简直就成了蒙古骑兵的天敌和克星。事实上，戚继光的研究、训练与实战心得，已然成为我国后冷兵器时代及近代最先进的军事与战术思想。除了俺答封贡之外，这可能是戚继光坐镇蓟门十六年，蒙古骑兵从不来犯并转去辽东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倘不是制度因素作祟，中国人实在不需要在西洋人面前为自己在器械制造和战争方面的智力感到惭愧。中国人事实上最需要检讨和惭愧的，恰恰是那个一到关键时刻就要出来作祟的——制度。平心而论，在此方面，中国人大约很难为自己的智慧感到骄傲。

因此，戚继光始终没有能够解决枪炮质量问题。事实上，这已经是帝国制度层面的问题了，远非一个戚继光或者张居正所能解决的。

而更加令人痛苦万状、从而只能扼腕叹息的是：

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所谓十三副遗甲起兵，同时，因为清算张居正的缘故，张居正的亲密战友与部下戚继光被调离蓟门，冷处理、边缘化到了广东；

大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在长白山脚下的偏僻小镇费阿拉称王，同时，戚继光在郁郁寡欢中默默无闻地死在岭南。

在后来近四十年岁月里，当努尔哈赤先是持弓仗剑、后是率领八旗铁骑横行天下时，戚继光在蓟门练兵中证明对付骑兵最为行之有效的这些战术思想，却被废弃和遗忘了。原因是，皇帝不喜欢张居正和戚继光，因人废言与因言废人是此时政治文化中的两大传统，除了皇家的尊严和权力，这个政治文化体系不认为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是值得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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