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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2012年，我去了萨尔瓦多共和国。我们沿西海岸飞行，去参观一个农业项目。这个国家曾经拥有郁郁葱葱的雨林植被，但是据估计，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发展农业和其他产业，85％的雨林被毁。在一些地区，农夫已经开垦了所有陡坡上的土地。他们在自己的腰间拴上绳子，再把绳子的另一头捆绑在大树上，这样他们就不会滚下山坡，可以安心地播种，收割。不幸的是，因为他们没有使用覆盖作物来保持水土，再加上频繁的雨水冲刷，大量的泥土从斜坡滑下，流进河流中，混沌的河水看起来就像巧克力牛奶一般。当我们从上空飞过时，看到就在河流注入太平洋的地方，形成了几片巨大的蘑菇状的黑色区域。而且对这些农夫来说，生产率在不断下降。每一天，海洋都在侵蚀大量的耕作层土壤，而这些耕作层在农夫们的有生之年是不可恢复的。

“无所畏惧？”

另一方面，美国的耕地特别适合种植谷物，而且不会对大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以及先进的技术，这使得我们的农业产量能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急剧增加。但是在我看来，美国农民长期忽视土壤健康这个问题。我们其实知道如何保护土壤并提高产量，这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研究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便是：美国政府花费数亿美元使肥沃的农田闲置下来，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而发展中国家则要为农民提供补贴，以让他们在脆弱的土地上加强生产。

另一个历史事件加剧了这个问题。1980年，吉米·卡特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使得我们无意之中对雨林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巴西、阿根廷以及其他国家原本并没有将谷物大量向世界市场出口的能力，但是当卡特决定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进行制裁时，一个大好机会呈现在这些国家面前。它们迫不及待地增加粮食产量，把粮食销往世界市场，并且开始快速毁林开荒。与此同时，虽然美国的农田肥沃、健康、多产，我们却将其过剩的粮食产能搁置一旁，把自己从世界市场中抽离了出来。

我开始接触农业的其他部门，诸如食品加工部门、农业协会和提供各种农业产品的公司，并与它们进行讨论。它们不愿意卷入公开的辩论中来，更乐意保持中立。对它们来说，美国农场主通过在肥沃的土壤上进行合理耕种，不破坏环境，并提高产量和市场占有率，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脆弱的生态系统能被保护起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1994年9月，我写了一篇名为《生物多样性并不可怕》的专栏文章，有幸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在其中，我这样写道：“我们一时犯蠢，没有签署那份公约，使得我们失去和世界各国领导一道商讨重要议题的一席之地。如果人类想要让世界的粮食供给与人口增长相协调，我们的工作重心也要发生转移，即增加肥沃且管理良好的农田的产量，减少对脆弱农田的使用。”接着，我详细地讲述了外来植物对美国农业健康所做出的各种贡献。“虽然仅仅20种作物便可构成世界日常饮食的90％，但保持多样性仍旧必不可少。”这便是我的基本论点。

德韦恩很喜欢那篇文章。不久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说：“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想要你去阐明生物多样性的议题。”我回答道：“这不是明智的决策。我又不是这些领域的技术专家，他们一定会对我的观点挑各种毛病，把我驳得一塌糊涂。我还是写一份书面声明吧。”最终他们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雷·戈德堡（RayGoldberg）是一名哈佛大学的农业专家，当时也是阿丹米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他看了我的声明，打电话对我说道：“每两年我便会出版一本书。这次，我希望能够将你的这篇声明发表在我的书中。”于是我重新投入研究之中，将那份声明改写成一份成熟的白皮书，题为“生物多样性与高产出农业的关系”。

这份白皮书的主旨虽简单，却是我不断强调提高美国农民的生产率是更加全面、持续地应对全球饥饿问题关键的核心所在。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要用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去喂饱世界上每一个饿肚子的人（我稍后会解释，在粮食没有保障的地区，粮食援助策略应转变为加大购买当地产粮的力度）。美国高效、高产的农业不仅已经拯救了成千上万英亩的动植物家园，帮助稳定了粮食价格，还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在必要的时候为那些只能接受粮食援助的国家提供帮助。按照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它们的粮食需求也会跟着激增。我们在增加产量，帮助供应这些市场的同时，也减轻了其他生态系统脆弱地区的生产压力。同时，我们还将宝贵的粮食剩余储备了下来，以备不时只需。

阿丹米公司是我第一个却不是最后一个工作过的大型全球公司。我还曾是康尼格拉公司（ConAgra）、林赛公司以及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Enterprises，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口可乐瓶装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后，又加入了可口可乐母公司的董事会。而且自1993年开始，我也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公司的议程常常将农业研究聚焦在大规模的生产上，我们也确实需要这方面的研究，这点我稍后会详述。但是，当我看到一些对务农一无所知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学者写的关于农业的文章，听到积极分子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将所有大型公司当作贪婪的庞然怪物，认为它们一定是在管制下才变得温驯，接受指令后才会提供援助，我总会觉得满腹委屈。我认为在每一个行业都有聪明、开明的人，他们致力于如何抚平人类的创伤，如何满足人们的关键需求，以及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就同我们的全球生态系统一样，粮食经济同样受惠于多样性。世界各地的农场经营条件、市场、当地人的品位和需求都各不相同。我们需要餐桌上的每一个人同心协力，共抗饥饿。

故事6　　出身决定命运

2004年，我母亲苏珊·汤普森·巴菲特接受了查理·罗斯（CharlieRose）的采访，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电视采访。一些看了那个节目的人注意到了她轻微的语言障碍，猜想她可能中过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时，她刚从与口腔癌的斗争中恢复过来。手术之后，她开始重新学习说话，并且进步很大，但这对她而言其实很费劲。幸运的是，病痛并未让她犀利而善意的幽默有丝毫减损。记得有一次，她面带淘气的笑容，打趣地聊到我父亲，以及他俩之间的趣事：“我以为我会嫁给一个为人类做出宝贵贡献的人，比如牧师或医生，结果我嫁给了一个赚大钱的人。这跟我的初衷似乎有点儿背道而驰，但我知道他的为人，这世界上没有谁比他更好了。所以，至于他会赚钱这个事嘛，我也就将就了。”f米f花f书f库f ；http：www。7mihua。com

而就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她因为脑出血去世了。当时她和我父亲正在怀俄明州拜访他们的朋友，所以她去世时他俩是在一起的。后来，我们的朋友——也是大牌摇滚明星U2乐队里的博诺，还在她的葬礼上唱了歌。作为一个不看重金钱的女人，她在2004年《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153位，并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30亿美元的股份。

我们家族与慈善事业的紧密联系，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令记者和其他人感到无比好奇。我父亲就曾公开说过，他绝不会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继承。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揣测，怀疑我们家族内部是否关系不和。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亲眼见过一些成功商业人士的孩子娇生惯养、不可一世，而他不想让自己的小孩儿也变成那样。他是个务实的人，比如说，他出资购买了一片土地，在转租给我之前，要求我出具了一份让这片土地赢利的商业计划书。他会要求计划书里出现的数字都有据可依，容不得半点儿马虎。同时，我母亲的毕生追求就是帮助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在帮助孩子发挥出他们的潜力方面。她非常喜欢为外国交换生提供食宿，也会帮助奥马哈市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会让她义愤填膺。以前，她的车上贴着一张写着“好人来自各色人种”的保险杠贴纸。后来，居然有人把上面的“各色人种”几个字刮掉并写上了“白种人”，这着实吓了她一跳。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和姐弟们开始第一次做慈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母亲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我们的鼓舞有关。那天，父母把我们仨叫到了一起，父亲说他准备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会，我们姐弟三人每人每年可以决定10万美元的用途。当时，我们主要是资助当地的一些慈善机构，比如内布拉斯加州娱乐和公园局（NebraskaGameandParksBoard）、老大姐老大哥项目（BigSisterBigBrotherprograms）和奇卡诺人意识提前教育项目（ChicanoAwarenessHeadstartProgram）。私下里，我还给这个基金会取了个小名，叫“舍武德基金会”（SherwoodFoundation），因为它就像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兄弟一样伟大。

后来，事实证明我们非常喜欢这样一个低调的基金会，因为它的善款数额既足以资助那些慈善机构，又不会超出我们分析和投资的能力范围。但很快，我们就不满足于现状了。在1999年，父母决定是时候给我们一大笔钱，让我们在自己选择的慈善领域中大展手脚。苏茜、彼得和我每人获得了约2650万美元作为我们个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正是在那段时期，我初步涉足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不久之后，我们便买下了南非林波波地区有猎豹出没的一块地产，并出资建造了一个猎豹园和研究中心，名叫“朱巴特斯”（Jubatus）。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人生不过仅有“40次机遇”，也顿悟到，如果我不先去帮助那些饱受饥饿之苦的人，保护野生动物就无从谈起。记得我和母亲在2002年一起去了加纳，这些年，她也时常和我谈起我们的慈善事业。其间我四处游历，沿途拍下了许多照片，从中也体会到了自己身上担负着奉献世界的重大责任。对此，母亲感到无比欣慰。

2003年，母亲被确诊出癌症，这对我们全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自那之后，我们常陪伴她左右，跟她一起共渡难关。正如她在查理·罗斯的访谈中提到的，她鼓励父亲拿出更多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2004年1月，她拿出了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5140万美元的股份捐到我们的慈善事业中，这是继我父亲之后的第二份大礼，我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富有爱心的善举。母亲逐渐从这场大病中恢复了过来。出人意料的是，一年后，也就是2004年，她还是病逝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也是世人的损失。但是她仍然在以别的方式鼓励我们做善事，她在遗嘱中为我们的基金会做了安排。2005年，苏茜、彼得和我的基金会分别从她的遗产中获得5160万美元的捐赠。

父亲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悲恸不已。当时的一些媒体也注意？，他因为太过沉痛而根本无法出席母亲的葬礼。母亲的离世使我们都觉得少了一位至亲的陪伴，尤其是父亲。以前，父亲喜欢拿大笔的钱让母亲去做慈善，造福世人。他一直以为母亲会比他活得久。可现在，母亲走了，他要怎么办呢？

父亲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看了看这些数字。捐款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对此我的感触也越来越深。我们曾遇到过很多手头宽裕、慷慨热心的人，他们想向社会伸出援助之手，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慈善机构来实现他们的愿景，只好作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最需要资助的慈善事业，不具备有效的组织机构、管理人才和战略方案来统筹大笔资金。这就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简单可行的项目。当然，这本身无可非议，但那种项目往往是一次性的，获得的效果不能持续，所起的作用也只局限在当地。同时，有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它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难再革新的地步，其高昂的管理成本和工作方法似乎也收效甚微。

父亲在了解了慈善领域内的各种组织之后，意识到没有我母亲带路，他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处理这么一大笔钱的慈善组织。这样一来，可供参考的范围就极大地缩小了。他发现，在目前所有运行的基金会中，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GatesFoundation）最大也最具活力，是接受这笔捐助的不二之选。该基金会在2006年就拥有290亿美元的基金和200多名员工，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并希望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我父亲正是被基金会的这一宗旨吸引了。

与此同时，父亲也非常欣赏彼得、苏茜和我正在做的慈善事业，并决定为我们的基金会做一次非常慷慨的捐款。当时，他委托给盖茨基金会的金额是310亿美元。正如他资助了盖茨基金会一样，他也想资助我们姐弟三人的基金会，但前提是，我们仨必须积极投入到基金会的运作中，并按照法律要求，保证他的捐款都被用于慈善事业。他承诺在接下来的多年里会累积给我们每个人的基金会分别提供10多亿美元的资金。这一决定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事业领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源，给我们的这场激动人心的旅程加足了马力。他还在自己2012年8月82岁的生日时宣布，要将委托给我们基金会的捐助翻一番，作为给我们仨的一份礼物。

于我而言，也许这段经历中最鼓励我的地方，就是父亲曾表示希望我们去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我们不像许多非政府组织，它们需要在募捐中向捐助者展示自己的“丰功伟绩”，我们则可高效迅速地赶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帮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并且，我们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们能够从自己的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然后从头再来。

我父亲在序里提到过，他有一套“出身决定命运”的理论，也就是说，你的出身背景决定了你将来的发展前景。而在不同时期，他对这一观念的阐述也有所不同。比如，他有时会说，如果让你选择出生在不用缴税的国家或是在要缴税的美国，那么你会因为要缴税而放弃出生在美国吗？你愿意缴纳百分之几的税呢？他认为，同样才华横溢、志存高远的两个人，一个出生在乍得难民营或者萨瓦尔多的偏远山村，另一个则出生在美国，那么他们所拥有的机会和际遇是完全不同的。

父亲之前一直把做慈善造福世人这个事业交给母亲打理。我们姐弟还小的时候，母亲就在很多社区组织中工作过，但后来的这几年，她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少数几个相对较大的领域。她支持民权运动，倡导计划生育和妇女生育权。她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那些处于困难甚至极端条件下的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他们获得基本的自由和平等。

如果你了解我母亲，或者只是看了查理·罗斯的那期访谈节目，你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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