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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概括地说，查理曼以后，西欧的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携手合作。教皇帮助皇帝制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则支持教皇对付公开对抗罗马教皇的权威的拜占庭对手。1073年，随着格列高利七世继位为教皇，开始了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格列高利在教皇与皇帝争夺主教叙任权——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权力——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从而削弱了皇帝的权力和帝国的行政管理。在两个多世纪里，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认为天主教世界的首脑；对此，13世纪中叶相继即位的法、英国主们起了尤为重要印作用，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结束于1296年即法国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征税的问题上战胜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时。那一年，教皇发布敕令，申明俗人对教士没有任何权力，并威胁要把任何试图向教士征税者逐出教会。腓力四世拒绝了教皇的要求，并完全成功地实施了自己的政策。他甚至还强迫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迫使教廷与法国君主公开合作。

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来源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的侵害，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作为报答。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渐完备，君主们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他们设立了许多征税站；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活塞纳河行驶B00哩，花费的钱将达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君主们还保持了一些比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整个的手工行业，象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此外，君主们还发特许证给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话，还用皇家海军作它们的后盾。

最先的伊比利亚人的海外冒险事业就是王室鼓励和资助的直接结果。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为哥伦布和达·伽马取得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朝廷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只是时间上稍晚些；不过，它们的关注和支持与前者相同。实际上，在西北欧，商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比在伊比利亚半岛更密切。尤其在西班牙，反对穆斯林的长期斗争使君主和封建主联合起来，而少数大城市则往往反对他们，要求完全的自治权。相形之下，在西北欧，商人阶级逐渐赢得在欧亚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声望和国家支持。

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下等人，没人瞧得起；在西北欧，商人却很有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政治权力逐渐增强。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服穿着、武器佩戴、车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运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他们被置于社会等级的底层。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由于印度教强调抛弃财产，商人不可能有任何声誉。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因此，东方任何帝国的商人都绝无上升为当权者的机会。在中国，学者进行统治；在日本，武士进行统治；在马来亚诸国和印度拉杰普特人的一些土邦里，地方贵族进行统治，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统治的。

所谓没有一个地方，是指除西北欧以外；在西北欧，商人不仅经济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稳步增长。在那里，商人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诸自由城市的参议员和荷兰高贵的养老金领取者。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在西北欧，对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险事业有较多的关心，而且，国家予以较始终如一的支持。

七、处于前夜的西欧

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的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可得到有力的说明。1405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冒险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内宫监太监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般服船组成，共载28000人。当时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舰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筑有四层甲板；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舱和公用房间。有些船舱设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没备，而且舱门上安有锁，居住者可以用钥匙将它们锁上，可以携带妻妾一起住在里面。打些船舱的船员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木桶里种上供烹任用的香葱、生姜等。

一般的船宽15O呎，长37O呎，但是最大的船宽180呎，长444呎。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呎、长120呎的“圣马利亚号”相比，是名符其买的浮动宫殿，而“圣马利亚号”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达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在这期间，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达佛得角。

然而，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使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首先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要实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完全不是如此。

总之，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如果当时欧洲有什么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这些远航，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是由合股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为何接到中国皇帝的命令便会完全地、无可挽回地停止。那时的西欧是无可匹敌的，它拥有向外猛冲的推动力——宗教动力、思想骚动、经济活力、技术进步和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国。

中世纪后期，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欧人中间的发展已给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欧人天生的、面向海外的倾向。那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请国的据点已丧失；蒙古帝国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已占有巴尔干半岛，并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欧洲商人因为原先由蒙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而不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土耳其人将它政变成穆斯林独占的区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关闭。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个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取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获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劳出现许许多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象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裂缝喂养的巨人”。但是，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

第三章　西欧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

H．布朗特，1634年

尽管西欧15世纪时的推动力是由多种力量结合而成的，但是，这一推动力并非促使西欧在以后数世纪里进行前所未有的扩张的唯一因素。要充分了解这一扩张，还须考察欧洲即将侵入的世界。海外诸社会的状况深深地影响了欧洲扩张主义的趋势和种种结果。本章和以后两章将论述这些海外社会——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东亚的儒家世界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非欧亚世界。

在回想大约1500年前后的世界时，西方人通常想到的是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和麦哲伦。回顾起来，那时的西欧乃世界之富有生气、积极扩张的部分。当时，敢于从事性命相关的航海探险的不是中国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而是西欧人；是他们，驾着前程远大的浪潮——最终将吞没整个世界的浪潮——前进。

然而，如果当初火星上有一位观察者，在观察约1500年前后的世界，那么，给他印象更深的将是穆斯林世界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在某些方面，穆斯林确实比欧洲基督徒更先进。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时常设想的那样，由西欧据统治地位。那种设想只有在作历史的回顾时才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用当时人的眼光米看1500年时的世界，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

一、约1500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

如果当初火星上真有一位神话中的观察者，那他首先得到的印象是穆斯林世界的范围之广和它不断进行的扩张。穆斯林于7和8世纪在中东进行了最初的迅猛扩张后，又在1000至1500年间进行了另一时期的扩张。到末尾阶段，他们已向西进入中欧，向北穿入中亚。向东突入印度和东南亚，向南深入非洲内地；因此，穆斯林世界扩大了一倍，其面积远远超过欧亚大陆西端的基督教世界和东端的儒家世界。

不仅1500年左右，穆斯林世界是占地面积最为广阔的，而且那一时期以后，它还继续大力向外扩张。那一时期里，向外扩展疆域的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只有西欧。在基督教世界抵达海外的同时，穆斯林世界也正在陆上进行扩张。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获取立足点，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征服一个帝国。不过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正在闯入中欧，蹂躏匈牙利，并于1529年围攻哈普斯堡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同样，在印度，莫卧儿帝国杰出的皇帝也正在稳步地向南扩展自己的帝国，直到他们成为几乎整个半岛的主地在其他地方，穆斯林信仰继续在非洲、中亚和东南亚诸“原始”民族中间传播。

伊斯兰教的不断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有力地改变了非穆斯林的信仰，不过，穆斯林并不象基督教徒那样惯于使用强制的手段。然而，有部15世纪的穆斯林编年史记载道，突厥斯坦的穆罕默德可汗“是一位富有的王子和地道的穆斯林。他坚持走正义和公正的道路，而且不懈地作出种种努力，以致在他神圣的统治期间，蒙古人的大部分部落都成为穆斯林。他在使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时所采用的严厉措施非常有名。例如，如果蒙古人有谁不戴穆斯林头巾，那就将一根蹄钉打入其头部。愿真主赐福酬报他。”同样，18世纪末叶考察尼日尔河的苏格兰人芒戈·帕克也叙述道，有位穆斯林酋长给他的异教徒邻居送去这样一封信：“如果达梅尔信奉穆罕默德的信仰，阿卜杜勒卡德将屈尊用这把刀给他剃头；如果达梅尔拒绝信奉，阿卜杜勒卡德将用另一把刀割断他的喉咙。何去何从，任你们选择。”

但是，比起这些强有力的措施，穆斯林商人和传道士的温和的布道说教要有效得多；他们在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尤为成功。常常是，商人先露面，他把劝人改宗和推销商品结合起来。商人的职业使他与所要劝服的人们建立起经常而密切的联系。商人到达异教徒村庄后，由于他一日数次按时祷告和跪拜，而且祷告跪拜时，似乎正在和某位隐身人交谈，所以总是很快就引起异教徒们的注意。他只要摆出一副在智力和道德上非常优越的样子，就引起了他们的尊敬和信任。此外，没有种族歧视，因为即使商人与村民们不属于同一种族，他多半还是会娶土著女子为妻。这种通婚常常导致该女子的家庭成员接受伊斯兰教。很快，为了孩子们而需要有宗教教育，于是，学校建立，不仅穆斯林的孩子常去上学，异教徒的孩子也一样。他们学习《古兰径》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及礼仪。其中有些孩子甚至还进而去伊斯兰教的高等学府求学，然后成为传教士，回到本国的异教徒居民中传经布道。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伊斯兰教自它创立之时起，在争取皈依者方面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远为成功。基督教目前在信徒数目上的优势仅始于欧洲海外扩张时，这一扩张为基督教打开了整个非欧亚世界。尤其在19世纪，基督教从西方技术所提供的无可比拟的物力中获得了巨大动力。然而，即使在今天，伊斯兰教在非洲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也不仅仅是做到不被打败而已，因为它不只极好地顺应了当地人普遍接受的基督教站在外来白种主人一边的认识，还独特地适应了非洲的土著文化。

除了不断扩展疆域外，约1500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还以它的三大帝国——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而闻名于世。这些帝国当时都已臻于强盛，统治着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带。

为什么它们会在这一特定阶段里崛起，现在并不完全清楚。火药的发明以及利用它造火器和火炮，似乎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是发明、应用火药的先驱者，不过，为了军事上的目的而率先对这一发明作出种种改进的则是后来的欧洲人。各种新武器大大地帮助了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君主政体的发展，因为此时封建贵族再也不能躲在石头建的城堡里公然反抗配备着火炮的王室军队，而且，这些新武器很昂贵，只有金库充裕的王室才购置得起。

火药和火器不仅加强了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力量，也加强了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力量。奥斯曼土耳其人能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获胜，主要因为他们是最先大规模地向西方借用火炮和开炮能手的穆斯林。在波斯，萨菲帝国杰出的统治者阿拔斯一世效法土耳其人，在英国冒险家安东尼·谢利和罗伯特·谢利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支火炮部队。莫卧儿帝国的创建人巴布尔干1523年侵入印度时，也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榜样，将火炮排在自己军队的前面，用牛皮拧成的绳条将炮架连接起来，以粉碎骑兵的冲锋。

不过，火器决不是可以说明这三个穆斯林帝国何以会崛起的唯一因素。建立王朝的首领极有才干，当时的形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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