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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发展成为一个更有效率和活力的组织。”他说。为了实现流线型分工，他给每人都分派了管理角色：米勒负责远东地区，马尔斯特德负责北美，斯特林负责欧洲，而菲尼的职责则是协调其他三位的报告，并制定策略。

作为并肩创业的*，菲尼和米勒还制定了公平的利润分配办法：他们俩各拿，杰夫瑞·马尔斯特德拿，李·斯特林拿10％。李对此很不开心，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和马尔斯特德拿的一样多。当时，他们只是握手确认了这一分配方案，并没有诉诸文字。

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公司在赚大钱。他们每个月可以销售4　000辆汽车，钱财滚滚而来。不过，由于没有资产负债表，他们无法知道自己的生意究竟有多好。他们指定鲍勃·米勒在香港雇用的会计德斯蒙德·伯恩——一个体型魁梧、有点夸夸其谈的英国人，作为公司的财务总管，让他集中管理所有的现金流，并直接向菲尼汇报。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菲尼遇到了一位从新泽西来的朋友，说起自己在全世界拥有27家公司。那位朋友问道：“可是，你现在赚钱吗？”这个问题一语中的。1965年1月，4位董事在第二届董事年会上再次碰头，这一次是在日内瓦海尔维林荫大道76号他们的办事处，德斯蒙德·伯恩汇报了自己巡查各个分公司后的发现。公司业务在迅猛增长，但长期资金短缺。“我们并不是没有钱，先生们，”伯恩直白地说，“可是钱都到哪儿去了？”

伯恩披露了汽车销售分公司存在的7个问题。往往是预定的运送时间到了，可钱还迟迟不能到账，无法付款。于是，他们动用保修部门的资金，用来支付日常开支和汽车运费。

几位董事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公司有盈余的资金在内部流转。于是，他们决定缩减开支，研究对策。菲尼建议从降低他们的薪水下手，他们每人每个月可以拿到2　000美元，这是对身在国外的美国人设置的免税点，董事们同意将他们的薪水降到每月1　200美元。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财务上是如何运作的。”马尔斯特德回忆道，“如果一个地方成立了一个办事处，谁有钱谁就给他们汇钱。局面很混乱，没有人计算，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记录。我们往香港汇钱，香港又往加拿大汇钱，可是从来没有人把这些账目汇总在一起。”业务扩展得如此迅速，他们没有在记账上花费太多精力。“我们没有花任何时间来进行整体协调，或者做类似的工作，我们只是忙着卖汽车、卖免税酒，赚钱，把钱存进银行，存进去，再取出来。”米勒回忆道。　txt小说上传分享

6　暴风骤雨（2）

这几位康奈尔毕业生在酒店管理学院时学到了很多经营旅馆和餐厅的知识，然而他们现在必须掌握管理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性企业网络的原则。他们几个找来一本艾尔弗雷德·斯隆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互相传阅，那是1963年的畅销书。在书中，斯隆把自己经营通用汽车的成功归因于分散经营和财务控制。旅客国际做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财务控制并不是当务之急，”菲尼的目光转向背后，满是嘲讽地说，“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钱！”

他们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汽车生意正遭遇来自美国军方的残酷竞争。1960年之前，美国那些设在海外的军卖店，比如PX等，并不销售美国制造的汽车和奢侈品。可现在，PX等军卖店已经开始向派驻欧洲的士兵们售卖免税的美国汽车了，而且也是运送到他们家里。他们为三个美国汽车制造商设立了展示厅：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他们的条件当然非常诱人，”菲尼说，“你环游一圈儿回国后，可以到当地的福特汽车经销处提取你在欧洲订购的车，他们几乎把我们排斥在外了。”

在香港，汽车销售也面临着其他竞争。菲尼和米勒手下的销售员们一直以来都把太平洋市场据为己有，直到第七舰队的一艘轮船从太平洋转移到了地中海，进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当第一位竞争对手的汽车销售员登上轮船时，才知道军官们都已经在香港买过车了。于是，秘密泄露了。

通过菲尼在加拿大边境的邮购酒品业务，钱汩汩不断地涌入了汽车国际。不过，正如那些跟风的竞争者们所指出的，他们的业绩正在下滑，年销售额从1963年的2　000万美元滑到了1964年的500万美元。

经过一年前在纽约大街上发生的那件事，各位合伙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在许多方面已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这些危机足以将他们送上法庭。一次，李·斯特林偶然遇到了一位出道不久的律师哈维·戴尔，是斯特林在纽约长恩中学时的老同学、康奈尔大学的校友，斯特林向他讲述了自己从事的汽车生意。当时，戴尔刚刚加入柯蒂斯、马利特–普雷沃斯特、科尔特和莫斯尔在纽约开办的律师事务所。这位律师新手拥有丰富的国际法律知识，他意识到这几位企业家以后很可能会惹上税务方面的麻烦。“你们几个最好抽身自保，因为法律改了。”他说。

李·斯特林汇报了自己听到的这些话后，菲尼和鲍勃·米勒来到了位于公园大道101号的柯蒂斯–马利特办公室，以了解更多的情况。菲尼大致叙述了他们公司的生意流程，几位律师听着，　惊讶地摇着头。律师们解释道，美国已经收紧了对居住在国外或在国外做生意的美国居民的征税规则。因此，这几位售卖汽车和酒品的企业家面临着许多税收和责任方面的问题。

哈维·戴尔列席了那次会议。这位年轻的律师对菲尼有点儿了解，在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之前，他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过哲学。菲尼和米勒请他对他们公司的全球业务进行一番巡查，看看公司该如何规避在税务方面应负的责任。他们的交往自此开始，而哈维·戴尔最终成了对查克·菲尼一生之中影响最大的人。

为了解决税务方面的问题，查克·菲尼还结识了另一位律师，一个风趣而健谈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他也将在菲尼的商业生涯中担任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托尼·皮拉罗（昵称托尼）还在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读一年级，他刚刚加入这个律师事务所，那天他参加会议只是负责记录。尽管他身材矮小，但在高中时却担任过棒球队、橄榄球队和篮球队的队长。菲尼对这位聪敏、自信的年轻人印象很深。后来，1964年12月，当他听说皮拉罗打算去巴哈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时，他就去劝说皮拉罗加入旅客国际。皮拉罗感觉菲尼是一位很有天分的企业家，而且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于是他答应了。他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职位，但他觉得可能是税务顾问和投资顾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　暴风骤雨（3）

哈维·戴尔很快就确认了这4位康奈尔人所面临的境况比破产还要严重。“他们所做的生意存在法律上的风险，这足以将他们送进监狱。”他回忆道，“事情的严重性就在于，虽然他们不是有意而为，但事实上，他们的行为相当于挪用了给琼斯准备的信托基金，来支付给史密斯邮寄物品的邮费——这是一种庞氏骗局①，是欺诈行为。如果事情已经发展到所能预见的最坏程度，那么他们就得承担法律责任了。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法律方面，他们所面临的后果都很严重。”

经济上的危机还为公司带来了另一个人，他在未来很多年里也将成为关键性的人物。他是普华永道的一位资深合伙人，他翻阅了旅客国际的账本，建议他们请个好点儿的会计，并推荐了艾伦·帕克。住在日内瓦的艾伦·帕克是英国人，出生于罗得西亚②，他额头高高的，戴一副大大的眼镜，是一名很有天分的法务会计。菲尼请他到伦敦来面试。帕克清楚地记得，菲尼是用何等迅疾的步伐走在伦敦的街道上。“我差不多落后他三步，”他说，“我不管走多快，都永远赶不上查克。”菲尼走路之快简直成了神话。菲尼手下的伦敦办事处经理邦尼·苏赫特说：“有时，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已经走远了，你不得不跟在他后面跑下楼。”

帕克进入公司后，很快发现“人们像疯了似的花钱。在日内瓦，每个人都跟旅客国际的人吃过午餐，而鲍勃·米勒或者杰夫瑞·马尔斯特德则负责埋单。我立即制止了这种行为。我说：‘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菲尼在加拿大边境开创的生意已经迅速膨胀，这损害了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利益，迫于压力，白宫已经介入了禁止邮购酒品的活动。1965年2月25日，约翰逊总统提出了一项法令议案，把5瓶免税酒的许可标准降低到了1瓶，而且规定只有21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享受这种优惠。从此，旅客们再也不能为自己汽车里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个人都申请5瓶酒了。约翰逊总统为这条法令寻找的理由是，出于平衡收支方面的考虑，出境旅游的美国人的消费数字“目前是不合适的”。

约翰逊总统的议案必须获得国会两院的同意才能生效。菲尼飞到华盛顿，打算游说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们反对这项措施。他带上了托尼·皮拉罗。他们都如此年轻——菲尼33岁，皮拉罗29岁——因此坚信自己能在华盛顿产生影响，并借助舆论的压力获得胜利。皮拉罗后来说：“那只是我们的痴心妄想。”他们在希尔顿酒店设下大本营，然后雇用华盛顿一家比较有来头的律师事务所——阿诺德–福塔斯–波特来为他们各方运作。阿贝·福塔斯是约翰逊总统的知己好友，保罗·波特是市里最有影响的律师之一。波特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能提供一个不让总统难堪的解决方案，我们就能实现你们的愿望。”

菲尼和皮拉罗知道，一家注册总部设在列支敦士登瓦杜兹的公司是能够燃起国会议员的些许热情的，因此他们把身份定为“美国旅游与贸易协会”的会长和秘书长，这个机构是他们为适应当前的情况而临时创造出来的，他们还想出了一句口号：“在贸易中发展旅游。”他们找了美国一些做“5瓶酒”生意的竞争者来签名，这下就形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效应。

6　暴风骤雨（4）

保罗·波特为菲尼安排了与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的10分钟会面。德克森是参议院中强烈反社会主义的少数派领袖人物，他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这儿花10亿，那儿花10亿，很快你们就会知道，那都是真金白银啊。”这位参议员长着一头浓密白发，下颌宽厚，说起话来粗声粗气，刚见面时，他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请查克和我坐下，并拿出用印第安纳葡萄酿制的白兰地招待我们，由此我们猜想，他对于这种法国白兰地的进口身份是毫不介意的。”皮拉罗回忆道。菲尼用最快的语速解释说：“这项法案将是非常不公平的，士兵们为了捍卫全国人民的安全而置生死于不顾，可这项法案还要夺走他们的酒。”德克森一言不发，也没有提任何问题，菲尼回忆道：“不过，他对于士兵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很感兴趣，用你难以想象的激情讲了一通话。”

菲尼还将以“美国旅游与贸易协会”会长和旅客国际有限公司总裁的身份，出席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他对此寄予了很大希望，花了好几天时间待在希尔顿酒店，起草自己反对的那项编号为HR7368的法案的发言稿。

听证会于5月3日和4日举行，菲尼来到国会山后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强大的政府。财政部长亨利·福勒首先陈词，他向委员会表明，国家的预算赤字已达31亿美元，“现在绝对不是鼓励出国旅游的时候”。福勒还声称，这项法令将有利于平衡收支困难，同时有利于海关管理。废除“托运”特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已经致使许多州损失了酒水税收，给他们带来了困扰，而大家对此已是怨声载道。

波特代表“美国旅游与贸易协会”进行了反驳。他指出，作为“托运”物品入境的酒水只有45万加仑，而美国的酒水总消费量则高达亿加仑。面对听众席上的笑声，他补充了一句：“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我的一份。”（他是个有名的酒鬼。）

第二天，菲尼得到了听证会主席约翰·沃茨的传召。沃茨是*党人，来自肯塔基，那里是美国出产波旁威士忌的基地。菲尼完全承认订购酒品、送货上门的点子是自己的作品，不过现在已经有大约15家公司在这样做。他恳切地指出，如果禁止这项业务，“将会残酷地摧毁整个产业”。而且，这项法令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它对美元的外流虽然会起到一点微弱的影响，但却会导致美国成百上千人失业。

菲尼悲哀地描述了这项措施将给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旅客们带来的额外麻烦，他们将经历如同大学足球比赛一样的拥挤，只为申报自己所带的酒水。他还呼吁国会议员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要歧视回国的士兵们，比如“那位年轻的飞行员，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致力于抵抗外来侵略”。

所有这些理由都无法打动委员会。约翰逊总统的法案获得了*党多数派的投票支持，并顺利通过了参议院的表决。不过，菲尼向德克森参议员的申诉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德克森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杰克·贾维茨联合起来，将法案的生效日期从1965年的6月1日推迟到了10月1日，菲尼和皮拉罗赢得了4个月的时间。

据代理他们公司事务的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透露，菲尼压根儿没有任何希望获胜。他后来告诉菲尼和皮拉罗，“这件事开始推进时，约翰逊总统把国会负责人叫进办公室交待说：‘这件事就应该这样做，我们得改变免税许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这位律师说，他在华盛顿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像约翰逊总统那天那样强势的态度。当时，波旁威士忌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大大降低，虽然这不全是因为菲尼他们的缘故，但波旁威士忌的制造商们却把账算到了免税商品销售的头上，说他们“除了苏格兰白兰地和法国白兰地，就不会卖点儿别的”。后来，一位报纸专栏作家写道，美国的酿酒业利益集团在约翰逊总统背后支持他立法，其中有一位著名的华盛顿说客，人称“软木塞”的汤米·科科伦，他经常去找约翰逊总统喝一杯波旁威士忌。许多年后，皮拉罗到海地参加一次商业会谈时遇到了科科伦，他向这位说客问起了当年指控的事，不过“软木塞”不愿再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6　暴风骤雨（5）

于是，1965年仲夏，在创立公司8年，眼看着它成长为世界上第一批跨国零售店之一后，查克·菲尼和鲍勃·米勒面临着暴风骤雨。公司受到了一系列挫折：约翰逊总统对“5瓶酒”业务的重创，地中海地区的残酷争夺，以及加拿大边境的汽车销售业务遭遇亚洲汽车销售垄断终端PX店的竞争，再加上公司内部混乱的账目和无度的挥霍。所有这些，都在演示着一个由空想家集团领导的创新型企业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过程。

在国会山败诉后，菲尼开始进行收尾工作。他关闭了在日内瓦的办事处，把所有事情都集中到了纽约。艾伦·帕克也在受雇仅4个月后就离开了公司，李·斯特林把他们已经取得的36个瑞士工作许可证卖给了人称“伯尼”的伯纳德·科恩费尔德。伯尼是个国际金融家，他以瑞士为总部，通过一家公司处理美国信托基金的投资，不过那家公司后来倒闭，并导致许多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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