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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

离别以后，我曾屡登阿尔卑斯高山，我曾荡漾在浩瀚的印度洋。固然，我不能懂得他们的好处，但阿尔卑斯山的崇高与印度洋之远大，远过于北京城。这是无疑义的。然而我不因他们减少了对北京城的崇高与广大的仰慕。我努力搜寻出以上的这些短文，都是名家，都是短文，都是最能体现老北京某个侧面的特征，也都是最能体现他们个人性格特色的文字。如果求全，那还会有太多太多，但那我也就变成编者而非作者了。事实上，近年我接触到的这类文字很多，甚至其中也有我父母的文章。当时他们都是《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记者，穿梭于国共两党的要人之间，更写了老北京各阶层各色的市井人物。《大公报》是当时国统区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到了1947年、1948年最后的围城时期，国民党许多重要的军事、政治消息，都要找我父亲到军事行辕参加午餐会，然后由《大公报》发表出去。因为国民党的首脑业已不再相信自己的《中央日报》了。下面我父亲写的这则市井动态，也就表现了其中的一些花絮：

徐盈：《“笼城”听降记》

北平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历史名城，主持“受降”的人，如吕文贞那时候就告诫他那部属说：“受降不是分配”，要统一不要分散。到后来，机关来得多了，受降主官没有力量，甚至某些人忘记了自己变成战胜国，以为受降就是要分配，大家动手抢起来。结果就是各自当家，牵制多，执行的少；会议多，决定的少。分别由局部来处理，有了流弊，有了攻击，有了摩擦，乱成了一团。因而到处出事，事事不能解决，如敌人的华北兵站基地的油水多，那里便被大切八块，再也拼凑不起来。北平受降后的混乱，象征着全国各大城市的情况。

北平比如一个大香炉，此刻烟尘滚滚，使人感到目迷心寒。乡村包围着城市，郊区白面限卖二十元一斤，城内则高达三百六十元。飞来的粮食特派员赶到时，此地最大的“华北平衡仓库”、“华北麦粉制造协会”、“华北交通粮食部”、“华北开发生计组合”，早已被人接收一空。军需部特派员却接收经济部应当接收的棉纺工业以供军需，教育主官却接收了农林部的棉业改进会，因为里边还多少有些物质资料；由天津赶到的文化服务社代表，接收了纸库、油墨厂和材料仓库。特别是那些带枪的人，用不三不四的办事处名义，明火抢掠，增加个人财富，使多少仓库变得空空如也。于是接收人员之间狗咬狗的笑话，车载斗量，使那“盼中央、等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北平人民哭笑不得寒了心。这里又增加一篇我母亲的文章，她也是《大公报》的记者，但文笔更有文学色彩。她写过许多国民党、共产党与高层*人士，更写过重庆、北平形形色色的老百姓。她与沈老文字交开始得很早，但对面握手却在十年之后的1946年。沈先生当时一到北平，她和我父亲就去看沈，结果扑空。到第二次再去，才终于见到。

北京的形象（6）

彭子冈：《沈从文在北平》1946年夏，沈从文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就住在距离校区不远的沙滩中老胡同的教授宿舍里。当年住在这里的还有朱光潜、周炳琳、张颐等教授。朱光潜的女儿朱燕的童年杂记，记录了这段短暂的快乐时光：“晚饭后家中客厅常是高朋满座，同院的沈从文、贺麟、冯至、陈占元及住东斋的常风等是常客。他们谈文学、诗歌，很热闹。”

这是8月29日，北平秋天的黄昏，街上果子摊上复杂色调，气坏了画家画板，我似乎已经闻到了良乡栗子的香味了。北平各大学的复原带来了各色各样的学者教授文人，以及活跃的知识青年。北平的文化气息必然浓厚，色调也必然繁复丰富，这才是文化的温床，清一色会令人窒息死亡。

沈先生正伏在方桌上整理旧稿，跳起来向徐盈和我说：“你们是——”

报了名字，于是像旧师生般握手大叫起来。

“我正写了封信要寄给你！”他递了封信给我说：“十年不摸电话，不知道怎么用它，同时也点了十年的清油灯了。”

客人占据了他仅有的两把椅子，主人便只好坐在覆了白被单，有一条绒毛毯的床上。有点意外，这么玲珑瘦小的一个人，写了80几本书。并不意外，文格与人格的形象，甚至内心是统一的，他全无半点湖南人的豪迈，却有点让我怀疑《浮生六记》中的主人翁就应该是这副样子。下边删节了十一个自然段，最后的两小节如下：由《忆北平》也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忧虑，他屡屡追问时局的症结：“你们告诉我，批评我，免得我发了傻气说了糊涂话。”他不断提到他的小朋友们，那些环绕着他的年轻人，他最推崇的新作家是汪曾祺，在本报《文艺》与上海大型刊物《文艺复兴》均有其作品。

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浅褐色的毛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上寻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码，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我非常欣赏最后的这一段，朋友圈中无论什么人看到了都要拍案叫绝。这是心灵中才气的流露，不是事先就设计好了的。我母亲这篇文章没有直接写北京，而是写了一个由外乡的乡下人变成著名京派作家的人。我母亲早年走上文坛遇到两位好老师。第一位是叶圣陶，他可是位非常和善的老好人，乡土观念极重，主抓教育是他最大的特点。他曾和自己的亲家夏丏尊先生合写了一本给青少年读的小册子《文心》，也就七八万字，结果，叶老就用他那一半的稿费在故乡苏州买了一个小四合院。我去过的，虽不是北京四合院那么严谨，但院中花木扶疏，很美丽的。院子长期没人住，“*”后苏州作家陆文夫去看他，他就主动把房子送给苏州作家协会编刊物了。陆文夫那里当然感谢，特意留出一间，平时也注意打扫，专为叶老的子女在苏时居住。陆对我也是很好的，他特意说：“你来苏州，如果需要长住，这儿对你也是开放的。”叶老从年轻时就很关心后起的作家。我母亲也是苏州人，同时更是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学生》杂志的积极撰稿者。我父亲也同时是撰稿者，双方慢慢相互认识了，最后走到了一起。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叶老至少对我母亲这个小老乡，是采取了鼓励与推动的作用的。随后，我母亲的另一位老师就是沈从文，他当时兼任了一份副业，就是替《大公报》编副刊《大公园》，母亲时常有稿子投寄给他，他总是修改后迅速刊登。我母亲的字迹很难认，每个笔道都是圆的。然而沈先生的毛笔字非常规矩。我小时在家里还看到母亲当时投稿的原稿，两种笔迹互相掺杂着，母亲珍藏旧稿已经多年。然而，沈先生与我母亲的见面，却在十多年之后的1946年，在前文所述的北平。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多次讲述沈当年写作的奋发：冬天的深夜，他因贫穷，屋内没有生炉火，就用一条厚毛毯盖在膝盖上。室温可以结冰，他就把业已冻结了的毛笔放到嘴边去“呵”，等毛笔的尖端化了冻，他再一字一句在稿纸上去写。他的七八十部长篇小说，大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沈先生是湖南凤凰人，自称“乡下人”，但他最后却被公认是京派文人的代表之一。这其中的道理耐人寻思。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京的形象（7）

我前边引述的文化人，他们是用文字描绘自己认识下的北京，但都只是表达其北京情结的一个方面，仅仅是言论而已。事实上，他们的收入都不错，大多家庭和美，生活幸福。他们对文化的认识是通达而非狭隘的。所谓“故国”，就指人类全部的文化精神积累，并不分中国外国。比如林语堂，他的英文无比之好，通晓西方文化，还能用英文直接写作中国的事，比如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一要有国内足够的生活，二要懂得西方人欣赏的趣味，必须适应他们的习惯。同时做到这两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出版部门提出“走出去”的战略，其实第一步走出去的，应该是如同林语堂这样的大作家。没有像他这样的大作品，光有出版部门的推导，恐怕还是事倍功半的。只可惜啊，可惜我们长期没有注意他。还有一位翻译家叶君健，也用英文直接创作了写自己经历的三部曲，外国反响很大，国内默默无闻。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他能翻译这一点。再就是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梁实秋。过去我们只知道他写了《雅舍小品》系列，写过大量优美的散文，而且属于消闲文化的范畴，就从没报道过他花费四十多年的时间，独自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的翻译工作从大陆延续到台湾，又从台湾延续到美国，终于在死前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工程。这个例子说明：只要文人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其故国观念就必定升华——无论自己的故国还是洋人的故国，都一视同仁地热爱，也毫无保留地奉献，乃至于最后的献身。我想，今天我们谈故国，思想上也上到这个层次才好。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仁之（今年九十一二了）对我谈的一件事。他说：“1957年后，我去过你们家看过你母亲。她刚被打成右派，情绪很低沉，我同样痛苦，但也无奈。你大概不知道我与你父母如何认识的吧？我最初一直是《大公报》的读者兼作者，有了稿子就寄给你父母。当时我在北平，你父母在重庆，远隔万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面。终于抗日战争胜利了，你父母来到北平继续办报，而我忙于去英国留学，双方最后约定一起去西郊的卢沟桥相聚——既是初次见面，也是临别分手。因为你父母当初离开北平时，是在卢沟桥这里出的事，而如今胜利了，大家重新再来这里聚会。你说，我们这些人心里装的就是这样的情怀，大家都爱自己的国家，如今全国胜利了，你父母也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这件事，侯老就对我讲过一次。我后来再去他那里时，主要就是请教关于北京历史文化上的事情了。他一直对我很关心，每次去都耐心与我谈话，回答我各式各样的提问。他还站在墙壁上清乾隆时期的北京大地图前，用手杖在上边指指说说。我及时拍下了照片。这照片对我的价值很大，它一直鼓励我沿着京城文化这个课题不断前进。我有许多这样的照片或文人前辈赐予我的墨宝，多数是我父母的文坛朋友送的，如赵朴初、艾青、沈从文、吴祖光、汪曾祺等人的，也有我自己在梨园认识的，如前辈俞振飞、张君秋、袁世海等人的，还有我母亲从梅兰芳处拿回的照片，从程砚秋家拿回的欧洲小玩具等。这些东西，都构成了我对京城文化热爱的起因，每件东西往往都能引出一段小而又深的故国之思。今后有机会时，不妨再写一本这样玩儿着的书出来，相信读者或许会更有兴趣。

总之，不懂得故国，就不懂得今天的来之不易。把今天的一切看得太容易太简单了，就写不出有厚度并能历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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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锋一转说花鸟（1）

引录文字业已结束，从现在起，我开始自己的叙述。我谈北京，自然会说到它各种的重要的项目，但在这开篇之际，却要话锋一转，先要说业已消失了的一花一鸟，说一说两件被消灭了的北京风物：中山公园里的牡丹，隔壁太庙中的灰鹤。它们确实不大，但都曾是饱含文化意味的活物儿，因此就格外让人缅怀不已。应该承认，这两件活物儿，也就是北京这个“故国”时期活的象征。

有些奇怪么？上一节引录的那许多前辈，有许多还应该是我父母的前辈，他们回忆北京的文字，他们抒写对北京的感情，大多直接与国计民生紧紧挂钩，有很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作为一名小小后辈的我，为什么话锋一转，就要谈什么一花一鸟了呢？我是否也太无聊太软弱了呢？

容我申辩。第一，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从小就没听见过枪炮声。第二，这篇要谈及的一花一鸟，确实又是老北京极其重要的两桩风物。它们本来很和平地留存、衍生于北京，是近代各式各样的炮火枪声干扰并驱赶了它们，让它们无法继续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故国无端的炮火是有罪的，而这些活的风物是无辜的。我，作为众多后辈青年中的一个，阴错阳差地赶上了它们的余脉，就赶上那么一点点，但也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就让我终生难忘了。这次写书写到了这里，终于有机会让我一吐为快了。

先说牡丹。说一说生长于中山公园里的牡丹。中山公园，原址为明清故宫的社稷坛，位于天安门与端门之右，乃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谷神）的处所。民国初年，北京政府“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禁地既除，“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休息之所”。（引文为朱启钤著《中央公园记》）1913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视察社稷坛，看到历经世变后坛内已是“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以如此名地废弃可惜”，欲辟为公园。第二年，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辟坛为公园之议”遂得到落实。1914年秋，段祺瑞、朱启钤等六十余人发起筹办公园的募捐，不及半年得募款四万余元，其中个人捐款以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为最多，每人捐款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元间。董事会由此产生（凡北京市民每年捐款五十元即为董事），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董事会负责为公园的经营拟订了《公园开放章程》，并以公园“地当九衢之中”，命名为“中央公园”。1914年9月，公园对公众试开放。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公园正式开放，“是为北平公园之始”。（此说据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版）1928年7月，“中央公园”奉北平市政府令改称“中山公园”，1937年10月因日据原因又恢复“中央公园”原名，抗战结束后复改称“中山公园”，其名沿用至今。牡丹是中国的国花，它的花、叶、茎、根，到底怎么美都无须我细说，我只讲讲对它的认识过程。我祖父住家在和平门里的绒线胡同，步行到中山公园是很方便的。就在临近新中国成立与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间的那几年，我时常由大人带着，步行到“公园”（它是中山公园的简称）看牡丹。就在一进门的西侧，有“很大很大”的几个花坛。我去的时候当然在花期，花谢了之后，又有学画的人专门画它的茎与根。我这时才发现，牡丹全身确实都很美。牡丹花苑旁边有一大片的金鱼木盆缸，它们露天摆放着，一个个大绿色木盆中，都有不同品种的龙睛鱼在自由地游荡。牡丹与金鱼（只是硕大的龙睛鱼）是相得益彰的，缺了谁也不行，但其中领衔的还是牡丹。我曾盛赞“公园”的牡丹，但大人摇头，说更好的牡丹在南城的崇效寺，那儿的品种更多，花的植株更高，花朵也更大。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宣南二寺中有记：1913年5月5日，先生“下午同许季士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显见心情不是太好的了。5月5日，恰是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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