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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1页）

柯尼希斯瓦特　1944年1月1日，星期六

直到黎明，保罗·梅特涅才到家。圣诞树在塔蒂阿娜的房内点亮，我们以香槟及果酱馅饼庆祝新年及她的生日，烧掉写有新年愿望的小纸片，喂苏格兰犬“雪莉”吃很多点心——后果惨不忍睹！

现在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搭午夜列车回柏林。

柏林　1月2日，星期日

母亲陪我坐车到马林巴德车站，雪下得很大。火车照例迟到。我们在冰库似的车站里坐了一小时。正当火车驶进站时，空袭警报声响。本来搭夜车就是希望能够避开每晚几乎都会发生的空袭，还是逃不过；一大早抵达柏林。我在一片漆黑中走错了车厢，里面挤满从巴尔干半岛返国、东倒西歪的士兵，个个仪容不整，大多脸上蓄着几个星期没刮的大胡子。他们立刻开始整理头发，穿衣服。后来一位女性稽查员叫我换车厢，但因为飞机还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我决定留在原地，接受母亲每次在信中讥称为“穿蓝衣的勇敢男孩”（可能是她在某廉价小说里读来的）的保护。她必须冒着空袭坐车赶回柯尼希斯瓦特，令我担心；我也替车上的乘客担心，因为火车在雪地上会非常显眼。不过盟军飞机显然有更重要的目标待炸，我们平安抵达莱比锡，正好赶上另一班火车。

到柏林城郊时，火车又受阻四个半小时。多处铁轨被炸坏，火车必须轮流等待通过。有些乘客变得歇斯底里，从窗口爬出去，决定步行。我留在车上，终于在下午3点抵达安哈尔特车站，接着发现一辆开往沃伊什街、仍在行驶的巴士。

据我观察，柏林和我在五周前离开时比较起来，变化不大，倒是整洁了些，街道上的残物多已清扫干净。我们家那一区比我经过的其他区域都糟，因为有两枚空雷分别落在吕措大街两边，第三枚正中屋前那片小广场，周围别墅全被炸毁。厨子老玛莎带我巡视整栋房子，眼前景象令人惊骇：窗子都成了大洞，雨飘进来打在钢琴上……我把从柯尼希斯瓦特带来的火鸡和葡萄酒放好，喝了点汤稍事休息，再搭火车去波茨坦。

波茨坦倒是很平静。厨子给我喝咖啡（路格·埃森留下来给职员的圣诞礼物）。虽然管家曾经对罗玛莉·舍恩贝格抱怨说，我们俩住在这里时，家里“简直跟美国西部一样闹哄哄的”，但看见我她似乎还是很高兴。

吃过晚餐，我只从行李中拿出一点东西就上床了，因为我觉得这次并不会住太久。深夜2点，警报开始响。波茨坦城里及附近射击声不断，因为家里只有我和女仆们，大家便乖乖到地窖里去躲避。我的神经衰弱显然没有改善，听见几枚炸弹咻咻飞进官邸附近，仍吓得直打哆嗦。每天晚上都得起床熬个几小时，也令人精疲力竭。

1月3日，星期一

准时九点到办公室。以前情报司有好几个办公地点，现在只剩下前波兰大使馆一栋建筑，司内工作等于停摆，每个人都想赶在下午4点离开，好在天黑空袭开始前赶回家。有些人每天得花好几个小时进城，其中一位秘书来回车程需七小时，所以等于只工作一小时。换作是我，根本不来了。

我们八个人在同一个房间内上班，那是前波兰大使利普斯基的更衣室，除了豪华的衣橱、镜子和美丽的地毯之外，实在不太适合当办公室。每个人的神经似乎都拉得很紧，前几天楼下两位秘书才打了一架。我发觉人们不堪其扰的脸孔比残破的街景更令人沮丧。肯定是大家夜夜失眠，没机会从极度疲劳里恢复过来的结果。

法官里克特急坏了；前两次空袭中有几枚炸弹落在韦尔德村里，而他的家人（太太和两个小孩，一个1岁，一个2岁）住的房子没有地窖。他即将前往意大利六周，与拉恩大使会合，我提议他带家人去跟塔蒂阿娜住。她现在收容了很多来自遭轰炸城市的难民，一定很乐意接纳她们。

我的直属上司布特纳显得既挑剔又焦躁，或许是因为头部受伤的关系。不过他已将罗玛莉·舍恩贝格和厄施·冯·德·格勒本调来我们部门，让我很开心。我很高兴看到除了他之外，司里所有的好人几乎都留在柏林，不过听说我们即将撤退到西里西亚与捷克边界上巨人山内的一个名叫“克鲁曼修柏”[23]的村庄；整个外交部都会迁过去，上级希望我能够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照片档案（旧档案已在11月的空袭中被毁）。这份新工作不容易做，因为可用资料太少。

整个早上都和同事聊天，然后和罗玛莉、亚当·特罗特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便餐。一如往常，那里客人还是一大堆。

1月4日，星期二

前几天布特纳要求罗玛莉·舍恩贝格把所有星期一尚未回来上班的人列清单出来，结果她把司里所有职员全列了上去，无一例外。可想而知，他当然暴跳如雷！

幸好来了一位新同事，很年轻，担任我们人事处主管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他也是外交部里最好的人才之一）的高级副官，人很和善，又懂得体谅别人，总是替大家打圆场。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人。

有一次海夫腾要求罗玛莉赶紧去买些两角钱的邮票，她买不到，便拖拉一长串一分钱的邮票回来。他亦不计较的一笑置之。

1月5日，星期三

碰见新调来的情报司大主管西克斯博士，他说明天下午1点想见我。大家都尽量躲他，因为他是党卫军高官，人又讨厌，而且那个时间对我来说很不方便，明天是俄国东正教的圣诞节，我想上教堂。

西克斯博士暨教授（生于1906年）是一名“纳粹知识分子”，曾担任柏林大学外国经济系的系主任，同时兼任国家安全局（R.S.H.A.）“科学研究”及“意识形态研究及分析”部门的主管。1940年他被任命为党卫军内“安全局”（S.D.）英国组组长，计划在德军占领英国后，“肃清”英国。后来该计划作废，希特勒将目标转向苏联，西克斯又奉命担任苏联组组长，计划在占领莫斯科之后，接管全苏联的安全档案。但莫斯科也到不了手，等待之际，西克斯及其手下被调往斯摩棱斯克，追捕犹太人、苏联人民委员及游击队。生性谨慎的他很快申请调回柏林，进驻党卫军忙着渗透的外交部——先从文化司着手，接着是蜜丝服务的情报司。

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来向我借鞋子，因为她所有衣物都在空袭中被毁。幸好我的鞋她能穿。

1月6日，星期四

和罗玛莉·舍恩贝格赶去教堂。弥撒极美，但参加的人很少。我们及时赶回办公室，我去见西克斯博士。他先对我嘘寒问暖一番，要我“服用救丘吉尔一命的药”（丘吉尔去年冬天在卡萨布兰卡感染肺炎），接着进入正题，坚持现阶段全民投入战力，并威胁将“所有的懒骨头”都调去军需品工厂，或派去做电车售票员，云云。最后命令我立刻前往克鲁曼修柏。啊！好可怕的一个人！

我搞不清楚自己是高兴还是难过？近来感觉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最好还是别刻意抗拒时势；但我又很想留下来，和朋友们在一起。

1月7日，星期五

以前大部分朋友居住的城区现都已惨不忍睹。到了晚上，街上一盏灯都没有，只见一片被烧毁的房子，一条街接一条街，没有尽头。塔蒂阿娜说马德里在经过内战后，常有不良少年藏在废墟里，夜晚出来攻击路人。柏林似乎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形，但那种空旷死寂，实在诡异。

下午，克劳斯·凯克布希和克莱门斯·卡格内克突然来我们办公室，后者毛皮领上挂着他受颁的骑士铁十字勋章。他正在返回俄国的途中，看见他们这么英俊，笑得这么开心，我有点担心大老板西克斯会突然出现，但他们不肯走，我只好安排他们坐在楼梯旁的木头板凳上。克莱门斯拿出一瓶白兰地，我们轮流喝。法官里克特正好经过，他也认识克劳斯，便加入我们的庆祝会。

稍后我去汉斯·弗洛托家，他邀请朋友去家里喝酒。他的公寓奇迹似的没受到损害。接着克劳斯用借来的奔驰车载我去车站，并且送我一瓶苦艾酒，因为我的生日马上就到了。再过两天他将前往巴黎，紧接着再去滑一个月的雪，表面上是去教新兵滑雪。他这么会混，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自从他的坦克车在法国被炸，令他严重灼伤，还有他小弟弟马克斯钦在俄国阵亡后，他便觉得自己理当过舒服日子。

我和艾伯特母女共进晚餐，她们已返回柏林，几乎每天都待在家里。艾琳的兄弟也从根西休假回家；他告诉我在英国陆军服役的查理·布吕歇尔驻突尼斯期间阵亡。塔蒂阿娜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战前她住过他们家。

布吕歇尔兄弟的父系祖先为拿破仑战争时代著名的普鲁士陆军元帅，母系（母亲是蜜丝母亲的远房表亲）祖先则是波兰的拉齐维尔家族。他俩都在英国受教育，后来入英国籍，大战爆发后投效英国军队。

1月8日，星期六

今晚在波茨坦只有我和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在家，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来吃晚餐，看起来苍白又疲倦。报纸现在对他的战果突然大肆宣扬，前几天晚上，他在半个小时内击落了六架轰炸机。可是他看起来却好羸弱。他留下来过夜，幸好警报没响。

1月11日，星期二

今天是我生日。早上和办公室另外一个女孩躲在腓特烈街车站的地下部，空袭开始时，我们正打算去位于泰格尔的谢尔出版公司的照片档案室。隧道里非常拥挤，因为正巧碰上午餐时间。有人说挤一点没关系，只要别碰上女人突然临盆生宝宝就成了。我们选了一个觉得最安全的角落，待在几根粗铁条下面，希望那些铁条能撑得住重压。警报在一阵激烈射击（现在变得司空见惯）之后解除。我们继续上路，却很快发现必须花四个小时才到得了目的地，便空手返回办公室去面对满脸不悦的老板。西克斯博士只希望看到结果，并不在乎你用什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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