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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

算卦的瞎子给我批过八字儿，说我生来命硬，克父母。如果父母比我还要命硬，那我就活不长；反过来，父母没我命硬，他们就得一个个地让我活活妨死！这是一项多么残酷无情、恐怖可怕的判决呀！

父亲性情豪放而豁达，对这种玄奥的占卜和奇特的预言，既没说过相信，也没说过不相信，似乎并不怎么往心里放。

母亲却对瞎子的说法信以为真，当成是老天爷和阎王老子早就给注定的，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心里边结了个解不开的疙瘩。她常常忧心忡忡地在父亲耳边唠叨，看咱这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是一个样儿吗？这么小的人儿，后脑勺这么平，头顶上的旋儿这么正，眉毛这么粗又这么黑，眼睛这么黑又这么亮，槽牙长得这么快、这么齐！……他准不是个平民百姓鬼魂儿托生到咱家来的！

对此，母亲特别固执己见。在短短的时间里，她给我拜认了好几个光棍汉和“绝户头”的干佬儿。在她看来，因我“命硬”将给他们带来的灾祸，就好似是一件沉重的东西，让别人分担分担，自己身上的负载就小了些，轻了些。分担的人多了之后，或许就可以免除。

她甚至让我给街头的野狗作揖，给临往屠宰场送的肥猪下跪。说那狗到处挨打，为我减轻苦难折磨；说那猪吃一刀子，就代替我，或者替我的父母经受了死亡。

母亲的娘家很穷，除了耕种坟茔周围的一点点梯田薄地外，外祖父依然得到附近的山村做月工或打短工，外祖母给旱店子或洪水庄的地主当老妈子。他们早出晚归，我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小弟弟看家，也看坟，守护住薄地上长着的豆荚、倭瓜和别的作物果实不被人偷走。

母亲终生念念不忘的是一位在北京念“大书”的“洋学生”。那学生家里是个大财主，家里人不让他干活儿，不让他管事儿，吃饱饭呆着不出门惹事就行了。为了拴住他，给他娶了个也是财主家的特别俊的媳妇，媳妇还给他生了个胖小子。可他总是不高兴，不肯在家里睡暖床热被、吃鸡鸭鱼肉、守着娇妻爱子，连绫罗绸缎的衣裳都不爱穿。他经常到山沟里的乡村串门儿，身上是布衣布裤，脚上是布鞋布袜，只有手上总提着一条亮晶晶的“文明棍儿”。他常到坟地找我的外祖父来聊天，对我的外祖父特客气，笑模笑样地说话，称“您”，还把我外祖父说的那些“颠三倒四”不成句不成文的话，用铅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很喜欢我母亲，管我母亲叫“小妹妹”。我外祖父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跟我母亲聊天。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跟小孩子，跟一个穷看坟的小孩子也有说不完的话。他求我母亲教他用高粱秫秸皮儿编蝈蝈笼子，用兰草编蛤蟆、编花篮儿。他答应我母亲等到冬闲的时节，带我母亲到村里去，跟一群穷人家的闺女学认字儿、写字儿。

过往行人，特别是那位好心肠的“洋学生”，在坟地茅屋前的瓜棚豆架下所留下的言谈话语，对于我的母亲——在当时只是一个长在偏僻的山沟里、穷看坟的闺女来说，不仅抵消了不少生活的孤寂，填补了头脑中的许多空虚之处；尤其重要的是，使我的母亲受到非同一般的思想熏染和风习影响。她再不肯用长长的布条子裹脚了。外祖母给她缠上，她就偷偷地抖落开。为着这种不遵守传统规矩的行为，她的脑袋经常被笤帚疙瘩打得小包刚下去，大包又跟着起来；身上也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总不见彻底消退。结果呢，她人长大了，脚也跟着长大了。那个时代，大脚女人是很难找到好婆家的，何况又是个最贫穷、最低下的看坟人的女儿。外祖父为这件事发愁，急得没办法。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只好委曲求全地给她找了一个傻子做丈夫。她决不屈从，决不肯不舒心地活一辈子。就在要成亲的头天，一个月黑天的三更里，她逃出坟地的茅草屋，逃出山沟。

母亲只身一人，逃到将近百里以外举目无亲的陌生地方，本指望能找到那位姓秦的“洋学生”帮助，不想从看门人那里得知他被诬为俄国人的同党，杀了头！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2）

看门的老头儿见我母亲可怜，诚心诚意地劝她跟他回家。

这老头儿姓梁，自称是个“命大”之人。就在我母亲到了看门老头儿家不久，刚刚上炕端起饭碗，偏巧来了一位好几年没有登过门的侄子。

等到串门儿的侄子一走，老两口就咬起耳朵根子，然后老头儿对我母亲说，刚才来串门儿的我那侄子，你看咋样？我估摸着准可你的心。

母亲也觉得“巧”。因为她第一眼见着那个串门儿的人，就觉得顺眼，面貌作派极像那位善良心肠、好性子、有学问的秦先生，听他一阵子热烈的谈论，越发觉得相似。她认为，这非同一般的事里，俩人肯定有缘分，应该成为夫妻。

三天之后，母亲被看门人和他的老伴儿简单地打扮一番，借一辆牛车，送她跟我的父亲拜了天地。

母亲常常无限哀怨地说，我这一辈子，就过了两年的舒心日子，前边和以后，没有舒心过一天！她所说的两年，是指跟父亲新婚后的两年。

那会儿，父亲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显然跟母亲是一致的。否则，凭他那一个大院两间房屋和二十亩土地的庄稼主儿，又是个模样不丑、身体不孬、性格爽直活泼的汉子，找个门当户对、符合规矩的闺女续为“填房”，绝不会有多大难处。他并不识几个字，却几乎自发地跟京里卫里的一些新派思想遥相呼应，特别好追“时兴”。他对受难的人极富有同情心，尤其对受难的女人。同时，他也渴求一种感情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自由。他的脾气有时候很暴躁，暴躁一阵儿，就像干柴猛烈烧过，立刻声止烟消，剩下的只有给予人的温暖。他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要不然，他不会在那种时代和那种环境里做出一件震动全村的事儿：每当母亲做饭，只要赶上回家，他就要帮着烧火。当母亲生了我的姐姐以后，不仅劳累，而且行动不方便的时候，父亲总是主动早起，替母亲抱柴、舀水，把早饭做熟。母亲吃饭，他就帮助带孩子。这件奇闻在村子里传开，“让人笑掉了大牙”。我的爷爷听到之后不相信，掐着做饭的时辰，悄悄溜进路南西头的小院子里一看，果真瞧见我父亲正“像老娘儿们那样撅着屁股”烧火。

爷爷被气得浑身发抖，抢过火棍子要打父亲：不要脸的东西，你还像个男子汉吗？

父亲抓住烧火棍子的另一端，抢白我爷爷：男子汉咋的？男子汉不吃饭行吗？要吃饭，不烧火，能生着吃吗？

爷爷说，烧火做饭，是老娘儿们的事儿呀！

父亲说，您看看，咱家的老娘儿们啥也不干，躺在炕上呆着了吗？

爷爷扭头看一眼，瞧见我妈正跨坐在炕沿上，一边奶着我姐姐，一边忙着做针线活儿。他没话可说，只好一跺脚，松开手，自己给自己下台阶式地骂了几句，故意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父亲接茬儿做饭，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可恨的水灾和兵灾，破坏了乡村的宁静日子，扰乱了人们自得其乐的心绪，改变了、甚至扭曲了不少正经庄稼人的人生道路。

这一切，都极为明显地影响着父亲。他渐渐变了，不安于守着妻子和孩子苦熬岁月。在一场大水过后竟然丢下妻儿老小，偷偷地离家外出了！　　对父亲的行动，母亲很恼火，也很伤心。尽管父亲到赵各庄煤矿落下脚之后，就立刻往家里写来信，没过几个月又托顺路的同乡人捎来钱，母亲仍然不肯原谅他。

大水过后，压在土地上的积水渐渐消退，较高的地方露出了地皮。

面对一切灾祸都逆来顺受的庄稼人，见此光景，立刻活跃起来，纷纷踏进或锳进又脏又臭的泥水中间，奔到属于自己家的地界里，打捞泡倒、沤烂的秫秸秆和粮食穗子。于是，村子里立刻浮动起一种类似丰收年收割打轧的忙碌气氛。

母亲受到这种气氛的牵动，想到自己家的土地、地里的庄稼，她不声不响地磨快了镰刀，找齐了绳子和扁担，掩上门，拉着姐姐到村子当中、路北大槐树下的我大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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