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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陈良宇还亲自督促黄浦区和申花足球俱乐部安排了七套住房，分配给夺得冠军的球队，其中一套专门奖励给主教练徐根宝。申花足球队夺取甲A联赛冠军之后，在随后的足协杯上输给了山东泰山队。陈良宇又特意和徐根宝进行私下谈话，批评他夺取甲A联赛冠军后应酬太多，又过早出版了一本叫《根宝如是说》的书55。

一九九六年，上海申花足球队没有取得甲A联赛的冠军。于是申花俱乐部在陈良宇示意下，准备聘请外籍教练。徐根宝不得不离开上海申花足球队。但是此后若干年外籍教练每年都换一个，申花足球队的成绩却越来越差。一九九九年，巴西籍的拉扎罗尼任申花队总教练，申花队仅获当年甲A联赛第五名，这是申花足球俱乐部参加甲A联赛以来成绩最差的一次。这种局面，也和陈良宇、龚学平等插手足球发展过多有关。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对申花足球队产生厌倦，因此和毕胜一起退出了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独立成立了胜力通广告公司。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申花集团进行改组。在陈良宇的直接干预下，上海申花（集团）公司分成二大板块，即体育板块的上海申花足球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业板块的上海申花电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这其实已经是为日后郁知非退出申花，打下了伏笔。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申花足球队主场比赛结束，郁知非潇洒地挥别了申花足球俱乐部。在随后的几天里，陈良宇的亲信王成明接替郁知非担任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上海文广集团接替申花集团，成为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东家。楼世芳成为申花足球俱乐部的新总经理，申花队也从使用了七年之久的江湾基地搬到了崭新的康桥基地，在硬件设施上达到世界一流俱乐部的水平。而这个时候，恰恰就是上海帮挤走了学者市长徐匡迪，陈良宇当上了上海市代市长之际。两者之间相对照，绝对不能说是一种巧合。

郁知非的所谓退出申花俱乐部，也是一种作秀而已，因为他仍然实际掌握着申花俱乐部的不少股权。在此后的资产经营中，郁知非将申花俱乐部的全部股份转卖给上海的新世界集团、巴士实业、久事、申能集团、国际信托、新高潮和华生化工六家业绩显赫的公司，总价达四亿元人民币。这样，郁知非除了从一九九三年以来六年的经营成本二至三亿元，净赚了一亿多近二亿人民币。而且股权转让后，还免费留下了“申花”这个金字招牌，继续为申花集团的经营起到免费广告的作用。

从收购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这些企业看，基本上都是上海的官办公司。新世界本身就是陈良宇一手组建起来的，巴士实业是上海交通局的，久事公司是上海财政局直属的投资公司，和陈良宇的关系更是复杂。所以郁知非的所谓资本运作，也根本离不开陈良宇在上面的直接指导和帮助。

郁知非在申花足球队的赛场上谢幕之后，受到的评价甚高。中国足协发表官方评价说：“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八年中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做出了巨大贡献。56”多家报刊把郁知非称为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制度的“教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陈良宇对申花足球俱乐部的介入有这么深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郁知非不过是在执行陈良宇的意志罢了。郁知非虽然和陈良宇是铁哥们，但是毕竟不过是一个商人。当陈良宇的官越做越大，并逐渐成为上海帮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的时候，郁知非自然对陈良宇是言听计从，好比是老鸨手下的一个大茶壶一般。所以与其说郁知非是足球教父，勿宁说陈良宇才是真正的足球教父。

第十五章　陈良军和周正毅

【陈更华的房子】

一九九二年一月，陈良宇在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培训之前，带着几个男女到上海西郊宾馆打网球，不料差点惊了圣驾。陈良宇为了面子，居然跟中央警卫团的御前侍卫发生争执。此事后来被吴邦国怒斥：“你有几个脑袋！”。好在当时的市长黄菊保护陈良宇过关，使他轻松地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这件事情，几乎是陈良宇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一方面，陈良宇从此以后扶摇直上，所向披靡，一直当到上海滩的“一哥”。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给上海带来的影响，从更长远的角度对陈良宇的命运发生了影响。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黄浦区的黄河路，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条以餐饮著名的大马路。黄河路位于上海著名老牌星级饭店国际饭店后面，原本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大概是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因此一下子汇集了各种特色的许多酒店。上海滩好赶时髦的人群，纷纷到黄河路就餐。原本这条只有三百米长的街上，居然开出了六十多家酒店。

却说陈良宇的小弟陈良军，从农村插队回来之后，一直在一家街道工厂工作，看到哥哥步步高升，心里感到极不平衡。陈良宇担任黄浦区区长的时候，也从来不允许他在黄浦区插足。到一九九三年，陈良军看到黄河路上新开了如此多的饭店，家家生意兴隆，因此也十分眼红。不料陈良宇的小兄弟，官居黄浦区房地局局长的吴明烈，主动找上门来。

吴明烈本是陈良宇一手提拔起来的小兄弟。他向来眼头活络，拍马功夫十分了得，在陈良宇鞍前马后伺候日久，也和陈家上下混得十分熟悉。吴明烈担任黄浦区房管局局长之后，早就想帮助陈更华解决住房问题，也就是退回或补偿陈更华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没收的南京路房子。但是陈良宇却一直不让吴明烈这样做，生怕传出去影响他的升迁。到一九九三年，陈良宇离开黄浦区后，吴明烈数次登门陈更华家，以小辈的礼节拜访陈更华。南京路的房子退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来已经十分老旧，两来随时有可能拆迁，所以吴明烈让陈更华作主，选择一个他喜欢的地段和套型，另外补偿他一套房子。

陈更华和李谋真都算是老上海，年纪也大了，因此对上海新建的楼盘看得眼花缭乱，莫衷一是，挑来挑去，看了一年多也没有决定。吴明烈因此到石门路陈家跑了许多趟，毫无厌烦之意。最后还是陈良宇拍板，帮陈更华挑了一套位于新天地附近顺昌路的房子。因为陈良宇知道，这里以后建的都是休闲会所和高档公寓，既有新天地的人气，生活方便，又非常清静安逸，适合老年人居住。房子的面积是一百三十九平方这一档，按实用面积算，也和陈更华在南京路福利公司楼上的那套房子相差无几。按照上海楼面的市价，顺昌路的这套房子，价值人民币三百多万。但是陈更华当年买下南京路最“闹猛”地段的豪宅，其价值当也不少于现在的三百多万。

陈良宇拍板决定了房子，吴明烈当然十分开心，并让手下人顺便给装修了一下，陈更华也付了一些装修费，只不过装修费用极低，不足以买材料的钱。这件事情上，外界传言多有谬误，认为这是吴明烈行贿陈良宇，其实这倒多少有点冤枉了陈良宇。因为这套房子，本来就是补偿陈更华被共产党没收的豪宅的。从陈更华个人角度，被夺走的房子予以归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不过相对而言，其他大量被共产党掠夺走财产的上海人，就没有陈更华如此幸运而已。

至于房子的装修，也不算出格。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官本位的统治体系。当官的在装修上占点便宜，简直是小菜一碟。网上传言说是吴明烈示意手下按照“超低价、超标准、超豪华”的“三超”要求进行装修，肯定是胡说八道。因为陈更华本人既非党员，也不是干部，不过是一个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哪里来的标准一说？所以这“超标准”一说，非常牵强附会。

陈更华和李谋真七十多岁得到顺昌路的新房子，自然是十分开心。日子也过得越来越顺心。陈更华的一生，和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过得相当顺遂，上半生过着人上之人的好日子，下半世虽然在共产党手中吃了些苦头，却也青史留名。上海医疗器械的进步，多少要算上陈更华一份。同时他还是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第一台国产颅脑CT扫描仪的主要研发人员，和倪芝娣、翁新华等老科学家齐名。

陈更华一九九八年开始，以近八十高龄，迷上了电脑，也成为上海第一批上网的网虫之一。他还联络上了离休干部张黎，两个八十老翁经常在一起切磋电脑和上网的事情。到陈良宇出事为止，陈更华仍然以八十多岁高龄，出入于网络论坛。李谋真在小儿子陈良军发迹之后，则热衷于炒股票。陈良军的不少股票都在李谋真的名下。至今在网络上略加搜索，还可以查到李谋真是多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持有者。

【毛玉萍杀入黄河路】

陈更华还住在石门路的时候，吴明烈往来陈家，大都和陈良军见面。当时陈更华的父母已经过世，陈良军一家和陈更华、李谋真住在一起。吴明烈知道陈良宇的这个小弟弟，是李谋真的心肝宝贝，因此也和陈良军混得烂熟。陈良军后来避开两老，去找了一次吴明烈，让他帮助在黄河路找一个门面。

贵为堂堂的黄浦区房管局局长，这点小事当然不在话下。吴明烈二话不说，就吩咐手下去帮助办理，搞了几个门面让陈良军挑选。但是陈良军一没资金，二没有做过生意，而且“爷娘57”也反对他下海。觉得堂堂的市委副书记弟弟去开饭店，会让陈良宇很没面子。

但是陈良军致富心切，也不肯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后来他找了一个原来上山下乡的朋友，一起投资，在黄河路这条著名的美食街开了一家逍遥渔村大酒楼。名堂虽然吓人，叫逍遥渔村大酒店，其实两个人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多少资金实力，所以装修简陋，门面窄小，大致也就是一个夜排挡的格局。经营饭店的人都知道，海鲜酒店是最难经营的，因为需要大量的鲜活海鲜支撑门面。而且必须保证天天有鲜活的海鲜，才能有顾客上门。陈良军误打误撞，开了个海鲜酒店，经营上面自然颠三倒四。海鲜经常变成了海臭还不舍得扔掉，顾客上门就宰，结果这个海鲜酒店，成了黄河路上最不景气的饭店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滩的女闻人毛玉萍杀入了黄河路。她一进黄河路，就高屋建瓴，一下子在一百二十七号买下了整个上下五层楼作为店面，开出了有名的“阿毛炖品”大酒店。这家炖品店以粤菜炖品为招牌，特色菜为二十二元一位的秘制炖鹿肉、五十八元一位的佛跳墙、和一百八十八元一位的红烧大排翅。

“阿毛炖品”开业的时候，整个黄河路为之轰动。毛玉萍的两位“干爹”，专程从东南亚赶到上海的东南亚富商，特意前来捧场。其中一位酒酣耳热之时，当场又提出给“干女儿”一笔资金，助她拓展事业。陈良军虽然没有被邀，日后听说其开业场面，唏嘘不已。

“阿毛炖品”开业之后，果然生意兴隆。人来人往热闹不说，门口还总是停着数辆豪华轿车，说明前来吃饭的不是等闲之辈。其中最高级的一辆法拉利跑车，也是当时上海绝无仅有的一辆，却归“阿毛炖品”的主人所有。“阿毛炖品”的女主人虽然面容佼好，风韵尚在，但是男主人周正毅却长得非常英俊。据说这个出身寒微的男人对所有年龄的女人都有强大的杀伤力，属于“法兰西爱情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谈情说爱的圣手。现在却拜倒在毛玉萍的裙下，两个人共同创业。

在陈良军眼中，虽然哥哥陈良宇位高权重，却一点也不值得羡慕。当那劳什子共产党的官，每天忙得要命，还要处处小心。虽然处处可以享受，口袋里却没有钱。陈良军更欣赏毛玉萍和周正毅的生活，觉得他们过得非常洒脱。周正毅倒还罢了，毛玉萍却是上海滩难得一见的“海派”女人，交际广泛，三教九流无比关系紧密。尤其是出手大方无比。无论是谁，只要到了“阿毛炖品”，都是热情招待，临走用这辆最漂亮的法拉利跑车送走。据说在他们位于西郊的别墅里，每星期都要举行热闹的“派对”，上海滩有钱有势之人，都围在毛玉萍身边，寻欢作乐。陈良军听到这些传闻，端的是无比羡慕，一心向往。

陈良军却没有想到，七窍玲珑的毛玉萍，没有隔乐多久，就“轧出苗头”，隔壁这家不景气的小饭店老板陈良军，居然是堂堂市委副书记的嫡亲弟弟。毛玉萍和周正毅却做得非常漂亮，装作一点也不知道这么回事情一样。暗地里找了一个陈良军的小兄弟，找机会请陈良军到“阿毛炖品”吃饭。

陈良军到了“阿毛炖品”，受到毛玉萍的热情款待。不仅周正毅相陪，毛玉萍还找了两个她的小姐妹，都是精致漂亮的女人，一起把陈良军弄成众星拱月的样子。陈良军受宠若惊，深觉周正毅和毛玉萍非常“上路”。因此也推心置腹，和周正毅结交。如此一来，惺惺相惜，两相契合，很快就打得火热。此后，陈良军和周正毅结拜为兄弟，场面上几乎不分彼此。这才引出来日后上海滩上的一场惊天大案。

【周正毅发家】

回头再说周正毅，本是上海滩“下只角”的贫苦人家出身。他出身于上海杨树浦路一千六百七十七弄旁边的万兴坊。杨树浦地区是当时上海工业区杨浦区内的“工业区”，产业工人聚集，多住在低矮的棚户屋里。周正毅的父亲在上海电站辅机厂任工人，以一人的收入养活一家大小。周是家中的老幺，哥哥姐姐众多。周的母亲多年前就去世，因此家境十分贫寒。

周正毅一九七七年在上海控江中学初中毕业，但是在他自己写的简历里，却一直以“小学文化”自居。因为一九七七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当年各类学校的学历均不被承认。从这个角度看，周正毅非常“诚实”。中学毕业后，周正毅顶替父亲进了上海电站辅机厂下属的一个“三产企业”，当了个记帐员。

八十年代初，周正毅受到周围兄弟们的影响，辞职下海，和家里人一起在上海杨浦区定海路、平凉路的弯角处开了一间小小的烟纸店。在差不多同时，周的母亲在经营一家小规模的馄饨店。在传说中的周正毅早期“故事”中，“馄饨店”一直扮演了“准第一桶金”的角色，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馄饨店运营的时间并不长，周正毅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了那间十多个平方米的烟纸店上。

周正毅的烟纸店主要经营外烟、当时还有新鲜的一次性打火机、南方批发进货的小饰品，兼收外币。周正毅还从市区倒腾来一批印有英文字母的广告衫叫卖。应该说，周正毅当时勤勉努力，十分用心地经营他的小生意。“周正毅在做生意方面脑子的确蛮好！”他的一个朋友感慨地回忆58。

为此，周正毅在此期间，还经常到当时上海的华侨商店（现南京东路和浙江中路口）门口做过“打桩模子”。所谓“打桩模子”，就是站在银行和华侨商店门口，不断地询问行人是否要换外币的外汇“贩子”，社会地位极低。南京路上两个上了年纪的外币贩子曾经回忆说，周正毅在南京路当“打桩模子”的时候，中午节约得连一碗面条都舍不得吃，几只冷馒头就打发了一顿中午饭59。当时周正毅还喜欢把头发剃得精光，因此人送外号“光啷头”。

一九八六年，上海滩兴起一股到日本留学淘金的风潮。周正毅也随着这股风潮，前去日本。留学是假，打黑工是真，甚至于有上海人为了短时间内挣到足够的钱，而在日本干背尸体下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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