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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纳粹党的诞生（第1页）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一个阴暗的秋天的星期日，阿道夫·希特勒尝到了他出于深刻的仇恨和失望而称之为本世纪最最卑劣的事情的滋味。一个牧师到柏林东北波麦腊尼亚小镇帕泽瓦耳克军事医院来对伤兵宣布一个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的消息。希特勒当时正在那个医院休养，他一个月以前在伊普莱斯中了英国毒气，双目暂时失明。

那个牧师告诉他们，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那天前一天，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次日，十一月十一日，将在法国的贡比臬签订停战协议。战争已经打败了。德国要听任胜利的协约国摆布。那个牧师说着说着就哽咽起来。

「我忍不下去了，」希特勒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和枕头下——这样，一切都白费了。一切牺牲和困苦都白费了——我们尽管心中怀着死亡的恐惧，还是尽了我们的天职，但是这样的时刻都白费了；二百万阵亡烈士的牺牲也白费了——但是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才牺牲的吗？——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

自从他站在他母亲墓边以来，他第一次——据他自己说——痛哭失声。「我禁不住哭了。」像当时和以后的千百万同胞一样，他不能接受这个铁一般无情的事实：德国在战场上已经战败，打输了这场战争。

也像其他千百万德国人一样，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士兵。后来有些政治敌人攻击他在战斗中表现胆怯，但是应该说句公道话，在他的纪录中没有一丝一毫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攻击是有根据的。他经过了不到三个月的训练后，于一九一四年十月底到达前线，担任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第一营的传令兵。第一次伊普莱斯战役，英军阻住了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方面的挺进。就在这次战役的四天激战中，希特勒所属的部队伤亡惨重。根据希特勒写给他在慕尼黑的房东一个名叫波普的裁缝的信，他的团一共三千五百人在四天激战后只剩下六百人了，军官只剩下三十名，四个连的番号不得不撤销。在战争中他一共受伤两次，一次是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在松姆战役中腿部受伤。在德国医疗复原后，他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回到以该团原来团长的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团，这时他已被提升为下士，同年夏天参加了阿腊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莱斯战役。在一九一八年春、夏德军最后一次全面攻势中，他那一团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最后一次伊普莱斯战役中，在十月十三日的晚上，英军向瓦尔维克以南的一个小山头大放毒气，他当时中了毒气。「我跌跌撞撞地回来，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阵痛，」他叙述道，「身边带着我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几小时后，我的眼睛烧得像通红的煤块一样；周围一片漆黑。」他因为作战英勇曾两次受奖。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他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一九一八年八月又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前帝国军队中，后一种奖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一个战友说，他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十五名英军；还有一个战友说是法军。李斯特团正式团史中并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功勋，它对于许多获得奖章的成员的个人功绩都没有提到。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他一直自豪地佩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

然而，作为士兵来看，他仍是个奇怪的家伙，他的不止一个战友都这么说。不像别的士兵，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他从来不要求休假，甚至连一般战士对女人的兴趣也没有。对于前线的肮脏、虱子、泥泞、恶臭，他从来不抱怨诉苦，而最勇敢的军人对这些也难免有怨言的。他是个热情的战士，对于战争的目的和德国的明显的使命始终极其认真。

「我们都咒骂他，觉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属那个连中一个士兵后来追忆说，「当我们都诅咒战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这个白乌鸦不同意我们咒骂。」另外一个人说他「坐在我们食堂的角落里，双手抱头，默默沉思。他会突然跳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们尽管有大炮，还是得不到胜利，因为德国人民的无形敌人比敌人的最大大炮还要危险」。接着他就会对这些「无形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狠毒的攻击，他不是在维也纳知道了他们是万恶之源吗？

的确，当他在战争中途养腿伤的时候，不是亲眼在德国本国看到过这一点吗？他在柏林附近的皮立茨伤愈出院后，曾到首都去观光，然后又去慕尼黑，他到处都看到「恶棍无赖」诅咒战争，希望战争早些结束。怠工的人遍地皆是，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谁？他发现「办公室里犹太人充斥。几乎每一个办事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成了办事员——在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间，几乎全部生产工作都是在犹太人的财政控制之下——犹太人掠夺了整个国家，把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我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灾祸临头——」他看到的情况，使他不能忍受，据他说，他对又回到前线感到很高兴。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心爱的祖国所遭到的灾难，使他更加不能忍受。在他看来，正如在几乎所有德国人看来一样，这场灾难是「极其荒谬的」和平白无故的。德军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剑。

这样，希特勒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于「背后中了暗剑」的传说，慢慢形成了一种执迷不悟的信仰。这一传说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胜利铺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传说纯属子虚，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坚决主张「立即」停火，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支持他的主张。在十月二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会议上，兴登堡重申总司令部关于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说：「军队不能再等待四十八小时。」兴登堡在同日写的一封信中断然声称，军事形势要求「立即停止战斗」。根本没有提到「背后中了暗剑」。这位德国伟大的战争英雄表示相信这个神话是后来的事。在战争结束一年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一次调查会上，兴登堡宣称，「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很不错，德军是『背后中了暗剑』」。

事实上，由巴登的马克斯亲王领导的政府不顾鲁登道夫的停战要求，坚持了好几个星期之久，因为在九月底以前，总司令部一直没有把恶化中的军事形势告诉给政府。

只有在两次大战之间在德国呆过的人才知道德国人民相信这个令人不能置信的传说的普遍程度。能够揭露这一传说不确的事实遍地皆是。但是右派的德国人不愿正视这些事实。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叫喊过，有罪过的是「十一月罪人」——这是希特勒深深地打入人民心坎中的一个称呼。在他们看来，德国军方狡猾地卑怯地诱使共和国政府签订军事领袖坚决主张签订的停战协议，后来又劝告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而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八年接掌政权是十分勉强的，而且完全是为了要保全国家，使它不致于陷入势将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极度混乱状态。这一点似乎也是不重要的。德国的崩溃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过错。责任完全在于掌握政权的旧秩序。但是千百万德国人都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要为战败、为他们的耻辱和悲惨处境寻找替罪羊。他们很容易使自己相信。替罪羊就是签订了投降协议和建立民主政府并废除原来专制政体的「十一月罪人」。德国人容易受骗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常常讲到的一个题目。他不久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师离开帕泽瓦耳克以后，阿道夫·希特勒「接着过着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说，「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能发慈悲。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件事来的入的仇恨——卑鄙的堕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这个时刻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愤慨和羞辱。同这种悲惨境遇比较起来，我的眼痛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结果证明，不仅对希特勒，而且对整个世界，这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一纳粹党的发端

这个年方三十的奥地利人，无亲无故，无产无业，既无一技之长，也从无正常职业，在政治方面更无任何经验，他要在德国谋政治方面的发展，前途是一点也不光明的。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短短的时期，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好多天以来，」他说，「我一直在考虑应该怎么办，每次考虑结果总是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要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连最起码的基础也不具备。」

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回到慕尼黑，发现这个寄寓的城市几乎面目全非了。这里也发生了革命，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国王也已经退位。巴伐利亚现在落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人民国」，以库特·艾斯纳为首，他是生于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犹大作家。艾斯纳在慕尼黑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长着一脸灰白色的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头上是一顶黑色的大帽子，个于却特别矮小。他在十一月七日那天带领了几百个人，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头，不发一枪就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三个月后他被一个年轻的右派军官安东·阿尔科一凡雷伯爵所暗杀。工人们于是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寿命不长。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团」义勇军开进了慕尼黑，推翻了共产党政权。为了报复苏维埃枪杀十几名人质，他们屠杀了好几百人，其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人。虽然在名义上暂时恢复了一个以约翰内斯·霍夫曼为首的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巴伐利亚政治中的真正权力已转入右派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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