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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伟大的转折点 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 密谋分子恢复了活动（第1页）

希特勒的侵俄大军在一九四一年冬天受到严重的挫折，一批陆军元帅和高级将领的受到撤职处分，这两件事重新燃起反纳粹密谋分子心头的希望。只要军队以破竹之势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只要德军和德国的荣耀直上云霄的时候，密谋分子是无法使高级将领们对反叛发生兴趣的。但是现在，至今天下无敌、不可一世的德国军队碰上了堪与匹敌的强手，在风雪严寒中败退；半年以来死伤兵员已过百万大关；大批最著名的将领被不容分说地撤职，其中有些人，例如霍普纳和斯波纳克，当众受到凌辱，而大多数人也受到了侮辱并成为这个残暴独裁者的替罪羔羊。

「时机看来差不多成熟了」，哈塞尔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满怀希望地说。他和他的同谋分子确信，普鲁士军官团不仅由于他们身受不体面的待遇，而且由于最高统帅在俄国严寒时节疯狂地把他们和他们的军队带到灾难边缘，一定会感到不满。前面已经谈过，密谋分子一直相信只有兵权在握的将军们才有推翻纳粹暴君的实际力量。现在正是他们还来得及动手的最后机会。最重要的是要抓紧时机。他们看到，在进攻俄国遭到失利、美国又已参战以后，战争已不再有胜利的希望了。但是也还不能说战争已经失败。他们认为，如果在柏林建立起一个反纳粹的政府并且讲和的话，还有可能得到有利的和平条款，使德国仍然成为一个主要强国，也许至少还可以保全希特勒获得的若干利益，例如奥地利、苏台德和波兰西部。

即使在一九四一年夏未击败苏联仍然大有希望的时候，他们就在反复盘算着这些念头。八月十九日，丘吉尔和罗斯福起草了大西洋宪章，这个宪章的内容给他们当头狠狠一棒，特别是其中第八条规定：在战后普遍裁军协议签订以前，德国必须解除武装。对哈塞尔。戈台勒、贝克等反对派成员来说，这意味着盟国并不想将德国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区别对待，并且，如哈塞尔所说，「证实了英美两国不仅是在对希特勒作战，而且要摧毁德国，使它失去防卫能力」，的确，对于这位现在正专心致力于反叛希特勒，却决心要为一个没有希特勒的德国获得尽量多的东西的贵族出身的前任大使来说，大西洋宪章的第八条，「破坏了取得和平的一切合理的机会」。他在日记中就是这么说的。

尽管大西洋宪章的条文使密谋分子大失所望，但是大西洋宪章的公布，看来又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哪怕只是因为它使他们感到，必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干掉希特勒，以便使反纳粹的政权能为仍然占有大半个欧洲的德国在讲和中有利地进行讨价还价。他们并不反对利用希特勒的战果来为德国争取最为有利的条款，八月底，哈塞尔、波比茨、奥斯特、杜那尼和国内驻防军参谋长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在柏林举行了一系列会谈。用哈塞尔的话来说，会谈的结果是，「德国爱国者」（他们这么自称）要向盟国提出「十分温和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权益则不能放弃」。这些要求和权益是什么，哈塞尔没有说；但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其他部分可以看出：这等于是坚持德国哈塞尔着上引书，第二百零八页。

一九一四年的东部边界，加上奥地利和苏台德区。

但是时间日益紧迫了。八月底，哈塞尔在与其同党开完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致认为，再拖下去就太晚了。等到我们获胜的机会显然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微不足道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他们曾经做过一些努力，劝诱东线战场上的重要将领，在进攻俄国的夏季战役中把希特勒逮捕起来。这种做法肯定是得不到什么效果的。因为这些将领们在战争初期获得惊人胜利的情况下，根本不会想到要推翻这个使他们能获得这样胜利的机会的人。不过这些努力在军方人士的心中也确实播下了一些种子，它们以后会萌芽成长起来。

这年夏天在陆军中策划密谋的核心是在冯·包克陆军元帅的司令部里，他的中央集团军正向莫斯科挺进。包克参谋部中的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少将是密谋集团的首脑人物，他早年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股热情己完全消失，使他终于成为密谋者队伍中的一员。协助他的有他的副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还有他们安置在包克那里当副官的两个同党汉斯·冯·哈尔登堡伯爵和海因里希·冯·莱恩道夫伯爵，这两人都是德国著名世家的子弟。他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之一是对陆军元帅包克进行工作，劝他在希特勒访问集团军司令部时把他逮捕起来。但是对包克做工作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包克虽然口口声声说厌恶纳粹主义，但是他依靠它的庇荫，官运亨通，而且他为人爱好虚荣，野心勃勃，根本不会在这场赌局的这个阶段干冒险事情。有一次恃莱斯科夫试图向他指出，元首正在把国家引向灾难，包克听了大声说道：「我不许攻击元首！」

特莱斯科夫和他的年轻副官给浇了一盆冷水，但是并没有气馁，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干。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元首巡视设在包里索夫的集团军司令部。他们计划当他从飞机场驱车到包克的住处时，把他逮捕起来。但是这些策划反叛的人这时还不是行家，他们没有考虑到元首的保安措施。希特勒左右前后密布着党卫队的警卫，而且他拒绝乘坐集团军方面派来的汽车，他预先调来了自己的车队，供从机场到市区之用。这就使那两个军官根本无法接近他。这次失败——类似这样的失败显然还有过几次——给陆军中那些密谋分子不少教训。第一点教训是，要想抓到希特勒并不容易；他总是戒备森严的。另一点是，即使抓住他或逮捕了他也并不解决问题，因为重要将领一个个不是胆小怕事，就是由于作过忠诚宣誓，麻醉过深，不会帮助反对分子接着干下去。大概到了这个时候，即一九四一年秋天，陆军中有些年轻军官，其中大部分如施拉勃伦道夫等都是部队的文职人员，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杀死希特勒是最干脆的，也许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一来，那些胆小怕事的将军们就可以从他们对领袖的忠诚宣誓中解放出来，拥护新政权并使陆军支持它。

但是在柏林的策划反叛的头目仍然不打算把事情闹大到这样地步。他们正在策划一个叫做「隔离行动」的愚蠢计划。由于某种理由，他们认为这个计划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将军们不至于背弃自己效忠元首的誓言而在良心上得到安慰，同时又可以帮助他们为德国除掉希特勒。他们的想法一直到今天还令人难以理解。不过他们的计划是这样：东线和西线的高级司令官按照预先约好的暗号，一齐拒绝服从作为总司令的希特勒的命令。这当然会使将领们破坏服从希特勒的誓言，但是柏林的诡辩家们却装作看不到这一点。他们解释说，不管怎么样，这个计划的真正目的在于制造混乱局势，这种局势一出现，贝克依靠国内驻防军在柏林的部队的帮助，就夺取政权，解除希特勒的职务，并宣布国家社会主义为非法。

但是国内驻防军并不成其为一支军事力量。它只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的新兵，在作为补充兵员调往前线之前受一点基本的军事训练。这次冒险要想真正获得成功，必须把在俄国前线或占领区统率着老兵的若干高级将领争取过来才成。其中一位似乎是当然人选，他就是曾参加过哈尔德想在慕尼黑时代逮捕希特勒的密谋、现任西线总司令的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密谋分子派遣哈塞尔去与维茨勒本和驻比利时军事司令官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会谈，策动他们参加新的密谋计划。曾任大使的哈塞尔因已受秘密警察的监视，只得打着巡回讲学的幌子到处向德国军官和占领区的文官讲演，题目是《生存空间和帝国主义》。讲演期间，他先后在布鲁塞尔与福肯豪森、在巴黎与维茨勒本进行过秘密会谈。他对这两个人，特别是后者，获得良好的印象。

当许多其他的陆军元帅在俄国大显身手的时候，维茨勒本被搁在法国这条次要的战线上，感到手痒难耐。他对哈塞尔说，「隔离行动」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有采取直接行动推翻希特勒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他愿意担当领导的任务。他认为，一九四二年夏季德国军队重新在俄国发动进攻的时候，也许是采取行动的最好时机。为了准备这一天，他希望动点小手术，先把身体弄好。不幸得很，这项决定却给这位陆军元帅和那些同谋者带来了严重后果。维茨勒本和腓德烈大王等人一样患有痔疮。为了解除痔疮的病痛，动手术本来是平常的事。但是当这年春天维茨勒本请短期病假去动手术时，希特勒却乘机免去了他的现役职务，派伦斯德接替他的工作。而伦斯德尽管最近还遭到过领袖的不客气的对待，并不想参加反对希特勒的密谋。这么一来，密谋分子发现他们在陆军中寄予最大希望的人，成了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陆军元帅。没有兵力，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了新政权的。

密谋的领导人大失所望。他们接连举行秘密会议，筹划对策，但不能克服他们的沮丧情绪。哈塞尔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底的一次会议之后写道：「看来目前对希特勒是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

但是在下列两个方面要做的事情并不少：一是解决关于他们在废黜希特勒之后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德国政府的问题；一是加强他们的临时拼凑、至今效率极低的组织，以便一旦时机到来时能够接管政府。

在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保守分子，他们的要求之一是恢复霍亨佐伦皇朝的君主政体。但是在霍亨佐伦皇室中由哪个亲王登上宝座，却一直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密谋分子中的一名文职领导人员波比茨希望由皇太子登位，但在其他人中，大多数都对皇太子深恶痛绝。沙赫特赞成皇太子的长子威廉亲王，戈台勒赞成威廉二世的幼子普鲁士的奥斯卡亲王。大家一致的是：都不考虑德皇的四子、绰号叫做「奥咸」的奥古斯特·威廉亲王，因为他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党卫队的分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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