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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藩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个人日后必名立于天下，但有可能因节烈而死。”没想到，这句完全凭直觉所说的半玩笑的话，却一语成谶。当时为什么自己就脱口这样判断呢？似乎一点来由都没有，真是奇怪得很。想起江忠源的死，曾国藩就觉得伤心，至今，他都能记得江忠源早年写给他的诗：“久客思乡井，常恐归无时。仆夫已趣装，又作别离悲。别离随处有，感君入心脾……”江忠源在九泉之下，应该会宽恕自己吧——自己按兵不动哪里是不想援救呢，实在是无可奈何！

第六章　　大悟山村（6）

后来，有人把曾国藩在白杨坪以及后来所写的有关察人笔记，加上很多附会，整理成《冰鉴》一书。这本书当然离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很远了。不过曾国藩有一双犀利的识人之眼倒是事实。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断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质以及他的心性。曾国藩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从未判断失手。也因此，无论是朋友、学生，还是将领和合作伙伴，曾国藩都能做到知人善任。现在普遍流传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国藩对刘铭传的判断

——李鸿章组建淮军之初，一帮人马来到安庆。有一天，曾国藩没有带随从，独自一人悄然来到淮军将领的驻地，看到有的在喝酒猜拳，有的靠着桌子看书，有的放声高歌，有的静坐发呆……只有南窗边上有一个人，露出肚皮盘腿坐在那里，左手执书，右手拿着酒杯，每朗读一篇，则饮酒一盏，然后长啸绕座，继续读手中之书，大有旁若无人之势。曾国藩看他手中的书，原来是司马迁的《史记》。认真观察一番后，曾国藩回到营地，召见了李鸿章，告诉他说，这些人都可以立大功，任大事，但在这些人当中，成就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在南窗露肚皮边喝酒边读《史记》的那个人。曾国藩看中的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台湾巡抚刘铭传。

在总结自己的识人感受时，曾国藩把经验归纳为：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宇，事业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现在看来，《冰鉴》可以说是一部很有趣的书。虽然这本书假托曾国藩之名，但在书中，的确有很多曾国藩的看法。在曾国藩看来，人的姿容以“整”为贵，这个“整”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整个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均衡、匀称，能够构成一个相对完美的整体。就身材而言，人的个子可以矮，但不要矮得像一头蹲着的猪；个子可以高，但不能像一棵孤单的茅草那样耸立着。从体形上来看，体态可以胖，但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一样臃肿；体态瘦也无妨，但又不能瘦得如同一只寒鸦那样单薄。再从身体各部位来看，背部要浑圆而厚实，腹部要突出而平坦，手心要温润柔软，手掌则要形如弩弓。脚背要丰厚饱满，脚心则不能太平，以自然弯曲到能藏一鸡蛋为佳——这也是所谓的“整”。如果一个人能相对“整”的话，那么，即使是五短身材，也会地位高贵；相反，如果一个人整体上不协调，即使是两脚长得过分长，也往往命运不佳。除此之外，《冰鉴》的判断还有：一个人走起路来，如同背了重物，那么此人一定有高官之运；走路若像老鼠般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又左顾右盼闪烁不定者，必是贪财好利之徒。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况，屡试不爽。还有其他的格局：如果两手长于上身，上身比下身长，再有着一副上佳之骨，那么一定会有公侯之封；皮肤细腻柔润，就好像绫罗布满全身，胸部骨骼隐而不现，文秀别致，再有一副奇佳的神态的话，日后不是拜相就是入鼎甲之列……　。。

第六章　　大悟山村（7）

看头部的骨相，主要是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果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主要集中在他的面孔上。要考察一个人是奸邪还是忠直，应先看他在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眼睛处于静态时，目光安详沉稳而又有光，真情深蕴，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动态时，眼中精光闪烁，敏锐犀利，就如春木抽出的新芽。双眼处于静态时，目光清明沉稳，旁若无人。处于动态时，目光暗藏杀机，锋芒外露，宛如瞄准目标，待弦而发，一发中的。以上两种神情，澄明清澈，属于纯正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有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有如流动之水，虽然澄清却游移不定。以上两种目光，一是善于伪饰的神情，一是奸心内萌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总是像惊鹿一样惶惶不安。以上两种目光，一则是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的神情，一则是深谋图巧又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的神情，具有这两种神情的多是瑕疵之辈。可是这种奸邪神情往往混杂在清纯的神情之中，这是观察神态时必须加以辨别的……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于相人之术的文章，但从总体上来说，识人之术只能说是曾国藩的闲情逸致。这些识人术与曾国藩喜欢《易经》的方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抱有很多“玩”的心态。正如古人所说的：“闲来倚窗读易经，不知春去几多回。”读《易》，是不需要太认真的，也不能太刻板，一认真，一刻板，往往就过了。这个世界，充满着太多谜团，让人无法破译，涉足此地，如果抱着轻松游戏的方式和态度，倒是一种快乐；如果过分认真，无疑陷入泥淖。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这一套察人的方法，当然带有很多唯心成分，很多联系牵强附会。但就那个时代而言，人们只能以这种经验总结的方式，对于未知世界进行揣测。曾国藩所采用的，还是农业文明中判断事物的方式，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方式，明显地是有很多弱点的。

无论怎么说，现在看来，曾国藩回老家白杨坪的那一段时间，应该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拐点。当曾国藩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退下来，置身于这个小山村时，那些平时羁绊自己的念头和思想便如尘埃一样纷纷落下，一种清风明月般的洁净出现了。曾国藩对于人生的目的，对于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关系、处事的原则等等，都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整体状态，就像受到某种力量的感召一样，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呈现出一片光明境界。从此之后，曾国藩清晰地知道他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自己有什么优点，弱点又在哪里。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罢了……一个人，一旦抛弃自己的私欲，抛弃个人的利益和情感，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时，仿佛就有一束光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眼前会变得风轻云淡；他的处事，也会变得游刃有余起来。

第六章　　大悟山村（8）

后来，曾国藩对于这一段经历有过一段深刻的自省。曾国藩曾经在家信当中谈道：我以前总是自负得很，以为自己本领很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每看见的，总是人家的不是。后来，才知道自己实际上还有很多不足。有了这样的自知之明之后，曾国藩变得谦恭了，也变得圆滑了。以前，曾国藩对官场之风是很厌恶的，很容易和别人发生矛盾，致使自己腹背受敌。重新出山之后，曾国藩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对于乌烟瘴气的官场，也能主动适应了。他的好友胡林翼看出了他的变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胡林翼不无调侃地说他重新出山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看后微微一笑——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就必须适应自己身处的现实环境，适应那种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官场文化。

曾国藩在湘乡白杨坪在籍守制期间，外面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湘军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出走而元气大伤，相反，在二号人物胡林翼坐镇湖北的指挥下，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一举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胡林翼大力举荐、任用湘军大将李续宾、鲍超等，声望直线上升。不过，在湘军中，曾国藩的政治、军事以及精神地位是无法取代的，那些平日里曾国藩积极灌输的“忠”、“信”、“义”的传统道德观，仍像幽灵一样游走在这支队伍中。即使在胡林翼威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备受胡林翼赏识的李续宾，还专门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请胡林翼向朝廷说情，让曾国藩复出。李续宾在信中说：环顾国内大局，只有湘军可以依赖，要实现克复金陵、平定东南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请曾国藩再度出山，由“涤帅”主持前方战事，由“胡公”在后方支撑大局，现在大家都在想念“涤帅”，有的还说出一些不利于胡大人的话。这些，都不利于湘军目前的局面，希望胡大人全力向朝廷建言，让朝廷敦促“涤帅”出山——李续宾的这一封信，代表了绝大多数湘军将领的想法，言之凿凿，坦坦荡荡。聪明的胡林翼从这封信看出湘军还是“唯涤公马首是瞻”，明白曾国藩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胡林翼一直等待时机，准备向朝廷进谏。

这段时间里，太平天国分裂的事态进一步恶化。石达开在逃出南京之后，先是在安庆待了五十多天，惊魂未定，不知所措。然后，石达开拿定主意，准备东进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另外开辟地盘，与金陵争雄。从1867年9月底开始，石达开率精兵万余人从安庆出发，突入江西，经景德镇进入赣南抚州、吉安，又经鹰潭、上饶攻入衢州。一路上各路太平军纷纷加盟，石达开的人马一下子增至十万之众。清廷感到非常震惊，火速命胡林翼征调李续宾部增援浙江。出牌的机会终于到了，胡林翼不失时机地向朝廷上了一折，借口皖、鄂军情紧张，拒绝抽调李续宾赴援浙江，逼迫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朝廷见事态紧急，赶忙召和春赴浙江，和春借口生病，也不赴任。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上了一个奏折，请求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说只有曾国藩才能对付得了石达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无奈只好降旨，命令曾国藩由原籍迅速返回湘军大营，火速带兵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就这样，曾国藩在白杨坪接到让他重新出山的上谕。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大悟山村（9）

1858年7月，曾国藩再次出山。这段时间沉潜老庄，运其深思，已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内心暗暗生成，现在，该是这种东西开花结果的时候了。经过铜梁山时，曾国藩感慨万千。回乡后，为了方便行人往来，曾国藩曾亲自出资在此修建了一条青石板山路，同时，在峰顶修建了一座两湘亭（这里是湘乡、湘潭两县交界处），并亲自为“两湘亭”题写了对联：“稍停息，到此已登峰造极；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现在，亭子上的对联墨迹似乎未干，自己却又要出征了。站在两湘亭中，极目远眺，曾国藩不由仰天长啸，很长一段时间淤积于胸的浊气，随着一声长啸，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此次再度出山，何去何从，一切都像眼前空蒙的景色一样，云蒸霞蔚中，既无法判断，也无法估量了。

出山之后的曾国藩变得更加迅猛，很快，曾国藩又在长沙一带招募了一支一万五千多人的人马。然后，曾国藩赶到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追击石达开事宜。又率部队顺流而下，进入江西境内，图谋从赣南绕道进入浙江，全力追击石达开部。

重新出山之后，一个新的曾国藩出现了。当年那个稍显刚愎而呆板的曾国藩不见了，现在的曾国藩，是阅尽千帆，始终能保持坚韧之心的曾国藩，是一个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政治家。当曾国藩重新落座时，就像一个棋手大睡三天，重新端坐在旧日的棋局前。如果说原来的曾国藩是一只刺猬的话，那么，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就更像是一只狐狸，或者说，他变得同时具有刺猬和狐狸的品质——既坚韧有力，又狡猾无比。曾国藩一改往日稳重迟缓的风格，落子飞快，一方面他仍能顽强地将对手拖入泥淖，另一方面，他又能跳将出来，谋划着在适当的时机，竭尽全力丢出自己的胜负手。值得一提的是，在内心的窗口豁然打开之后，那种相关联的幽默感也在曾国藩身上充分体现了。原先紧张而阴鸷的曾国藩气定神闲、举重若轻了，他频繁地跟部下谈笑风生，经常说一些笑话，把部属们逗得前仰后合，而他却一直端坐着，捻着胡须，悠然地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群淘气的孩子。曾国藩很少开那种凝重无比的会议，他经常是利用吃饭时间，把将领召集过来，让厨师烧几个好菜，然后，又上一汤好茶，轻轻松松地，就把很多问题解决了。当曾国藩以一种轻松而幽默的方式来对待眼前一切时，他突然发现，战局就如同游戏一样，已变得一目了然。

当然，此刻的曾国藩在骨子里仍是一如既往的忧郁。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在离开这支部队十五个月之后，曾国藩突然发现，这支湘军的变化是那么大，几乎已不是当年的那支湘军了。湘军的军纪变得更糟糕，当年自己为这支部队所制订的很多规章和约束，早就被他们置之脑后。每当湘军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使不是滥杀，也总是在掠夺。枯燥的战争夺走了士兵们最后的一点人性，当年那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此刻已变为名副其实的职业刽子手。这样的变化不仅仅是指那些普通的士兵，甚至，那些饱读诗书的湘军将领，也变得焦躁而冷酷。他们不仅仅对士兵疏于教诲，有的，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士兵的荼毒给予支持。而且，士兵的成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原先曾国藩倡导到偏避山区招兵买马的初衷，早已被他们颠覆，为了省心省力，那些将领们只是在城区附近随意招兵买马。这样，湘军的组成人员鱼龙混杂，社会上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地痞流氓小混混，全都充斥到湘军当中。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无奈。曾国藩刚回湘军遇到的一件事就是：曾国荃的一支部队在江西吉安附近打了胜仗之后，随意屠杀和掠夺，当地的百姓叫苦连天。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将这支两千多人的部队全部解散回老家。曾国藩才不要这样的部队呢，如此失去人性的部队，又有什么益处呢？曾国藩感到困惑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很长时间陷入战争泥淖的话，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们会不会因此丧失人性？　。。

第六章　　大悟山村（10）

曾国藩出山之时，清军正取得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在此之前，湘军李续宾部攻克九江，太平军林启容部一万五千人战死。九江的争夺，是长江沿岸的关键，经历这一场胜利后，湘军大受鼓舞，上上下下普遍轻敌。1858年11月，正当曾国藩全力追击石达开部的时候，噩耗传来，刚刚在九江取得大捷的湘军李续宾部六千多人，被太平天国李秀成、陈玉成联手在庐州三河镇全歼，李续宾和他的亲家，也即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战死。

曾国藩五雷轰顶。李续宾是曾国藩非常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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