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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它要自己的“时”，不在“时”就是毒药！有的病人在听过女儿诊脉后兴奋地说：“你说得太对了，那你给我开方吃药吧！”女儿拒绝开方：“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脾气，那么吃药就不是治病而是害你。你吃中药时喝大酒，这药起什么样作用？你服药过程中发怒，气血妄行，这药会走哪一经？这和杀你有什么区别？”

在中医诊断中，“我”的成分很重，不仅强调医生的“我”，也强调病人的“我”。这是西医难以接受的。西医的CT片中几乎不含“我”的成分。于是，西医的仪器和医生之间的区别是不明显的，医生的个性色彩也是很淡的。我曾见过一个医疗官司，最后做鉴定时追究责任到一台诊断仪器的质量上。我注意到，在心理治疗中，医生与病人是一对一，可即便是这样，医生也无“我”，也很难诱出病人的“我”，所以西方的心理治疗效果并不理想。而中医的个性色彩如此之浓。以至于一个老中医离去，他的医学也随之消失。中国文化中的“我”无处不在。以至于中国人常常会觉得纯客观的阐述没有多大意义。比如一个语文老师讲作文《我的母亲》，老师会认为纯客观的描述，把自己的母亲写得象别人的母亲似的绝对是败笔。这样题目不过是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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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你要明写母亲而已，但你如果没有通过写你的母亲从而把你这个人暗写出来，把你的一棵赤子之心写出来，那么这篇作文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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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姥三十几岁就死了，死于体力渐衰，没什么痛苦，就是无力，最后连呼吸的力量也没有了，就死了。死的那天夜里还对两个姑婆说：“你们去睡一会吧，我头半夜死不了，得是后半夜的事”。姥姥的死刺激了我母亲学医，母亲跟我说，姥姥死时她才十几岁，不懂医，如果给我姥姥服用补养药，我姥姥就不会死。在我母亲死后，我意识到姥姥极可能也是死于心脏病。我母亲的心脏一生都呈弱势，她十七岁时不敢过马路，因为随时都能昏倒。这种与生俱来的弱怎么是后天的药能补的呢？因为我家三代单传，体弱的母亲在我奶的强烈要求下接连生了四个孩子。我身下的弟弟只比我小一岁，挨天的生日。这个跨“三年自然灾害”和　“文革”的生育期，使母亲生下我最小的弟弟后就倒下了，三年没起来。现在想来，母亲得的应该是类风湿病。全身疼痛，动弹不得，又赶上文革，父亲逃跑，生死不明。母亲躺在床上，给自己针灸，拔罐。有意思的是母亲还用注射器给自己打些维生素类药。三年后母亲起来了，全身骨头却都变形了。十年后，母亲死于心力衰竭。生我之后母亲没有奶，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我在这一生中多次体验濒临死亡的感觉。每当有传染病流行时，母亲就看着我发愁。母亲分别让我的三个弟弟都染上麻疹、水痘等病以获得终生免疫力。却不敢让我患上这些病。她说我要是得了非死不可。母亲给我吃一匙紫河车，我就躲过传染病了。可母亲又一直为我没有获得免疫力而忧虑。当中年的我心脏也越来越无力时，我知道我与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是同质的。后来，我也出现了我姥姥的症状，越来越无力，不能起身活动，心脏不堪重负，疲劳至极，服药效果甚微，我知道不是药不好，不是治法不对，而是我的心脏连容纳药的力量也极为微弱了。写《思考中医》的作者刘力宏把这种情况比喻为极干旱的土地不吸水，浇上的水不但不被吸纳，反而流掉了。心脏的衰弱引发其它脏器功能衰退，骨刺丛生，行走不仅无力，更是困难。很明显，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路已摆在我面前了。

养病和治病都不是一条逃生之路，当年给我姥姥看病的医生能不给开补药吗？我母亲一生给自己吃药，把她极弱的身体维持到了尽可能的长，可最终，无力的心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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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当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累得不得了时，我知道自己也逃不脱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命运了。不懂医学的我姥姥和懂医学的我母亲都走了同一条路，还有第三条路供我选择吗？我选择了第三条路。我在郊外买了一块土地，坐在这块地上，有时是伏在这块地上，从春到夏，到秋，到冬，我盖了一所房子，房子盖好了，我的心脏不再无力，骨刺消失，衰竭症状得到扼止。

小时候不理解老年人为什么喜欢晒太阳，现在知道，太阳，大地，春风一定含有赋予人生命力的作用，回归自然应是超越休养和治疗的更大的医学。可惜我姥姥和我母亲毕竟随人类整体偏离自然太久了，体会和意识不到这一点。为此，我怀疑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病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病，长期与自然隔离，人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式是不是激起了心脏反抗呢？心脏以消极怠工来反抗，可我们宁可用药物，用心脏起博器，用支架等来维持心脏，也不肯顺应自然。有时，仅仅用阳光就可以治愈忧郁症，而仅仅因为缺少阳光就可以令人患上忧郁症。患忧郁症的人比心脏病人更能说明脱离自然对人的危害。那些贫穷而身心健康的人，心理学家从心理上给予许多解释，在我看来，贫穷使他们更接近自然，这应是他们快乐健康的主要原因。如果失去自然这一动力来源，便是中医、中药也难以赋予人以生命动力。所以，不迷信西医，对中医也不能迷信，中药再好也不能代替自然的作用。

在自然中许多病可以自愈，许多病可以不算病。我对女儿说，将来我要是得了老年痴呆病，她就可以给我实施安乐死，因为这病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女儿笑说给我穿一身兽皮，每天放入后山“你就在山中闲逛，能给别人造成什么麻烦？我派一条牧羊犬看着你好了”。我觉得女儿这办法甚好，痴呆者在室内会造成许多破坏，在山中会破坏什么？如果恢复一种野生的生活，说不定痴呆会得到改善。看到在美国的疗养院，坐在轮椅中的痴呆病人一排排地静坐着感到有些可怕，我想，他们眼前要是有些猫、狗在跑动，有小孩子在玩耍，这些病人的心智情况会不会好些？天伦之乐，自然环境对人的重要性大过人们现在的估计。便不是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来谈中医，只从人是生于自然，需要与自然相互作用以保持健康，也足以使人再造一个与中医相差无几的学说了，非要人为地压制这一学说就显得太不近情理，让人十分怀疑动机了。　如果健康需要我们不能完全丢弃原始生活的话，我们是否能时不常地原始一下呢？我们承认现在许多病是富贵病，是生活方式病，可我们明知如此却无力改变。　奶奶从前有句话，当我们对缺少照料，不是以现代方式生存的人不理解时，我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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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这样的人是天养活，早先听我奶这话感到挺迷信，我们总是称大自然环境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人要是完全暴露于自然无疑是摧残生命，可被我奶称为天养活的人，恰恰过的是原始生活而又自在悠游，现在想来，这天养活本没有什么神秘色彩，难道我们的生命真是用现代生活方式滋养的吗？我们是不是把次要因素本末倒置地当成主要因素了？真正滋养人的还是天地自然，用回归的方式多亲近自然不失为寻找健康的最佳途径。

我母亲说，她师兄早年得了肺结核。在六十多年前得了结核就意味着死亡。他在山脚下搭了一个棚子说给他母亲守孝，过起了原始生活。三年之后，他的结核病就自愈了。我觉得母亲的师兄比我母亲更了解自然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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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北京有十万大学生患有忧郁症。占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一。而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近日，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陕西省的72万抑郁病人竟然近半数都是学生，其中初中生占16％，高中生占18％，大学生占24％。看了这些数据我有些不解：我们的孩子怎么了？据家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这个数字已使在1995年至1999年全国人口最重要的死因中，自杀名列第5位。自杀者中八成以上患有忧郁症。　患忧郁症的人中三分之二有自杀意念，10％~15％的人自杀成功。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二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而有自杀意念的则是已实施自杀的六七倍。除自杀死亡者以外，每年尚有10—20倍的自杀未遂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而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

一个我帮填报考志愿的孩子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后告诉我，开学第一天是校心理医生给上大课。医生把手一挥，指着学生说：“到毕业时，你们中间将有二十人自杀而亡，我的任务是使这个数字降到十……”我听了感到不解，自杀是流行病还是传染病？连北大、清华对学生跳楼都漠然了，一句“忧郁症”成了这些学生该死的充分理由。这种思维如果得到认可，我们就可以漠然对待四分之一学生的死亡？这是多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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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产生这一思维的根源正是西医的界定方式。而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会纠正这一偏差。）

于是，我又看美国的情况。在美国，有500万人服用抗忧郁药，每年自杀人数30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患情感性疾病的比例为五分之一，专家推测，约六百万美国儿童患严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样看来，美国的情况比我们更加严重，他们才两亿人。世界卫生组织现将忧郁症列为危及人类健康的第五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包括忧郁症和癫痫，将成为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　专家们估计，在今后20年中，患精神性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数将大增。忧郁症导致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生产力下降。据世卫组织统计，一人自杀至少会影响到6名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患抑郁症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怕死，是一个多么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叛徒怕死可恨，也可理解，因为这是人性弱点。为了不死，多少人宁可从狗洞里爬出？但想死岂不更违反人性？如果说穷得活不下去了，多少能理解些，可从统计资料上看，自杀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这么说，社会越发展，越富裕，越有文化，人就越不想活了？难道说是富裕和文化杀人？是什么让人患上忧郁症？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家BorisBirmaher博士发现，有很强家族严重抑郁症史的儿童对一种刺激生长激素产生的物质出现不正常反应。尽管实验没有暗示患抑郁症的儿童无法正常生长发育，但为了解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和深层作用机理提供了资料。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抑郁症是一种遗传性的生物学上的疾病。专家们说抑郁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不是思想问题。说现实生活中有种误解，以为自杀者是“一时想不开”，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专家说自杀是一种病，必须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并配合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才能医治好。有八成患者通过治疗，症狀能得到改善和痊癒。这么说来，亲人、朋友得了忧郁症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员还帮不上忙了。因为专家说作“思想工作”没用。

从前好象没听说有谁得忧郁症，难道忧郁症象同性恋一样是被“发现”的？据资料统计，同性恋的人数比是百分之四，而忧郁症的人数可近百分之二十。这么一想就觉得有点可怕，假如我们单位正好有一百名工作员。我们朝夕相处，彼此熟悉，关系很好，现在让我想其中有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我怎么觉得有点可怕哪？专家说，对忧郁症的最有效治疗方式是电击，把人击昏了，击得在昏迷中抽搐，还要防止他在昏迷中因呕吐而窒息。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们工作的紧要关头，他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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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犯病了，要去做电击”。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不然刚击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车回来？如果我说：“你先挺一挺，等把这件工作干完了再去”可他要是转身就跳楼了怎么办？象对同性恋一样，专家呼吁，传统观念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事，这一观念要改变，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社会的阴暗面，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自杀者应当被公众理解。按比例，五个人里就有一个忧郁症，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中就应有几个忧郁症者，我应听从专家建议，以平常心看待他们，他们忧郁他们的，我乐我的，因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这又被说成是没用的。而这正确看待我理解只能是象没看到一样————视而不见。他要跳楼呢？我说“请便”？我要是拼命阻止他自杀，和招来许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那这些人会不会象美国同性恋者一样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自杀！给我们自杀的自由？”好在我们单位没有按比例出现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这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按比例出现应有成分呢？”。其实，经过我观察，我单位人员中不是没有相应气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应的可能成分，但却没有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我认为是集体性的社会生活框正了他们。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集体对个性是抑制的从而加以反对，而我认为社会与个人联系的过于松散也是个体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美国有位临床医生我认为他触摸到了忧郁的本质，他认为忧郁症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没有按照医嘱疗养，做过手术后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当做奇迹，记者也来采访。后来有一位上级领导认真研究了她的情况后得出一个结论并向她宣布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个好的集体中，如果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有你的今天。”有些记者总是不解，再三追问：“你们领导怎么会这么残酷，让一个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上班，难道不知道白血病人需要无菌环境吗？”这样问题让我们一时真是难以回答，让我这位同事上班的确是件十分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我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两头感染，搞得动不动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这么死了，真要是有人就这件事追究责任的话，这话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的做法既没有遵医嘱，还颇违反科学，又不好解释动机。可如果让她躺在床上静养象和她一起做手术的那些人一样的话，我想，她很可能也象他们一样早不在人世了。到单位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话讲她可以一整天没有机会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养病环境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她最有得忧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她前两天还说到一个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复发时他从九楼跳下，家人还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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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回头却不见他在床上，只有窗户是开着的……想不到自己的病，而只要活着就能品尝到活着的乐趣，这样一来，人就不会忧郁，又怎么会要寻死呢？而做到这一点仅仅通过她个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个集体的共同努力。

小时候不理解我奶奶的很多思想。奶奶无比地强调家族，强调家人的亲情，强调利他和无私，强调责任和奉献，总之，都是老一代人的旧思想。当有人强调为自己而活时，奶奶会蔑视地一笑说：“如果要是为自己而活，可能会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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