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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1页）

老子看出了周朝未来的分崩离析，他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真是忧心悄悄，亦有彷徨。于是他提出了向后跑的主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当然是要开历史倒车。

但老子关于“大道”的思维，其哲学价值却是独到而不可否定的。而“大道”就是顺其自然，岂不正是可以导向到社会前进的方面么？所以，老子为社会时代开出的具体药方不对，他的哲学却没有错。另外，他既然拿出了具体方案，也就从“大道”的“无为”的高度，下降到了较低一级的“上仁，上义”的“为之”的高度，只可惜他的正确理论没有能找准实践的方向。

小国寡民的状态，在它自然来到的阶段上，是“大道”的体现，老子不该只记得这个体现，并且还主张将它固定起来，而看不到“大道”还会有它新的面孔。他自己说过，“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可见，他不是无意识中犯了这样理论与实际自相矛盾的错误，他是有自觉意识的，他认为他的哲学与他的具体社会主张二者是统一的。老子，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中国古代两位圣哲，都主张社会向后倒退，这是令人深思的。

一个发言稿

整整七十年前，一九四O年的十月，新四军在黄桥取得了反摩擦、反围剿的胜利，打败了顽固派韩德勤以十倍的兵力对黄桥的进攻。这一军事胜利的政治基础，是陈毅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从江南来到泰州地区，对于李明扬李长江成功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且争取了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从而挫败了韩德勤所坚决贯彻的*路线和政策。发生在泰州地区的这段历史，是泰州人民的一个深刻而宝贵的历史记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泰州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把这段与泰州直接有关的历史写出来；但实际上我仍一无所知，首先需要了解和研究。这样，我得到了地方志办公室的热情支持，在那里看到了一些当事人所写的材料，其中特别了解到“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三万人马的易帜分道，即以大部归顺汪伪政权，以小部到农村去坚持抗战，这样求得其整体实力眼下与将来的保存。这个“中间势力”的生存艰难和它最终的如此这般分化瓦解，生动折射出当时复杂的军事政治形势，可作为“文眼”。后来，在海陵区政协，偶然间，我看到各地文史资料，翻阅之下觉得，它们虽不是直接有关“二李”的，却反映了一九四O年左右江苏地区的一些情况，可作为“二李”之存在的背景透视材料。另外，黄桥战役史料是不难找到的。这样，有了这几方面的材料，遂觉得一切都清楚起来。如果写成一部虚构文学长篇，可能费时要多些，对于写作才能的要求也更高些，而人们首先需要一本记实性的作品。于是，我较顺当地就写出了《苏中风云录》这部二十六万字的记实小说，写作时，觉得是无一字无来历的。此书只能说是对这一题材的一个初步的开垦。《泰州晚报》连载了这部作品，泰州电台又来播出这部作品，说明着社会的承认。明年八月二十六日，是陈毅元帅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我谨以此表示对这个即将来到的伟大诞辰的纪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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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大诗人吴嘉纪

大诗人吴嘉纪（清初泰州安丰场人，今属盐城东台），字宾贤，号“野人”。其祖父吴凤仪，是王艮次子王东崖的学生，这个辈份与李贽同学。而吴嘉纪，却是他的祖父的学生刘国柱的弟子。刘国柱学成后，主讲安丰社学十年。吴嘉纪与“泰州学派”有这样深的关系，他一生做人的高洁和做诗的风骨，根源当在这里。清人已经说，吴嘉纪是王艮的“后兴者”，“野人之诗即心斋之道”。

吴嘉纪《陋轩诗》共一千几百首，切入清灭明的惨史和清初民间痛苦的实际，表现着诗人的冰霜正气和崇高人文精神，而在艺术上寓浓烈于淡远、寄厚热于峻冷，融杜甫陶潜于一炉，在当世就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吴嘉纪生活在烧盐灶丁和农民之中，除了外出会友和诗朋来访，他的生活地位和状况，与最普通的穷民没有区别，只是他不烧盐不种地，有时卖文为生，有时课授生徒，有时收受朋友接济，一生就这样度过。

吴嘉纪迫于生活艰难（尽室命如缕），曾在朋友资助下做过不大的生意（贩薪白驹场，籴麦清江浦），他却羞于所得（腐儒得利归，笑视略不取）。他觉得对他来说，做诗要比做生意重要得多，他把“以诗为史”的责任担上了自己的肩头。诗风“如入冰雪窖中”的他，内心燃烧着书生赤子的热情。他希望做官的诗友能像范仲淹一样为民敬仰。“志同出处殊，我实自由弃”，面对当时的现实；他选择了隐居的生活，以一种洁身自好的孤独屹立荒野。

吴嘉纪要做一个平民诗人，至于他的诗朋之中有后来去做了官而继续跟他做朋友的，有本来就做了清朝官员而在某种场合结识于他的，这些，并没有改变他做人和做诗的准则，他的朋友和他本人的诗篇为此作证。清朝统一全国，社会渐趋安定，民族矛盾缓和，多数士人渐渐愿意做清朝的官，一介穷儒吴嘉纪无力阻挡，而他洁身自好，穷终诗书，在各色人们中聊备一格，也就相当难能可贵。这种长期的忍辱负重和决不动摇，与尖锐情况下的瞬间殉节，表现的都是可贵的气概。

他诗名鹊起在五十岁上下，此时身体有病，更无力靠别的手段养家餬口，所以收受诗朋文友的接济，无论在他或在他的朋友，都成了惯例。他的穷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所以无须惭愧不必遮掩，他就用诗把这样的穷困写了出来。“野渡人归尽，沙田雁自呼。船停枫叶落，月没客身孤。何处鸣刁斗，衰年在道途。倘能免忧辱，飘泊敢长吁！”这是他哀叹奔走的诗篇中很平淡的一首，胸中的苦痛真是深重如海。

有一年春天，他从远方归来，时当播谷，却满野荒草，农民逃亡，“白骨委尘埃，居室余败瓦”。可是，“路有催租马”，那么还能向谁催租呢？于是，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要向诗人收租，“我无半亩田，征税何由派”？刚刚归来的诗人百般解释也不行，诗人口袋里正有从朋友那里得到的接济，他就买了酒食，招待这些人，可是，临了还是不行，“用尽腐儒力，未免公家逮”。诗人的命运与无数民众的命运完全融会到了一起，他的诗也就毫不客气一炉而熔之了。正好诗友汪三韩来看他，闻知此事，把他从官府手中救了出来，汪三韩也悲愤不已！

吴嘉纪66岁逝世，当他26岁时，明朝灭亡，当他45岁时，南明灭亡，清军“扬州屠城”。明末清初社会混乱黑暗民不聊生，所以，吴嘉纪不可能写别的诗，他只能写《陋轩诗》里的诗。从吴嘉纪的诗篇，可以概括出他在“家，友，民，国，志”这样五个方面的情况：

一，家。他的房子东倒西歪，狐狸野物随意进出，睡在床上可以看到青天，半夜常被破屋发出的声响惊醒。他穷得连砚台都卖掉了，无力修屋。风雨之夜，他的破屋终于倒下，仓卒之中他救得儿女出来，躲在草堆里等待天明。朋友看不下去，资助他修屋，房屋虽不咋样，情趣是有的，“遗病一篱菊，驱愁数卷书”，屋外有流水，有老梅。他逃大水时携带的只有书籍和*，返回时再把*种上。他的妻子王睿（泰兴人），一生艰辛持家，支持吴嘉纪的事业。《哭妻王氏》写道，妻子跟我共同生活了四十五年，曾经对我说过，她要在我之前死，问她为什么？她说，想得到你的挽诗啊！如今她果然先我而去了，我边哭边写的诗也许欠工，但妻子的这个愿望是实现了；可是她的愿望实现了，我的悲痛向谁去说啊！他抚摸着亡妻为他劳苦一世的手，痛苦如狂，这时屋外寒风凛冽，落叶纷纷。过去他把酝酿的诗意说给妻子听，妻子每每就流下了眼泪。“闺房有赏识，不叹知音寡”，这是诗人对妻子最高的赞美。他说妻子嫁来之后，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不是兵荒马乱，就是大水时至，而妻子却反过来担心他意志衰减，表示“高义归夫子，饥寒死不怨”。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格力量！“潦倒丘园二十秋，亲炊葵藿慰余愁。绝无暇日临青镜，频过凶年到白头。海气荒凉门有燕，谿光摇荡屋如舟。不能沽酒持相祝，依旧归来向尔谋”。二十年前，穷困的诗人曾用这一首诗来庆贺妻子的生日，又是二十年下来，他的家境并无任何改变，他的妻子就这样度过了一生。

他的妻子死后，全村人都为她伤心哭泣。妻子跟他一样爱菊，有一回重阳节大风雨，他们一起把*搬进屋里，终日一起坐在花中，夜里点上灯守着花。“生无一日娱，死别忽匆匆”，这是他对妻子人生的写照，也高度概括了无数劳苦妇女的人生命运。诗人“麻巾尽血泪”，悲痛到了极点。

诗人的父亲吴一辅，是吴凤仪五子中最为学优的一个。吴一辅死后，诗人无力葬父。借了人家水田之中荒无人迹的小土墩，搭了个草棚暂存吴一辅的棺材，这就是“一棺常寄他人田”。诗人泪眼遥望“水阔波浪白”之中那个荒渚，想到“父在旷野儿在室”，虽然痛彻心扉，也是徒唤奈何。他另有一首《吾亲》诗，写他无力葬父的悲痛：“秋来三夜雨，田园尽沆漭。吾亲波浪中，败棺魄凭仗。岂无所生儿，他山远拾橡。常恐饥冻死，去住长飘荡。望岁岁更凶，四野唯菰蒋。残骼傍垅亩，何日归泉壤？”

吴嘉纪终其一生也不曾有能力安葬的，除了他父亲这一棺，另外还有二棺。这个事实，说明着在诗人的日常生活图景之中，有着这样三具无力安葬、搁置荒野的亲人的棺材。诗人曾把自己比作“秋原菊”，而广大穷民是秋原上遍地“蒿艾”，茫茫相亲相混在一起。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象和比喻，因为他除了贫穷，他还是一个诗人，他是这秋原的诗人，为遍地蒿艾也为自己而悲歌，写着他又苦又冷的诗。

二，友。郝羽吉“淡于声势”，是个“隐逸之士”，安徽歙县人，久客扬州，以做鱼盐生意餬口养家。“淘上老人心凄凄，无衣岁暮娇儿啼。多年败絮踏已尽，满床骨肉贱如泥。出门入门向谁告，唯有朔风过破屋”，吴嘉纪家中缺衣少被寒冬难熬，郝羽吉寄来了棉布，“我友何由知此情，远寄宛陵布一束”。凭着这匹布，妻子王氏给孩子和丈夫都做了寒衣。这位郝羽吉去世后，吴嘉纪作长诗《悲髯公》哀悼他，说自己二十五年以来一直受到他的接济。吴嘉纪的另一朋友汪楫说，吴嘉纪交友是严格的，“结交只许素心友”，郝羽吉就是其中之一；又说郝羽吉十分推崇吴嘉纪的诗。

吴嘉纪另一好友孙豹人，“日拥经史，吟啸自放”，“壮年已白头，十年歌哭古扬州”。他像李白一样将千金散尽，弄得“饥寒累妻子”。后来不得不改变与清朝不合作的态度，应试科举，授官内阁中书舍人，却并未就任，而是以年老辞官回到了扬州，继续以文会友。他身后留有诗集文集和学术专著，其诗写道：“吴生性孤直，知交唯数子……诗格宗大雅，古淡有如此”，他在吴嘉纪诗集前的《序》中，已经将王艮与吴嘉纪并称为安丰一地百年之间的“两贤”。吴嘉纪咏孙豹人的诗有“悲君多苦辛”，“同气人久违”，“纷纷谁识先生心”，“浊世岂能容独醒”等诗句，说明着他们的理解是很深的。

王太丹是王艮五世孙，曾向南明福王献策，有志于抗清复明；入清以后，以卖字为生，虽然求字的人不少，他却得钱够吃粥就搁笔不写。病重时，他把自己的砚台托付给吴嘉纪，请用卖砚的钱安葬他。但这砚台一时竟没有卖得掉，“砚依主人犹似昔，主人欲去将奈何”。王太丹死后，吴嘉纪求人资助，才安葬了他。吴嘉纪作《王太丹死不能葬……》诗悲悼之，“诗魂月下来，长夜方漫漫”。吴嘉纪在安葬王太丹时，自家有三具棺材搁置荒野无力安葬，他们的处境，是同等的悲惨。

从汪楫（汪舟次）所作《陋轩诗序》，参照周栎园的《序》看，吴嘉纪与他们二人相识为友的经过，可简述如下：汪楫在朋友手里看到吴嘉纪的诗，并听到了诗人的情况，后来不期然而见了面，相处之下，觉得吴嘉纪的性情恰如朋友侧面的介绍，是“性严冷，穷饿自甘，不与得意人往还”，但汪楫与他唱和之下觉得还是相处甚欢，因为诗沟通了他们。这样，汪与吴做了朋友。吴嘉纪也就在汪楫手里看到了周栎园的诗作，极其称赞，当时周栎园因为“获戾当世”，被诬吃官司，吴嘉纪希望周栎园能平安出狱，好看到周在狱中的“近作”。后来，周栎园*出狱，在汪楫手里看到了吴嘉纪的诗，于是“推为近代第一”。当时，周栎园是有名的诗人，而吴嘉纪“名不出户”。周栎园能这样推崇吴嘉纪，当然是出以公心。而吴嘉纪称赞周栎园时，周还在坐牢，前程未卜，也就谈不上阿谀。汪楫说起吴嘉纪有病且深，周栎园很着急，急于见到其人，就叫汪楫写信问吴嘉纪能否到扬州来相会，且附寄他给野人的赠诗。周与吴都不曾见过面，但诗和命运让他们已经神交。汪楫说，“野人性固严冷不易合，然见先生诗，或当忻然来”，这个估计是对的，因为周既然获得*，就意味着又将做官，若本来与吴嘉纪一点关系没有，吴是不会凭着一信就贸然来相见一个做官人的。正因为他与周已有神交，并且接到汪楫的信与周栎园的诗，他就撑着病体来了。孙豹人评吴嘉纪的为人和为诗，只用了一个字：“诚”。他克服一向的清高孤傲，抱病前往扬州与周栎园相见，正说明这个“诚”字。汪、吴、周三人相识的情况就是这样。今人仍有以此贬低吴嘉纪的，这未免苛刻和失察。吴嘉纪有《管鲍篇呈汪舟次》诗，“赋诗菰芦中，世不知名字。齿脱发毛白，始遇汪舟次。己亥来游东海涯，九月十日见余诗。两心不觉胶投漆，因诗与我成相知”。这时吴嘉纪四十二岁，他很觉庆幸，“老夫垂首忽自怜，此身若死己亥前，篇章纵得逢同调，不过异代相周旋”。一面有遇知音之喜，一面却又悲从中来，冰雪之心，凄凉而真诚。汪楫一家三代好几个人都在诗上与吴嘉纪成了朋友，可见二人诗谊至深。

周栎园附寄汪楫信中给吴嘉纪的诗是：“无意闲从汪舟次，把君诗卷泪交承。同调于今宁几见？斯人当世未有称。老病行藏一径菊，乱离儿女满床冰。颇恐传闻真即死，新诗呼朋细细誊”。吴嘉纪接到此诗，就作诗一首《答栎下先生》：“穷冬伏枕何人问？栎下先生寄我诗。远问只愁身便死，怜才几见泪沾颐？吟成《梁甫》徒增慨，老遇钟期不厌迟。冰雪谿头扶病起，为君珍重夕阳时”。二人的诗也明白显示着他们结识的情况和基础。“为君珍重夕阳时”，孤寂而难以接近的吴嘉纪，其实是多么需要人间的温暖和知音！

周栎园出狱后到山东做官，“自三齐八闽，以至江淮，士不远千里倾盖投欢”，他本人也“所著书多，尤以表扬人为第一义”，有《赖古堂集》等著作传世，可见其在诗界甚有人缘。周栎园见了《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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